You Don’t Need Words（你要的不是字句）…

二十世紀演講集

「You Don’t Need Words (你要的不是字句)……」，這是朋友日前與同事分享他的寫作經驗時的講話題目。朋友有多年撰寫演講辭的經驗，快退休了，於是與同事們談談自己的一些心得、經驗。

這題目其實是只說了五分話，留下半句未說，餘下的半句是「You Need an Idea」。照我的理解，就寫作和演講而言，這句話的意思是「你要的不是華麗的字句，要的是精警的觀點。」簡單地說，是說話的內容重於形式。

這位朋友有點木納，平時不愛說話，據說，有時除了與同事打打招呼，而又沒有電話打進來，上班一整天可以一句話不說。通訊都用電子設備進行了，「不言而喻」變得不難。讓他給別人寫演講辭，真有點反諷意味。

這其實不奇怪，演講辭不過是文章形式之一，能寫出好文章，一定也能寫出好的演講辭。演講辭之好與不好，決定性的因素不是演講者的演說技巧，而是演說的內容。

演說技巧的好壞、口才是否了得，對於演講當然是重要的，特別是即興的演說。在毫無準備之下突然要站起來面對眾人講說什麼，是很多人最害怕的事。據說，這是美國人第二最害怕的，第一是怕死，誰都害怕。

有些人的演說才能真個了得，讓人打心裡佩服。美國前總統列根（里根、雷根）可能是近代世界最出名的演說家，有人說，你不用給他演講辭，給他一本電話薄，他也可以說得動聽。相反，也有人即使拿着很好的演講辭，也像唸電話薄一樣乏味。所以給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當過演講辭撰稿人的 Michael Gerson 說：Who the speaker is speaks as loudly as anything he says (演說者是誰之重要，不下於演說的內容)。

對於現場效果來說，這無疑是真確的。有些人，即使聽眾聽不進幾分他說什麼，也能牽動聽眾的情緒、攫住聽眾的心。希特勒是其中的表表者，當年在擴音設備不佳的情況下，他也能在廣場上演講而讓數以萬計的群眾如癡如狂。他嘀咕一陣，就會提高聲線和聲量，狂吼幾句，人群於是掌聲雷動。

可是，當演講辭變成白紙黑字，就不一樣了。手上有一本企鵝叢書的《二十世紀演講集》，是英國《泰晤士報》副總編輯 Brian ＭacArthur 選編的，他在前言中解釋了自己是怎樣在浩如煙海的材料中作出抉擇的，其中提到，有些演講在發表時在現場得到熱烈反應，可是成為冷冰冰的文字稿時，卻不堪細讀推敲，並無存之久遠的價值，於是不得不捨棄。

朋友用作題目的那句話，來自一本介紹演講技巧的書，Say It with Power and Confidence（把話說得有力量、有信心），作者是Patrick J. Collins。坊間，類似的書汗牛充棟，中的英的數不勝數，很多是近年應市場需求而推出的。這些書，我也讀過幾本，發覺談的撰寫演講辭技巧不過老生常談，沒有很特別的。至於扎實的演講內容，這些書幫不上忙，得靠平常「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蘇東坡語），得窮畢生之力而為之。

一般人，站到台上向千百人宣講的機會不多，但常要作廣義的演講，例如在會議上發言，對客戶介紹產品，向上司匯報工作等。這時，都用得上朋友推介的這句話：「You don’t need words , you need an idea」。

用古語說，是「言之有物」；用香港現代語說，是「要有 point」。

閱讀：德國和俄羅斯

法蘭克福書展

昨天的〈紐約地鐵車廂裡的書香〉一文引來兩位朋友回應，一位指出，有統計說，德國人在車廂裡最愛讀書；另一位則說俄國人坐車、休閒都愛看書。德俄兩國都曾經強盛一時，這與他們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蘊不無關係。

德國人較愛閱讀，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著名的法蘭克福書展，是德國讀書風氣強盛的反映。這是世界最大型的書展，主要功能是推進版權貿易。據說，書展中的版權交易佔世界全年版權交易的四分之三以上。近年每次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七千多家出版商和書商、三十多萬個新品種參與。

這個書展是一九四九年起舉辦的，創辦之時，距離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不過四年餘，全境仍在戰火的廢墟中百廢待興，有無數涉及民生的事務急於處理，可是法蘭克福書展開辦了。可見，書本對於德國人，重要性不下於柴米油鹽。德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圖書出版國(第一是美國)，平均每1.3萬人就有一家書店，世界第一。

智能電話普及前後的對比

近年，有人有感於中國人熱衷於玩手機而冷落了書本，愛拿德、美、日來對比，把德國人譽為最愛讀書的民族。這該有所根據，可是，電子玩意的負面影響無孔不入，德國人一樣不能倖免。

