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七個平聲字的破句

西湖雪景(網上照片)

有同事送我──應說轉送我──一本書，說是不懂得欣賞，希望我懂得欣賞云。我翻了一下，發覺對這書不是懂不懂欣賞，而是根本不欣賞。

這是一本配詩的照片集。同事對印刷較熟悉，一看就覺得書的印刷奇差，與平時的專業要求相去甚遠；加上對配上的詩「不懂」欣賞，書
經別人送上，便立即轉送來了。

這樣一本書的出版，真讓我出奇。出版商是一家非常有名望的出版社，且以出版中國文學方面的書籍知名，該對出版物的內容分量、印刷質量有很高要求才對。怎麼會出版這樣的書？這不是通俗流行讀物，不可能暢銷賺錢。莫非是自費出版的？

作者倒是有來頭的，任職香港某著名大學中文學院副研究總監，專攻詩詞藝術，出版過十幾種書，包括詩集，得過很多獎。書還得到台灣某教授的作序。

書以杭州西湖為主題，選輯的百餘幅照片，力圖全面反映西湖四季晨昏濃妝淡抹之美。可惜照片看來不過是一般遊人到此一遊的紀錄，完全不見有什麼獨特構圖、光影、構思、技巧。加上照片好像都沒有經過版房的專業調整，全都灰灰濛濛，予人「西湖四季盡陰霾」的感覺。

詩句據說是一位畫家建議作者配上的，有古詩今詩，舊詩新詩，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大部分是摘句。其中有古人千古傳頌的佳句，也有今人不忍卒讀的破句，例如：「都言西湖千年情，盡歸此一不斷橋」。不論原詩是舊體詩還是白話詩，都讓人讀不上口──上句七字全是平聲字，而且三個聲節都落到最低音的陽平聲去(言、湖、情)！

自從提倡白話文和新詩之後，中國文學最大的遺憾可能是中文聲律之美丟失幾至淨盡了。詩詞這一文學體栽的一大特點，是它的誦讀性，可讀之於口，可讀之以於心，以前還可以唱，這就要求它有恰當的聲律安排。中文對聲律特別講究，因為講究才有唐朝的格律詩出現。這不是為了限制創作，恰恰相反，是為了方便創作；是時人總結了詩文中聲律之美的規律後，讓人有序可循而定出來的。這等於西洋作曲本來沒有所謂樂理，後來作曲家的創作多了，有人從中總結出的規律來，才有了樂理，讓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作曲於是便有路徑可依循。

啟功先生有一篇《詩文聲律論稿》，把聲律的研究擴展到詩詞以外去，認為中國古代的其他文體如駢文、韻文、散文一樣有聲律上的規律，所以可以瑯瑯上口。他指出，律化的條件有兩方面：一是字句形式上的要求，一是聲調配搭上的要求。字句形式整齊排偶比較簡單，聲調配搭怎樣才能和諧則較複雜。因為較複雜，今天就連專門研究詩詞藝術的學者也寫出全屬平聲的七字句來了。

杜甫一千多年前的詩作至今為人所愛讀，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對聲律的要求特別嚴格，自言「晚節漸於詩律細」，就是年紀越大越知道作詩要細分聲律，不只是要分平仄，還要分陰陽，例如押的平聲韻腳該落在陰平還是陽平。找幾首他的詩來讀讀就知道。

你為什麼背不出幾首新詩來？新詩不講究聲律，缺乏抑揚頓挫之美，應是重要原因之一。

原教旨主義溯源

原教旨主義已成為當今的新聞熱詞，幾乎每天都可以在新聞報道中見到、聽到。可是一般人對原教旨主義未必有充分認識。譬如，你可能以為這是只與伊斯蘭教有關，可是，只要稍微翻閱一下資料就可以知道，它源自基督教。

西班牙作家 Juan Luis Cebriàn 在 The Democratic Fundamentalism (民主原教旨主義) 一書中首先就澄清說，在英語媒體中，原教旨主義都指伊斯蘭極端主義，但它的根源應追溯到《聖經》和猶太-基督教文明去。只要對歐洲歷史稍有認識，經這一點撥，就可以回想到歐洲各國神權時代的腥風血雨，和歐洲為掙脫神權的極權控制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從而知道原教旨主義本來是什麼回事。

現代的原教旨主義概念，最初也以基督教為背景。《大英百科全書》認為，原教旨主義有兩層意思，第一，它是一種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初期很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或現代主義的神學傾向；第二，它是一種有自己的組織和機構的保守運動，旨在宣傳原教旨主義的五個基本要點。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它們是構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所以，有人把基督教的 Fundamentalism 稱為基要主義；而用到伊斯蘭教時，才稱為原教旨主義。

其實，很多宗教都有 Fundamentalism，都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者總要把本宗教的經典看作超時空的、永恆的、絕對的真理，要不顧一切去保持這種真理。這是原教旨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經典的基本原則既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的世界觀源於經典，因而也自覺合理合法。他們希望回到本教原始的道德時期；歷史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在他們眼中都是不可接受的倒退、背叛。

他們的另一共同點是反對現代主義、自由主義、世俗主義。所謂現代主義，指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一種神學思潮，它提倡革新對宗教的解釋，對宗教教義的執行要寬容，要容納世俗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

美國著名的「猴子審判」(Monkey Trial)案由此而來。一九二五年，美國田納西州一位中學教師給學生講授達爾文的進化論，原教旨主義的教會人士把他告上法庭，法庭判決這位教師違反了田納西州法律，把他趕出學校。美國是清教徒建立起來的國家。至今，美國社會相對於歐洲仍然很保守，保守宗教勢力在中西部的力量尤其是巨大。美國近年來右翼極端力量在政壇興起，背後其實是一股原教旨主義勢力。

當代原教旨主義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執於消逝的過去，顯得保守，另一方面又是對當代世界潮流的反應，而沒有脫離現代生活，還深深地捲入當代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中去，有很強的社會參與意識。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原教旨主義重新抬頭，是對當時美國社會濫交、墮胎、同性戀、吸毒現象氾濫的反響。今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興起，更是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無孔不入的反應。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原教旨主義者雖然反對現代主義，但積極採用現代科學技術。今日的《紐約時報》上有一消息：Military Skill and Terrorist Technique Fuel Success of ISIS (軍事技術與恐怖主義技巧促進ISIS的成功)。這使原教旨主義運動變得更可怕。

「殺掉」「真理」，開門迎新

攝於浙江楠溪江

一行禪師在《見佛殺佛》一書中講過《百喻經》中這個故事：

有個年紀不大的鳏夫一天回家，發覺房子失火，五歲的兒子也不見了。在火後的殘垣斷壁中，有具燒焦了的兒童屍體。他淚如泉湧，相信兒子不幸葬身火海了。孩子的屍體火化後，他把骨灰放在一個袋子裡，日夜帶在身旁。

實際上，他的兒子沒有在火中罹難，而是被匪徒擄走了。一天，這個孩子逃回家去，時值半夜，父親正要伴着那袋骨灰入睡。兒子敲門，父親問：「你是誰?」「我是你兒子。」「你撤謊！我兒子三個月前就死了。」父親固執己見，就是不開門。最後，兒子只好失望地離去。於是，這個可憐的父親永遠失去了兒子。

一行禪師接着指出：「當我們相信某個想法是絕對真理，並執持不放時，就無法接受新的思想，即使真理來敲門，我們也不會讓它進來。」

「學禪的人，一定要努力從這種所知障中解放出來，思想要開放，才能讓真理進來，老師也要幫助學生勉力為之。臨濟禪師曾說：『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對於一般虔誠的信仰者而言，這種說法會令他大惑不解。但這話的效用，實際上取決於聽聞者的心性和能力。如果學人有膽識，她就有能力藉此擺脫一切權威的束縛，體認究竟的實相。」

「真理並非概念，如果我們抱持概念不放，就失去了實相。所以必須『殺掉』概念，才能讓實相本身得到彰顯。殺佛是見佛的唯一辦法，我們有關佛陀的任何概念，都會妨礙自己親眼見佛。」

重溫這番話，有如飲甘醇的暢快，有醍醐灌頂的清醒。

環視四周，於是見到不少拒讓兒子進門的「可憐父親」。這些「可憐父親」看起來一點不可憐，而且顯得「高尚」、「偉大」，有為理想獻身的慷慨。他們或許就是很多人愛自我標榜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卻可能正是讓他們把思想的大門關起來牢固門閂。很多人提倡：理想一定要堅持，決不可退讓，而只要堅持，理想就一定能達到。那位要登上珠穆朗瑪峰的香港女教師就想身體力行，向學生證明這個「真理」。可是，她最後從登山途中退回來了。