內地傳媒有從德國發回來的報道指出情況的另外一面：國際經合組織(OECD)二零一三年的成年人教育水準（PISA）調查評估了24個工業國家成年人一般教育和日常教育水準的狀況，其中包括閱讀能力；結果顯示，德國人的閱讀能力低於這些國家的平均水準，也就是閱讀由簡單詞彙組成的短文有困難的德國人的人數比例比其他國家要高。

這並非偶然性結果。OECD自二零零一年起每三年進行一次的中小學學能PISA測試也顯示，德國中小學生在測試中的成績低於平均水準。我正在閱讀的《我們曾經的輝煌》(That Used to be Us)一書載有同一調查二零零九年的發現，在閱讀一項中，德國在33個國家/地區中排第20，在數學排第16，在科學排第13。

《我們曾經的輝煌》中的「我們」指的是美國，us 可理解為 US。這書是針對美國在全球的優勢不斷萎縮、特別是教育狀況每況愈下而寫的。可憂的看來不僅是美國而已。

至於俄羅斯，我相信這個國家會有東山再起的一天。俄羅斯有很深厚的文化積澱，俄羅斯人很珍重自己的文化傳統。俄羅斯的近代史波瀾跌宕，開闔起伏都極大，這與中國很相似。不同的是，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曾經亟欲置中國傳統文化於死地，連方塊字也要消滅；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的歷次鬥爭中始終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樣的民族不會甘於蟄伏。

上述OECD中小學學能測試還有我們應該知道的：上海在三項中都名列第一，香港則在數學第三，閱讀第四，科學第三。

紐約地鐵車廂裡的書香

紐約地鐵車廂裡

不久前看過一輯紐約地鐵車廂內的照片，全部不堪入目，看來都是偷拍的：在空蕩蕩的車廂裡，一個又一個形跡畸型的人有各種旁若無人的齷齪行徑。紐約地鐵可怕的一面，很多人多少知道一些；我沒有親臨過，也有所聞。但那輯照片仍然令我寒慄。

可是我剛剛又看到一輯觀感完全相反的照片。你若也愛閱讀，一定對這輯照片有莫名的親切感。這是荷蘭攝影師 Reinier Gerritsen 拍攝的，都是紐約地鐵車廂裡、車站內乘客們埋首書本的照片。照片反映的紐約地鐵，是一個書香滿溢的地下世界。

這輯照片有五百餘幀，也是偷拍的，絕大部分攝於車廂裡，有些在月台上，有些是從月台上向車廂裡拍的，大概是攝影師在月台上捕捉鏡頭時，見到停定的車廂裡有人在閱讀，就趕緊按下快門。

照片似乎都拍於上下班高峰期，車廂都擁擠得很，很多人站着單手捧書而讀，都全神貫注，只有少數人發覺有人在拍攝而望向鏡頭。個別照片中，攝進鏡頭的書本有兩本。

照片更特別的是，鏡頭所聚焦的不單只是書本的讀者，還有書本本身和書本的作者。Gerritsen 是攝影師，又是圖書館管理員。他花三年拍攝到這一大批照片，還盡力把照片裡的每本書查明白，紀錄作者的姓名。這些書品類繁多，多是小說。美國女性電視編劇、小說家Suzanne Collins，美國暢銷小說作家James Patterson，英國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聞名的J·K·羅琳，是最熱門的作者。讀哲學、詩歌、經濟等非小說書籍的也不乏人。Gerritsen 把照片放到網上，以書本作者姓氏的字母序排列。我略一瀏覽，還看到莎士比亞、奧巴馬、Paul Krugman (克魯明) 、Ferguson Niel (費格森．尼爾)等名字。

智能電話出現之前後

我不知道紐約的上班一族是不是特別愛讀書。Gerritsen 則是努力提倡閱讀的有心人，他拿照片在紐約舉辦了展覽，還出版了專書。可是這整個項目的名字卻讓人有點洩氣，叫做 The Last Book (最後一本書)。可見，這輯照片反映的，只是紐約地鐵的一個側面，它們集中起來營造的印象未必是真實世界的全貌。

香港的地鐵車廂裡有人讀書嗎?有，只是不多。我對這特別留意，偶爾遇到有人在看書，也很想知道讀的是什麼書。以前常見到有人看漫畫，如今較少見了，可能都改了用手機、平板電腦去看。

我出門必定帶上一本書，以便在車上閱讀。這可能有點異樣，有時引起他人注意。有一會竟然有坐在旁邊的漢子瞥見我的書中的某個字，跟我攀談起來這個字的字形來。又有一回，在深圳的地鐵車廂裡正在看書，忽然覺得有點奇怪而抬起頭來，竟然見到八只眼睛湊近在看着我，是四個一面狐疑的少年，其中一個嘟囔說：「這麼老了還看書啊！」在大陸，有白頭髮就顯得蒼老了！

我最近才用上智能電話。我給自己定下規矩：在公共場合，非必要不使用。要低頭，向書本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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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地鐵讀者眾生相 http://www.reiniergerritsen.nl/preview/LASTBOOK/

「有得揀」不如「識得揀」

兩個花頭長出15菖花來

今天早上看到，家裡泡養的水仙花頭已萌出花蕾來了，可能明天，甚至今天下午，就可以見到家裡今年的第一朵水仙花綻放。

還有三個多星期才過年，如果是花農的話，水仙花這麼早就開放，年花的生意便難做了。個人則沒有問題。我家喜歡整箱水仙花頭買回來，早早讓水仙分批下水，讓家裡過年前後大段時間裡都飄着水仙的芳香。

要這樣做，得自己泡養；買水仙頭回來，自已切割，幫助花菖從鱗片的包裹中順利長出來。這樣的技術不算很複雜(泡養蟹爪水仙則很複雜)，小心不要傷害到花菖就是了。可是要挑選上好的水仙花頭則難，很講究經驗。

不久前，水仙花頭剛上市，我家附近一個花檔有花頭擺賣，個頭很大，48元一個。這很貴，買一箱得不少錢。

兩星期之前，家人辦事後順路到旺角花墟去，逛了一圈，幾經比較、格價、議價，竟然以一百元一箱買了兩箱回來(一箱是為朋友買的)，每箱十個。家人在方面很有經驗，過去每年都能買到很好的水仙頭；而且善於砍價，一百元一箱就是從一百五十砍下來的。但這樣的價錢真能買到上好的花頭嗎?我口裡不敢說，但真有些擔心。

一箱十個，一個有多少菖花?

今天早上見到，兩個星期前下水的兩個水仙頭的花蕾都冒出來了，一個有八菖花，一個有七菖花。花這麼多，有點意想不到。一箱十個花頭中，可能有些不那麼壯健，花少一點；隨意先泡養的兩個有這般成績，其餘的大概不會太差吧?

要泡養的水仙頭多花，其實也很容易，挑大一點、價錢貴一點的買就行了。願意再多花點錢的，到花農處，到過年前才營業的年宵市場，挑已含苞待放的，要多少菖買多少菖，十多菖花的都有。好像是去年，我家自已泡養也能一頭綻出十多菖花來。

自已泡養水仙有一個好處，是可以看着水仙不斷成長，看着花菖從花球鱗片中茁長出來，一天一個樣地生長，最後一個花蕾一個花蕾地綻放。這過程比其他植物的生長快多了。不過，要是你太多愁善感，說不定也會在葉頹花萎、要當垃圾棄掉時，有點難過。一個多月裡，你就看到一個從茁壯到燦爛，再歸於寂滅的過程。

我則從中體會到另外一點：「識得揀」(懂得挑選)比「有得揀」(有得選擇)更重要，在只能從花頭裡挑選的階段尤其是這樣。從花頭，你只能看到指尖般的葉芽，其餘都被嚴嚴地包裹起來，有些還裹着厚厚的乾涸泥巴。你欠點經驗的話，完全不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

這很像選舉。對於普羅選民來說，絕大部分候選人都像水仙花頭，他們都用各種厚厚的包裝保護起來，他們的真面貌，你只看到丁點。你「有得揀」，但你真是「識得揀」嗎?

買錯了水仙頭無所謂，你可以安慰自己：明年再買。我呢，寧可讓「識得揀」的家人做這事。

韓流滾滾的背後

近年，香港興起韓流。我對韓流不感興趣，總覺得有一股很不自然的味道，矯揉造作的。誰料，我也不自覺受波及了。我感興趣的「我是歌手」歌唱比賽節目，以為是大陸原創的，卻原來是從韓國引入，就像從美國引入的「中國達人」一樣。

了解一下又知道，韓流不但影響周邊國家，在中東、歐洲、拉丁美洲不少國家也捲起了旋風。在文化以至政治上與韓國存在巨大鴻溝的國家，例如日本、印度等，也不可倖免地受到衝擊。香港與韓國在地理上、文化上都接近，被韓流衝擊得東歪西倒就不出奇了。今天早上的電視報道說，香港有年輕人到韓國去拍結婚照片，選的是熱門韓劇的佈境現場，包括男女主角纏綿過的大床。韓國人真有生意頭腦，這錢也真好賺。

韓流之興起不過十餘年，成就之大令人驚嘆。對香港人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這過程幾乎與香港的回歸同步。

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重挫韓國，汽車、家電等傳統強勢產業都不能倖免，九家銀行和三個財團先後倒閉。韓國政府不得不考慮重新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不但要東山再起，並要可持續發展。當時的總統金大中一上任便提出了「廿一世紀韓國的立國之本是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的新思路，認定文化產業是未來的朝陽產業，不僅會帶來可觀收益，還會帶動眾多產業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從一九九九年開始，發展文化產業上升成為國家戰略，逐步放鬆管制，鼓勵民間資本和企業發展文化產業。