這樣的真理往往成為閉塞耳目、窒息心智的魔障。「真理並非概念」！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最固執於成了僵化概念的「真理」，結果不惜捨身為「人肉炸彈」，危害蒼生。香港的民主原教旨主義者也固執於他們自己的「民主」概念，要挾持香港七百萬人的生計來達到自己的「理想」。

要打破所抱持的概念不容易，所以臨濟禪師才有「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這樣破格的機鋒。殺佛可見佛，佛無處不在；殺民主當然也可見民主。殺掉自己所定義的「民主」，不同形式民主可能會更多。

民主在敲門了，開門?不開門?

原教旨主義者──民主的

原教旨主義的名聲非常不好。自從恐怖主義分子在世界各地以極端行徑挑戰社會秩序以來，原教旨主義幾乎成為了恐怖主義的代名詞。由於這起源於一些以僵化思維理解《可蘭經》的穆斯林，它讓人以為這只是伊斯蘭教的現象。事實上，原教旨主義可以出現在不同的宗教、不同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中，這些原教旨主義者只要狂熱地執着於所信仰的某些立場、觀點、價值，而在複雜的社會現實缺乏靈活性，誓不妥協，就是原教旨主義分子。不提防，這些人會不惜玉石俱焚，把無辜者「攬住一齊死」。

留意一下身邊，可以發現不少這樣的原教旨主義分子，他們未必有極端行為，但擺出容不得對自己的信仰有絲毫懷疑的架勢，嚇得人退避三舍。中國人對原教旨主義十分熟悉，不過四十年前，「六憶神州盡舜堯」而容不得對毛思想有絲毫異議；對分明的錯誤也千方百計地顛倒黑白，以反為正。對待異議的最後一道板斧是：毛永遠是正確的，怎能有錯?

人一旦奉某種東西為信仰，就容易理性失位，取代其位置的是僵化的空洞概念；一切判斷，以這個概念先行，作為標尺去量度。

日前翻看資料，翻出一份美國學者 Bryan Caplan (布賴恩．卡普蘭) 二零零七年的論文影印本，題目是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y Choose Bad Policies (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政體選用壞政策)。再搜尋才知道，他後來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書。論文發表時，他是美國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喬治馬遜大學)的經濟學助理教授，現在是正教授了。

論文說的主要是經濟問題，特別是要為所謂經濟原教旨主義辯護，指出真正認為市場萬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經濟學界十分罕見，甚至在右翼極端分子中也很少見；他們若存在的話，也遠離了經濟學的主流。

他倒是對民主原教旨主義極不以為然。他認為，一九二八年在美國總統大選中落敗的候選人阿爾．史密斯（Al Smith）的名言是他們的思想邏輯的最佳寫照：「民主的所有疾患可以通過更加民主來治癒。」換言之，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民主本身是不可動搖的；你可以指責民主，但不能放棄它。很多人甚至連它的缺陷也大加讚賞：「民主是灰色的」，但「灰色是美麗的！」

如果有人說「市場的所有疾患都能通過更加市場化來治癒」，必會被標籤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而大加撻伐，但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卻受到保護，「你可以拿宙斯的膜拜者開玩笑，但決不能拿基督徒或猶太教徒開玩笑。同樣，社會可以容忍你拿市場原教旨主義開玩笑，但卻不容忍拿民主原教旨主義開玩笑，因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非常罕見，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就在我們身邊。」

他指出，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觀點說得更直白一些是：「民主本身就被界定為是正確的，因為不存在超民主的評價標準。」他說，這是哲學歷史上最不加掩飾的定論先行的宣判之一：民主的好壞必須根據其結果來判斷，但判斷其結果的唯一辦法是通過投票！

他觀察到，民主原教旨主義信徒們把小小的背離等同於完全的背叛，對待不敬的想法要像對待邪惡行徑一樣的嚴懲不貸。

對照一下，香港的民主原教旨主義者說不定比美國還多。

白話取代文言勢所必然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胡適就拒絕朋友推薦工作一事請學生們擬一份電文，意在比較文言和白話的優劣。學生所擬的文言電文中用字最少的是：「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所擬的白話電文更短：「幹不了，謝謝。」若按今天很多人在網上的行文習慣，還可以短一些：「幹不了，謝。」