如今，韓流已並非純是文化產業，而且是支撐韓國其他產業的軟實力。韓流所到處，為韓國其他品牌和商品扣開大門，也為韓國帶來那裡的遊客。韓流帶動了韓國旅遊、飲食、化妝品、美容、服飾，甚至消費電子產品和汽車。

韓流還會有更大的發展，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文化產業室一位高層人員最近說，他的部門負責的電影、動漫、音樂、視頻、廣播、遊戲、多媒體、動畫形象、漫畫等各領域，未來會更協調地發展，且各個板塊內容會更豐富，比如K- Pop流行音樂方面，過去韓國多是推出一些偶像派的歌手和組合，現在希望更多地推出一些風格多樣的歌手以及樂隊。

但另一方面，有研究韓國問題的學者指出，韓國的華麗表面掩飾了韓國齷齪的背面，主要是財閥無孔不入的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星，它已發展成為凌駕於政府之上的龐大勢力。韓國的三份主要報紙，都是三星「贊助」的。有傳媒揭露，三星對付異己的手段儼然有如黑幫。

在政府的驅動下，韓國的發展速度飛快，整個社會在急速運轉，這從三星手機型號更新之快可以見到。快節奏形成的壓力讓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特別是向上游掙扎的年輕人。韓國的自殺率在發達國家中居於前列因此不令人驚訝。

對於文化產業的威力，香港人並不陌生。曾幾何時，香港的電影、電視劇、粵語流行曲曾顯赫四方，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有巨大成就。韓劇當初就以港劇為師。可惜，急功近利之下，長城自毀了。黃霑那篇關於粵語流行曲興衰的論文，哀嘆的不僅是粵語流行曲的衰敗而已。

從觀塘回望土瓜灣、香港

從啟德遠眺中環

上周末到啟德郵輪碼頭走了一遭。在那裡觀賞維港，有360度的視野，本該很可觀。可惜那天霧霾濃重，在郵輪碼頭的天台花園向中環望去，太平山只是隐約的山影。背後的觀塘一帶，只是一水之隔，則看得清晰。觀塘這名字，可以上溯近千年，而在啟德舊機場跑之上興建的啟德郵輪碼頭，則是香港最新的大型基建。從這一對比再往深處思量，令人概歎。

如今一個經常看到、聽到的說法是，香港在英國人佔領而「開埠」之前，不過是「一座荒島」、「一條小漁村」。大家都這麼說，大家也就都這麼相信了。可是越來越多事實證明，這是誤導。

觀塘就是一個證明。觀塘的「觀」字本來是「官」，官方的官，而「塘」指的是盬塘。從北宋起，這裡就是官方鹽場，名為「官富場」，又叫「官富鹽塘」，是當時東莞縣內四大鹽場之一，後來簡稱作「官塘」。觀塘，是上世紀五十代起發展作工業區才改的名字。

與觀塘隔着九龍灣遙遙相望的土瓜灣，不久前因為地鐵工程，挖出了多處古代遺址，包括四口宋井，也證明香港在「開埠」之前，就有一定的發展。新的發現有一定的考古價值，香港傳媒曾一窩蜂地強調發現的重要意義，大有喝停地鐵工程。

香港茶室內的六十年代維港鳥瞰圖

一個古跡遺址的考古價值有多大，必須經過專家的詳細研究、剖釋、論證才可以決定，在這些都未進行之前，是決不可以由記者捕風捉影遽下結論的。專家的研究，還要花時間進行。但在此之前，對比一下香港的其他考古遺址發現，可以有個初步概念。

中大歷史系教授兼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鄧聰到土瓜灣遺址現場初步考察之後，寫了《沙中線考古的危機與機遇》的報告。其中提到，香港尚有數十處宋元時期遺址，其中不乏規模龐大及保存條件十分理想的考古資源，分布在離島、屯門、元朗、荃灣、北區、大埔、沙田、九龍城、黃大仙、西貢等地區，共數十處，不乏宋元時期的重要遺址。

其中，屯門青磚圍一個面積五千平方米的遺址，只從25平方米中就有兩千多件磚、瓦、瓷片出土，「一定是宋元聚落所在」；后海灣鰲石磡海邊遺址，面積三千平方米，從不到二百平方米中就找到唐宋四省十多個名窯的近二千五百件陶瓷片，可能是海上瓷路的重要港口；元朗鶴洲嶺遺址，面積一萬八千平方米，初步發掘僅一百平方米，就發現一處房址有鋪磚地面、天井水井、水管暗渠和大量陶瓷片，發挖下去，「宋代繁榮聚落會應聲而出，那麼水井的發現，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相對之下，這些發現比土瓜灣的發現重大得多，在考古學上更具優勢，可是都沒有落入傳媒的法眼中去。或許因為，這些發現都缺乏造成轟動的新聞元素之故，不似土瓜灣的發現位於鬧市當中，涉及周圍居民的重大利益，牽涉政府的重大基建工程，自然也容易上綱上線而對政府各部門問責。

土瓜灣考古遺址的風波已暫造一段落，決定遷址保存，而不用大花公帑修改沙中線走向、就地建博物館等。

啟德郵輪碼頭裡有一家叫香港茶室的茶餐廳，價錢很相宜。一幅看來是六十年代從太平山頂拍攝的港九兩岸景色的照片，鋪滿了一面牆壁。把照片同外面的景色相對照，可以見到香港半個世紀以來走過了多遠的路，只是，如今的征途前路，一片迷濛。

也許我不能……但我可以……

我住的大廈有一位熱心的管理員，他每天一大早就弄來大沓免費報紙，逐家送到一些住戶家中，會插在大門鐵閘上，然後按門鈴通知。我家其實不需要這些報紙，但他還是堅持要送；那好，請不要按門鈴吧，當面解釋了幾回，說是家人有時候起得晚，不想受驚。可是他還是要按，好像報喜一樣。

這真無奈，他是一片好心，見到你總是笑嘻嘻的，你不能拒人千里、認真地教訓他。那就只好忍受，有時難免被門鈴聲嚇一跳。

要改變別人的行為真難。這讓我想起以前一位共事的前輩的經驗，他對一位下屬在自己的專欄中劍拔弩張的文風不滿意，一再告誡，可是對方故態依然。他告訴我，有些人的缺點是一定改變不了，不必老是與這較真。如果不關乎重大原則問題，你接受現實好了。也是他對我說，做編輯，有時要得過且過。

這不等於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改變，只是不妄圖去改變改變不了的事，而是改變自己看待這事實的心態。這就是台灣釋海濤法師說的：「與其改變別人，不如改變自己，因為改變自己比改變別人容易。」

這並非佛門的獨到智慧。據說在倫敦西敏寺大教堂裡，聖公會一位主教的墓碑上有這樣的文字：

「當我年輕自由的時候，我的想像力沒有任何局限，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到漸漸成熟明智了，我發現這個世界是不可能改變的，於是我把眼光放得短淺一些：那就只改變我的國家吧！但是我的國家似乎也是我無法改變的。

「到了遲暮之年，我抱着最後一絲希望，決定只改變我的家庭、我親近的人。但是，唉，他們根本不接受改變。

「現在臨終之際，我才突然意識到：如果起初我只改變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變我的家人。然後，在他們的激發和鼓勵下，我也許就能改變我的國家。再接下來，誰又知道呢，也許我連個世界也可以改變。」

沒有人相信，只要這位主教年輕時改變自己了，就真的可以改變他的國家以至全世界。但他反方向的思維方式，着實可以讓人有一個不一樣的視角，對同樣的事物作不一樣的審視。世界有時真的因此而改變。今天早上從電視新聞中看到這樣的報道：光學顯微鏡的觀察極限在200納米；這極限可以用電子顯微鏡突破，但成本很高。麻省理工的科學者最近卻從相反方向着力，在光學顯微鏡上取得突破。他們發明的一種聚合物凝膠，可以讓泡浸其中的觀察樣本均勻膨脹。膨脹了的樣本放到顯微鏡下，解像度就變相地提高了，觀察極限擴展到70納米。

逆向思維，不是科學家也可以嘗試：

也許我沒有月貌花容，但可以心靈手巧；

也許我不能改變天氣，但可以改變心情；

也許我無法控制明天，但可以掌握今天；

也許我難以萬事勝意，但可以事必盡力；

也許我不會馬到功成，但可以日有寸進；

也許我難望富可敵國，但可以心中富有；

也許我未必長命百歲，但可以無憾此生；

……

「下一個任白何時出現?」

西九大戲棚

整理案頭的舊報紙，翻過一張差不多三個星期前的，赫然見到一個大標題：「下一個任白何時出現?」這是一個為了吸引眼球而構思的標題，稍為知道粵劇發展近況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值得提出的問題。

那篇報道是配合農曆新年的「西九戲曲中心粵劇新星展」而刊出的。西九大戲棚搞了三年，在仍進行着建築工程的西九工地上，搭起已在市區消失多年的竹戲棚，三年來每到農曆新年，都吸引不少有懷舊心結的人入場，大為旺場。今年，可能由於工程關係，西九無法再搭戲棚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把春節的大戲活動改到擴建了的高山劇場去，由12位香港粵劇新秀一顯身手。「下一個任白何時出現」的問題由是提出。

問題其實應該是：在香港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還可以產生任白那樣的粵劇伶人嗎?「任白那樣」是指多方面的，包括明星魅力、藝術造詣、創新能力、人格修養、社會地位等等。

任劍光和白雪仙之所以一直是粵迷的偶象，光輝數十年而魅力不減，除了他們個人的修為，也因為生逢其時。粵劇當時從清末誕生後，在省港澳地區形成獨當一面的戲曲劇種，並走向前所未有興旺。任白投身其間，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經過幾十年奮鬥，取得名字與香港粵劇相提不墜的成就。