我不知道胡適的電文是在看到學生的功課之後或之前擬出的，又是否真的用這種直話直說的語氣覆電了。他這般說話，旁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大師出之調侃的謙詞而不以為忤。誠惶誠恐的學生，是決不敢這般口出大言的，說了，會被視為大言不慚。若敢這般大氣，大可以說：「恕難從命，謝。」亦五字。

這故事實在說明不了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而只能說明在這個例子上，兩者都可以巧妙運用。

脫離這個例子，情況又如何?

語言是溝通工具，更是思想工具，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思想方式。文言既是工具性語言，又是思想性語言，大致規定了運用文言的人想說什麼，和如何言說。文言基本上形成、凝固於二千年前，不可避免地構成對思想的束縛。

這樣的束縛與反束縛，在文言雖然緩慢但必然發生的演變中是有跡可尋的。文言與白話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單字詞與雙字詞、多字詞的多寡。先民造字之始，以一音一字表一義。譬如馵是白馬，驪是黑馬，騋是高七尺以上的馬，駥是高八尺以上的馬……。有人為此而驕傲，說漢字的表述非常細緻。可是這麼一來，讀書要認的單字就很多了；而隨着客觀事物複雜化，要造的新字會越來越多。《康熙字典》收的四萬七千幾字，佔了很多是這樣的字。它們要通過漢語的一千四百個音節發聲，即使有聲調變化，同音字亦難免越來越多，造成學習和溝通困難。這必須解決。

這在口語中先得到處理，就是利用音節的互相搭配組成雙音詞，譬如用白馬代替馵，用黑馬代替驪等。這在口語上、書面都好學好用。理論上，一千四百個音節排列組合可以產生的雙字詞可達一百九十六萬餘個，也就是說，不必製造新字也可以產生足夠的新詞。這樣，只認識二三千個常用漢字的小學生也可以基本上看懂報紙，而在英語世界，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樣的雙字詞，不斷滲透到文言中去，驅使文言不斷向白話轉化。可是，文言固執的穩定性不容易克服，而倒過來形成思想約束。「作為思想的語言體系，文言從根本上限制了明末至清初的思想變革，語言規定了清末梁啟超、譚嗣同等的思想不可能超越語言的界限太遠。」(《漢語白話發展史》)

兩者矛盾的衝突最後形成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這不僅是文體的解放，也是思想的解放。當時的語文變革有三種選擇，一是改造文言文，在外來思潮洶湧而入之下，這實際上是強文言之所難；二是改漢字為拼音文字，這幸好因為工程過巨而難成其事；三是改造白話，大量引入新詞彙、新語法、新表述方式，而同時引入新思想，這過程至今還在持續。

但要割斷白話與文言的聯繫很難，也不必要。文言在白話中如基因的存在，無法消除，而只能善於利用、巧於利用。「港式中文」中有大量文言成分，可惜大部分都談不上善與巧。

穿越時光：白話與文言孰優勝?

 穿越語光──文字的特異功能

語言總是不斷變化的，詞彙、語音、語法都會演變，語言因此而豐富，表達能力因此而加強。可是利之所生，弊亦隨至，若干年過去，後人就不易理解前人的語言了。小說、電影中時光倒流的橋段若真個發生，今人與古人斷不可能說同一種語言，難以對話溝通。

這樣的變化，在口語上尤其巨大，語音最容易受各種內外環境因素影響而改變，對外的交往──可能是外族入侵──越多，變化越大。如果所涉及語言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就文字也會隨而改變。於是後人不但聽不懂前人的話(這實際上較難發生，除非有錄音資料)，連前人的書面語也看不懂。因此英國人、美國人若果沒接受過專門訓練，不會看得明白莎士比亞的原文經典，而這些不過是不到四百年前的文字。為了讓這樣的經典與時並進，就得不斷有新譯本，好讓新時代的讀者看得明白。《聖經》為此也要不斷改版。據說，自一九五零年至今，就至少有63種版本的英文新譯本問世。

中文並非拼音文字，可以免卻一些不必要的折騰。那怕是語音變了，譬如北方官話變得四聲不全了，閱讀古人的文字仍不會有太大困難，很多文字仍覺得平白如話。昨天引述的一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作，是近二千年前的文字了，而且基本上以相對於書面語較不穩定的白話寫成，我們仍然一看就明白，可以欣賞曹操東臨碣石的豪邁放歌，可以陶醉於陶潛漫步田園的淺唱低吟。不過這只限於「看」得明白，若曹操、陶潛有錄音留下，我們就一定不知所云。

不論什麼語言，一旦要作為書面語寫出來，一定不等於日常的口語。所謂「我手寫我口」其實是不值得提倡的。不然，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不必修讀英語寫作，就可以寫漂亮的英語了；我們以粵語為母語的，也就可以輕易寫出漂亮的粵語方言作品來。說與寫並不等同，要能出口成章，把發言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的，非經過刻苦的磨煉不行，在遣詞用字、語言邏輯、文氣條理等方面修練出很高的造詣。昨天列舉的詩作，看似是大白話，其實都不可能沖口而出，必定經過鍛鍊，甚至千錘百煉，才能以看似渾然天成地與世人見面。假若是真正的粗礪的口語，我們今天恐怕就不易明白了。

明人袁宗道提倡用當代語言寫作，指出「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這無疑是對的，文言文出現之前的古文字對今人最是奧奇，原因之一是不少正是當時街談巷語的語言。此所以，《詩經》中採風所得而經過修飾的民間白話詩歌，今人讀來艱澀非常；孔子以雅言出之的《論語》中說話亦不易明白。

這是要說明，白話書面語對當代人有文順句暢、簡易明了的優點，可是對隔代人來說，這優點可能正好是妨礙溝通的缺點。

反觀文言，雖然被抨擊為刻板僵化，但它基本上不隨時間而變化。從歷史角度去看，這反倒是巨大的優點。就是這樣，它穩定地讓古老的文化、古人的智慧流傳千古，讓我們今天可以有「開卷古人都在眼」(袁枚句)之樂。

五四激進的精英們要打倒文言文，是不是冒進得過份了?

中國古人多白話詩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操愛以白話入詩

相信一般人都有個模糊的印象，認為中國古來書面語就是文言文，而不知道中國其實一直還有個白話文的書面語系統。這個系統在適應口語的演變下不斷變化，歷代不完全相同。它除了獨立存在，還不斷影響文言文，增加文言中的白話口語成分。《漢語白話發展史》一書通過對歷代史料的耙梳，在這兩個方面都提供了豐富資料。

白話的文字資料很多，包括漢譯佛典(佛經作為宣傳品傾向於通俗)、敦煌文獻、禪儒語錄、詩詞文集、戲曲小說等。白話中又夾雜大量方言用語，四大章回小說基本上都是帶方言的白話。

粵語地區的人常自豪地說，粵語很古雅，現今嘴邊一些用語，如「舊時」、「卒之」等，可在古老的文言文、詩詞中找到依據，而在北方官話中已失去蹤影了。這其實應倒過來看，它證明了粵語的通俗，把古人的白話口語承傳至今，而古人的文言文、詩詞是受到白話口語的影響而採用了這些詞彙的。古之俗，變成今之雅了。雅俗互相嬗變，古來如是。

我們今天讀的古詩當中，其實有大量白話詩──當年的白話詩。文言初成於漢魏時期，是時文言與白話處於複雜的共融狀態。魏晉南北朝的詩作，因而特別多白話詩。曹操的樂府歌辭，語言自然、不加雕飾，很多是大白話，例如：對酒當歌 / 人生幾何 / 譬如朝露 / 去日苦多 / 慨當以慷 / 憂思難忘 / 何以解憂 / 惟有杜康

曹植著名的《七步詩》亦然：煮豆持作羹 / 漉豉以為汁 / 萁在釜下燃 / 豆在釜中泣 / 本自同根生 / 相煎何太急

陶淵明的詩受到千古讚頌，意境深遠而平白如話，是主要因素，如：結廬在人間 / 而無車馬喧 / 問君何能爾 / 心遠地自偏 / 採菊東籬下 / 悠然見南山

北朝民歌《木蘭辭》也是白話為主，從其中「雄兔腳撲朔 / 雌兔眼迷離 / 兩兔傍地走 / 安能辨我是雄雌」可見，當時口語中已以「腳」代替文言中的「足」，「眼」代替了「目」，而「是」已進入口語，與今天無別了。