當時的天時地利涉及很廣，不僅是省港澳之間的關係，還牽涉中國大江南北的政治經濟局勢。大陸內憂外患動盪不已，香港卻是偏安一隅，「隔江猶唱後庭花」，出現歌舞昇平的景氣。香港逐漸超越廣州成為粵劇的中心，不但伶人薈萃，也因為珠三角遷入的人口急升而觀眾大增，形成龐大的粵劇市場。

西方影藝技術的新發展也促進了香港粵劇的蓬勃，粵劇從舞台發展到銀幕，粵劇電影興旺一時，任白不僅是粵劇老倌，也是電影明星。

在香港粵劇最興旺的戰後初期，香港有戲班數十個，大老倌數不勝數；能在技藝上自成一派、獨創新腔的伶人為數不菲。香港那時的粵劇圈說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不為過。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粵劇是在沒有政府任何支持下興旺發展起來的。港英政府沒有想過這樣做，粵劇中人相信也沒有人旨望港英政府會重視中國人的這種草根文化藝術。可是社會有足夠的文化、經濟土壤讓粵劇之花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土壤已不一樣。從粵劇圈中人每每把粵劇的發展繫於政府的有多少支持、資助，可見粵劇已大大喪失原來蓬勃的生命力──或者應該說，原來可供粵劇健康成長的土壤已大大流失了。

這不能怪任何人，要怪的話，只能怪大環境的變化。環境不同了，除非你可以適應環境，否則只能萎縮，甚至消亡。各個社會的文化史都是這樣的興亡史，好心人的努力可能都是徒勞的。有些東西萎縮後能夠在小眾之中細水長流，有些東西的最好歸宿則可能是博物館。前者還有生命，後者就意味着死亡了。

「下一個任白何時出現?」最好不要問，知道答案的人也不想回答。

自由，就像盬

以碧姬芭鐸為原型的自由女神胸像

由巴黎《查理周刊》若干幅漫畫引起的風波在繼續擴散、發酵，已擴展到法國之外，甚至歐洲之外；風波最終會造成多大的禍害，難以估計。幾個人幾枝筆，就搞得周天寒徹，世界混亂，是為又一個由少數主宰全局的極端例子。

《查理周刊》惡搞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所為，得到很多人支持。這麼說，其實不完全準確。這樣的支持，是周刊受到血腥襲擊之後才突然井噴般出現的。周刊本來沒有多少人看，一受襲了，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徵，人們才霍然站起來，蜂擁到周刊的背後。數以百萬計的人還掏出錢來買一本《查理周刊》，以示支持言論自由。

巴黎是紐約自由女神像的原產地，「自由」這字眼在巴黎特別神聖，巴黎大革命最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就是「自由、平等、博愛」。五六十年代，法國影壇冒出身材出眾而演技平凡的碧姬芭鐸，有人以她的形象塑成自由女神胸像。一與自由沾上邊，「性感小野貓」也可以神聖起來。

可是，過分強調自由，容易出現偏差。自由就像盬，盬在飲食裡不可或缺，但太多了則苦澀難嚥。往食物裡放盬，一定要拿捏好分量，對自由的掌握也一樣。對這一點，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等早有大量論述。羅曼羅蘭說，個人的絕對自由是瘋狂，一個國家的絕對自由是混亂。孟德斯鳩則說，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許可的事的權利。其實，還有法律之外的界限。《巴黎人權宣言》因而說：「一個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個公民的自由為界限的。」這界限無法用法律巨細無遺地規定下來，而只能通過人的常識、不成文的道德規範等界定，靠的是人的理性。

不可以冒犯、咒罵自己的長輩和別人的長輩，不可以挑釁、侮辱不同宗教的信仰對象等等，都是不必用法律去範規的。你不必具有高深的學識，不必讀過艱澀的法律課程，而只要還記得幼稚園老師的教誨，就知道這樣的所為是不應該的。

《查理周刊》侮辱伊蘭教最大的先知穆罕默德，豈能用言論自由去解說？這不是針對穆斯林中少數的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而發的，而是以所有伊斯蘭教信徒為敵。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一般人以為伊斯蘭教的先知就是穆罕默德，而不知道他們的先知還有阿丹（亞當）、努哈（挪亞）、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穆薩（摩西）、爾撒（耶穌）等等，穆罕默德則是最後一位，他是真主（即猶太教、基督宗教的上帝）派來教化全世界的使者，其他使者只向特定民族或國家宣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是伊斯蘭信眾奉為神聖的。《查理周刊》不向《古蘭經（可蘭經）的其他先知，不向先知之上的真主（上帝）開火，而只計對穆罕默德，顯然是選擇性的「點射」，激怒伊斯蘭信眾，也就很自然了。

世界不同宗教的領袖為避免宗教摩擦，一九九三年簽署了《世界倫理宣言》(Towards a Global Ethic: An Initial Declaration)，提倡以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彼此的行為準則之一。

《查理周刊》的「藝術家」們除了揭橥「言論自由」，也應服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幼稚園的小朋友也應遵守的規則。

敢於慢一步的大智慧

誰「勇於敢」?誰「勇於不敢」?