唐朝詩人正是這種像說話一樣的語體，在以詩取仕的唐朝寫出了大量至今傳誦的名篇：

黃河直上白雲間 / 一片孤城萬仞山 / 羌笛何須怨楊柳 / 春風不度玉門關 (王之渙《出塞》)

渭城朝雨浥輕塵 / 客舍青青柳色新 / 觀君更盡一杯酒 / 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渭城曲》)

少小離家老大回 / 鄉音無改鬢毛衰 / 兒童相見不相識 / 笑問客從何處來 (賀知章《回鄉偶書》)

胡適說，宋詩的好處是「做詩如說話」。宋詩自是不乏「以俗為雅」的例子，如：

水光瀲灧晴方好 / 山色空濛雨亦奇 / 欲把西湖比西子 / 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

梅子金黃杏子肥 / 麥花雪白菜花稀 / 日長籬落無人過 / 惟有蜻蜓蝴蝶飛 (范成大《田家》)

半畝方塘一鑒開 / 天光雲影共徘徊 / 問渠那得清如許 / 為有源頭活水來 (朱熹《觀書有感》)

很可惜，這樣的白話詩風沒有得到好好繼承和發揚。五四以降的白話新詩以洋為師，而不珍惜自己千百年來的優良傳統，把嬰兒與污水一起潑進溝渠裡去了。

提倡白話文中的謬誤

有朋友就昨日關於中國傳統詩詞一文留言說，上世紀國人自信銷毀淨盡，斷然否定固有文化，未能承接以往留下優秀遺產，以為一下子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便可以革新文化, 孰料反而造成文化的斷層現象。這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可指之後半個世紀的「文革」。新文化運動的重點是提倡白話文，以白話寫詩自茲成為風氣，出現了不少白話詩人、詩派。

另一位朋友提出：「新詩發展至今，已近百年，是否已奠定新詩的典範，足以與舊體詩詞相提共論？」

近百年來，新詩、新詩人多如恆河沙數，兩岸都幾番出現過創作高潮。改革開放之初大陸有人戲言，不管哪個城市哪條街道塌下一個招牌，必定會砸死幾個詩人。可惜是，能膾炙人口的「典範」──若說的是作品──似乎不多；「典範」若說是詩體形式，就更加沒有形成。

白話詩的與起，是為了追求自由──西方傳入的新思想觀念，要打破束縛，一是語言束縛，要廢棄文言，採用白話；二是形式束縛，掙脫格律詩的嚴格限制，形式隨心所欲。

國人當時經歷了晚清自鴉片戰爭以來七八十年的不斷挫敗，對傳統文化信心大失(且不說全失)，急於為國家民族尋找新路向，普遍存在病急亂投醫的盲目、浮躁，由此而提倡白話以普及教育、引人西方新思想新知識以提高國人素養，完全可以理解。但近百年後回眸，當時不必要的、沙泥俱下的謬見就該沉澱下來了。

把中國傳統詩詞都視為文言創作而予以否定就是謬見之一。

手頭有一本《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徐時儀。書中以廣泛的資料揭示，自漢至清的兩千年中，漢語書面語其實有文有白，文白並存。文言是漢初以後歷代文人仿照前人的詞匯、語法、格調而形成的；之後，自漢末魏晉以來，其實還存在與口語基本一致的書面語，即古白話。

書面的文言與古代白話的發展很不相同，文言藉書面的保存而固定下來，相對地穩定，變化緩慢；白話則不斷受到一位朋友也提到的外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衝擊而演變。現代白話是承傳古白話而來，但今人不易明白古白話。《詩經》是更早的古白話，孔子採風紀錄下來的其實是當年的白話詩。今天讀來，這些詩歌比後來的文言文更難明。《論語》是孔子的語錄，雖經整理，應當與白話相去不太遠，而現代人一樣不好理解。

今人推崇白話，對古白話卻不熟悉，就容易把古白話也一股腦兒地歸類為文言文，並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把古人以白話創作的東西也一概如打倒孔家店一樣打倒。這些創作和紀錄，其實都是中華文化智慧的結晶。

如果你喜歡白話詩的話，也應該喜歡古人的白話詩。以這樣的眼光去看古詩，可以發現很多白話詩。「床前明月光 / 疑是地上霜 / 舉頭望明月 / 低頭思故鄉」，不是活脫脫的白話詩麼?

中國舊詩詞的特點與早衰

錢鍾書有《談中國詩》一文，日前臨睡前讀書，在一本文集中讀到。再搜尋，知道來自他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在上海對美國人的演講。他引用了洋人一句話：「作概論就是傻瓜 (to generalise is to be an idiot)。」可是仍然對中國詩的特點作了一番精采的概論。

錢鍾書說，幾位文學史家認為，詩的發展是先有史詩，次有戲劇詩，最後才有抒情詩的。可是中國文化不一樣，詩一蹴而至就上到崇高境界──抒情詩；中國的繪畫也是跳過了寫實的階段，而早有印象派等「純粹畫」的作風。可是中國詩早熟的代價是早衰，以後就缺乏變化。

中國詩傾向於短，是「文學欣賞裡的閃電戰」，讀一首詩平均不過兩三分鐘。這與一篇詩裡不許一字兩次押韵的禁律有關。在這麼短的篇幅裡要使讀者在「易盡」裡見到「無限」，中國詩人往往「言有盡而意無窮」，「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以使詩意得以悠長。有時不了了之，引得你遙思遠悵：「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但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這『不知』得多撩人！中國詩用疑問語氣做結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詩來得多，這是極耐尋味的事實。」

這使我想到朱自清的一個相似的觀點。朱自清在《唐詩三百首欣賞》一書之前，有一篇長約兩萬字的〈唐詩三百首讀法指導〉，裡面提到，唐人絕句的一個作風是含蓄，尤其是七絕有所謂「風調」，即「風飄搖而有遠情，調悠揚而有遠韻」，總之是餘味深長。七絕原本為歌唱而作，含蓄中略求明快，聽者才容易明白，於是常以否定語氣作結。明清兩代論詩家推舉唐人七絕壓卷之作11首，而本書選了其中八首，全部都是以否定語作結的，如「勸君更盡一杯氣，西出陽關無故人」；「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錢鍾書關於中國詩是否要有標點的論述很有趣。他認為：「新式西洋標點往往不適合我們的舊詩詞。標點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會使流動的變成凍凝，連貫的變成破碎，一個複雜錯縱的心理表現每為標點所逼，戴上簡單的面具，標點所能給予詩文的清楚常是一種卑鄙負薄的清楚……它會給予朦朧萌拆的一團以矯抒造作的肯定和鮮明，剝奪了讀者們玩索想像的奢侈 。」

洋人寫作時每躊躇於「?」和「！」之間，於是兩者兼用而有了「?！」或「！?」的標點。錢鍾書認為在中國詩往往還得加個「──」才行，否則表達不到混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lstalt)。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個結束句就可以有以上三個不同標點的解釋，而事實上這三個意義融和未明地同時存在於讀者意識裡，成為一種星雲狀態似的美感。

舊詩詞的確衰落了，雖然不少年少時寫新詩的文人到年紀大了愛寫舊式格律詩，但鮮見特別出色的。日前，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一次給寫舊體詩的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周嘯天頒發了詩歌獎。這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不認同周嘯天的舊體詩水平。網上最多人拿來說事的是他的這首詩：「炎黃子孫奔八億，不蒸饅頭爭口氣。羅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蘇玩博戲。」拿錢鍾書、朱自清以上的論述來一對比，這詩確實不怎麼樣。

世衛對自殺報道有指引

對於美國著名演員羅賓．威廉斯 (Robin Williams) 之死，即使不熟悉他的電影的人，知道消息也會驚訝；知道他是非常出色的電影、舞台喜劇演員，那就更覺得不可思議了。但若放到整個美國的大背景去看，感覺會不一樣。

據最新的(二零零九年)統計數字，美國這年有近三萬七千人死於自殺，自殺是美國第十大死亡原因。那年，全美國有近一百萬人尋求短見，其中79% 是男性。這是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數字。自殺是疾病嗎?從情緒病的角度去看，的確是病。據美國的統計，九成自殺死者患有抑鬰症或呈現情緒病徵狀。羅賓．威廉斯據說是因為抑鬰症而尋死的。從社會的角度去看，這又可視為傳染病。