「勇敢」兩個字，誰都懂。很小的孩子也明白，因為常常從大人的誇獎或指責中聽到。在一般的認識中，勇敢是一種美德；相對之下，膽小、怯懦都要不得，等同於窩囊。

可是，勇敢和所有美德一樣，不是越多越好的。對於勇敢，似乎要有較深入的認識。

阿里巴巴的馬雲成了中國首富之後，他的故事成了傳奇。這傳奇可不是憑空而來的，有實實在在的內涵。看看他的書，哪怕讀讀在網上流傳的他的「金句」，也可以知道他能成功並非僥倖。譬如網上流傳的一段他的演講片段，就值得沉吟再三。

其中有這樣的「金句」：「勇而敢者死，勇而不敢者勝。」他說，現在越是成功，越是常存感恩之心、敬畏之心，不知道接着下來還會不會那麼幸運。在他的話裡，「勇」和「敢」分列。從這幾句話可見，馬雲很愛讀書。

這話其實化自老子《道德經》第73章，原句是「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據南懷瑾的解釋，其中的「勇」是勇氣，「敢」是決斷。南懷瑾認為，這兩句話非常重要，舉凡政治哲學、軍事哲學、經濟哲學，甚至做人的哲學都涵蓋在內。

有人在旺角街頭被人多看一眼，覺得受到挑釁，就一刀捅過去，這是為「勇於敢」。這是粗暴妄為，不是真勇。缺乏智慧的判斷，缺乏道德的規範，什麼事情都敢做的人，用南懷瑾的話，是糊塗的廢人。

南懷瑾指出：「人們年輕的時候都可能犯下這種錯誤，自己認為很高明，很勇敢，什麼事情都敢做了再說。但是，天下事不能做了再說，最好是說了慢慢做；先把道理搞清楚，再慢慢來做。年輕人固然不怕錯，只要知錯能改，但有時候想改也改不過來了。尤其是歷史上的錯誤，沒有機會改過來，所以『勇於敢』的結果是殺。」

他說，人生最大的勇氣是慢一步，先問一下有沒有把握，才決定怎麼做？多考慮一下其實是勇氣。「勇於不敢」很難做到，有時候會被人罵懦弱；若怕被人罵懦弱而「勇於敢」，那就完了──殺！

老子不是說什麼事情都要「勇於不敢」，他是針對世人多只知「勇於敢」而說的，接着指出「此兩者或利或害」，可能對，也可能錯。哪麼該怎麼辦?老子也不知道，說「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喜歡成全什麼，誰知道?要怎麼做，連聖人也為難，得靠大智慧。

「勇於敢」而犯下的錯誤以至造成的禍害，每日都在報道。巴黎近日的連串災難就是這樣而來的，有人用筆「勇於敢」，有人用槍「勇於敢」，都有巨大殺傷力。

這樣的傻事，在香港也不斷發生。它們有一個特點：以傳媒的鏡頭、話筒為催化劑。當事者只要知道有這些東西存在，就「乜都敢死」(什麼都敢做)，但就是欠缺「勇於不敢」的大智慧。

《學苑》豈只在清議

朋輩傳送或上載的短片中，經常可以看到同類或不同類動物之間的互相關愛，不少讓人心中油然泛起暖意，有些涉乎生死的，觀之甚至愴然。最近看到的一段中，一只狗被車撞得血淌一地；另一只狗，可能是它的同伴，勉力把那看來已沒有生命跡象的狗拖到馬路中間的隔離帶，然後輕輕伏在它的身上，用舌舐着，舐着……。

這樣的憐憫，多施於柔弱者、初生者之上。「人都有憐憫之心」的說法現在看來不全對，但人的確有，也應該有更大的憐憫之心。這也普遍表現在對弱者幼者的身上；擴而大之，對年輕人厚愛有加，若非必要，不忍呵責。

可是，你見到年輕人過分輕忽了，有誤入歧途之險，甚至可能危害社會，厲聲喝止仍是必須的，這或者是更大的憐愛。對於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謬誤，我是這麼理解的。

有學者今天為文說，當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時，香港各大學的學生刊物中百家爭鳴，什麼樣的觀點都有，但「沒有遭到港英政府打壓」，「當年殖民地政府可容忍的，今天特首卻不能容忍」。

他忽視了一個重大的事實：當年的學生都不過在書生清議，而今天提出那些議論的學生在付諸「革命」行動。

我沒有讀過那些文章，但通過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去年在十二月十四日一期《亞洲周刊》的文章中初步見識了，可說矚目驚心 ：「佔領中環 香港革命」，「香港民主獨立」，摒棄「『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的大中華意識」，「若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這些文章早就論述了「佔中」的目標和策略，陳莊勤自言「驚訝」地發覺，「佔中就如是按一年半前寫好的劇本演出一樣」。這不是「三子」的劇本，而是那批激進學生的劇本。在這些激進學生眼中，「三子」歸入落伍了的舊民主派，而「香港新的民主運動是將香港獨立訴求與爭取民主連成一線」的。「泛民」豬八戒照鏡的尷尬由此而來。

這些學生顯然走火入魔了，陳莊勤的文章的題目因而是〈請救救香港的年輕學生！〉《施政報告》也因而籲請與這些學生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土勸阻。

香港社會一個重要的共識，是以「一國兩制」為前途的基石。《學苑》言論的危害性正在於對「一國兩制」的公然破壞，要「兩國兩制」。這樣的言論以至行動，危及每個香港人的福祉，可以視而不見嗎？

重溫一下鄧小平大發雷霆的一幕是必要的。當年在中英談判時，耿飚副委員長在香港記者糾纏下含糊其辭地答了句「我們可能不一定(在香港)駐軍吧」，鄧小平知道後斥為「胡說八道」，並在一個場合叫香港記者為他闢謠：「我國在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以後，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接著，鄧小平的語調「提高了八度」說：「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

駐軍不僅是權力的體現，必要時是可以行動的。有人「希望流血」(柴玲語)，可以，流自己的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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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請救救香港的年輕學生！
http://www.yzzk.com/cfm/blogger3.cfm?id=1417665603990&author=%E9%99%B3%E8%8E%8A%E5%8B%A4

「我不是查理」

「我是查理。」

巴黎近日發生的連串恐怖襲擊事件，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強烈反應，多個國家的領袖到巴黎挽臂遊行，以顯示對恐怖主義同仇敵愾，對言論自由堅決捍衛。美國總統奧巴馬缺席這個「歷史時刻」，則受到廣泛抨擊。

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不會有人對這冷血的屠殺無動於衷，並對受害者──包括那位在《查理周刊》門外行人道上被槍手近距離射殺的穆斯林警員──表示同情。

可是，怎樣看待這些事件不可以感情用事，特別是傳媒和政府當局。當示威者都宣示 Je Suis Charlie 的標語時，你也不假思索地說「我是查理」嗎?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David Brooks 就公然以「我不是查理周刊」為題發表文章，因為他和大多數人一樣不會從事那種刻意挑釁和冒犯的諷刺、幽默。他說，人在13歲的時候會無畏無懼，敢於向權威戳指，敢於奚落宗教信仰不同人。可是長大後，就會以複雜的眼光看待現實世界，懂得包容他人的信仰。

作者認為，諷刺、幽默無疑對於揭露事實有獨到之處，但這應該有文明準則和留有餘地。這通常以社會道德而不是法律形式來規範，大多數社會都有這種不成文而共同遵守的行為標準，這較有彈性，較易為人接受。現在有誰想在美國任何校園出版《查理周刊》那樣的東西，30秒內就會被封殺。

法國經濟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皮埃爾．塔勒比則為文指責法國政政府偽善，從薩爾科齊到奧朗德都支持敘利亞境內的恐怖主義組識，以達到地緣經濟和政治的目的，奧朗德「自己就是利用暴力和仇恨、通過擴大敘利亞內戰來分化敘利亞內部各人民群體的肇事者之一」。

認識一下《查理週刊》是有必要的。它的前身叫《HARA KIRI》，一九七零年因諷刺去世的戴高樂將軍而被禁，隨後改名，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諷刺名人而被停刊。它一直以調侃伊斯蘭教聞名，也因此自二零零二年起就受到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機構的支持。它也經常惡搞教宗，曾經和一個基督教組織對簿公堂，但最終勝訴。

BBC駐巴黎記者說，法國新聞的諷刺傳統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查理週刊》繼承這一傳統，並與左翼激進主義與挑釁性的謾駡相結合，有時往往接近傷風敗俗的地步。早在18世紀，諷刺的對象往往是王室，比如王室的風流韻事等。而今天諷刺的可以是政客、警員、銀行家等等。

可是時代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歐洲過去的民族國家越來越發展成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國家──全球化國家。原本發生在國外的「文明衝突」有內化為內部衝突之勢。有人說，法國等西方發達社會因此在贖歷史上由引進黑奴、擴建殖民地等造成的「原罪」。法國人口中的穆斯林已高達一成，他們卻是很難融入主流社會。

面對這樣的現實，西方很多傳媒儘管同情法國，也珍重言論自由，但不會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畫。這包括《紐約時報》、德國的福克斯新聞頻道、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費城詢問報》……等。

CNN說得明白：「從新聞業來講，我們打從骨子裡想要且應該刊登這些漫畫。但對於我們這些管理人員而言，保護和照料我們在世界各地的雇員的安全，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