自殺的傳染效應，人們很早就發現了，又稱為 「維特效應」。維特就是哥德一七七四年的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主角，他戀上有夫之婦之後，被情所困，飲彈自盡。這書一紙風行後，接連有人為情尋死，是為「維特效應」。一些國家因此把《少年維特的煩惱》列為禁書。有心理學家翻查美國一九四七年至六八年的自殺統計數據，發現每一宗被傳媒炒作的大自殺案後的一個月裡，自殺案平均增加 2%，兩星期裡的升幅更達三成。若自殺的是名人，增幅更大。瑪莉蓮夢露一九六二年自殺後的一個月裡，美國的自殺率上升了12%。

自殺的傳染性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注意，並為此發出指示，對象是傳媒，希望傳媒在報道有關新聞──特別是關乎名人自殺新聞時──要自律。內容主要是：

l   盡量抑制報道的篇幅

l   若涉精神病，要如實報道

l   不可誇大、煽情

l   不要把新聞放到頭版

l   不要刊登遺骸、現場或涉及自殺方式的照片

l   不可細意描述自殺方式

l   對於自殺原因，既不要說無法解釋，也不可隨意簡單化

l   要承認這樣的行為涉及諸多原因

l   不要說自殺是解脫之道

l   要體諒死者親友受到的傷害

l   着眼於悼念，而不必把死者抬舉為烈士或公眾偶象

l   說明自殺不遂招致的肉體傷害，例如大腦損害或身體癱瘓

香港的傳媒諱言自律，愛拿新聞自由作擋箭牌，不知道它們知不知道有這樣的指引?

遇到要退休或者剛退休的朋友，我常常忠告他們，要重新重立有規律的生活秩序。我是通過觀察和常理去提出建議的，因為見過朋友從前呼後擁的事業高峰退休後的失落，見過朋友從繁忙而有規律的工作中退下來而感到受社會遺棄的無所適從。日前在網上讀到「抑鬰症十個自然療法」(10 Natural Depression Treatments)，第一條竟然就是我向朋友提出的忠告。還有一項值得知道：做些新鮮的事情、學些新事物。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抑鬰症研究與診療計劃」的學者說：「每次去做不一樣的事情、挑戰自己時，大腦就會發生化學變化。」研究發現，抑鬰症不僅是心理問題，也是生理問題。

從博客信箱收到的連串驚喜

早上打開這個博客的郵箱，收到的是連串驚喜。

這個郵箱是六年前建立「筆下留情」時開設的，只供本博客專用。這裡很少訪客留言，寄到郵箱的郵件就更少了。在文章後面的留言，我會及時得到通知，不會錯過。寄到郵箱的，就要打開郵箱才能看到。我極少打開這郵箱，一年可能只有兩三次，今天是有點意外地打開的，更意外的是郵件傳來的訊息。

一件是署名 Amy 的小姐寫來的。日前，她在這裡年前翻譯發表的〈內地人在香港生活並不輕鬆〉一文後面留言詢問，可不可以把文章轉發到她的博客上去，並表明會標注翻譯者的名字。那文章的原作者是楊婕 (Joy Yang)，原文發表在《南華早報》，我自恃不涉商業利益，沒有徵到作者和報社的同意就翻譯登出來了。對於Amy 的徵求，我當然沒有拒絕之理。網站、博客轉載這裡的文章的事，經常發生，鮮有人會先徵求同意的，這已屬網上常態，我也不介意。Amy 這樣「循規蹈矩」，反倒讓人驚訝了。

想不到 Amy 還往信箱發來了郵件。這才知道，她正是編發楊婕文章的編輯，她要把這裡翻譯成中文的文章轉發到個人博客而徵求我的同意，讓我反客為主了，這對我真有點諷刺意味。Amy 來港工作不到兩年，看來和楊婕一樣，是很有本事的「海歸」人才。她喜歡香港，也感受到了香港人的焦慮。

五個月前先後發來的另外兩個郵件更讓人意外。來郵者是無意中讀到這裡兩年前〈一個做環保生意的好人〉一文而發來郵件的。他來自一家基金公司，今年剛在環保這板塊展開投資，讀到上文便很感興趣，想與那位回收業的有心人見面，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我一看不敢怠慢，讓兩位有心人在電話上聯絡上了，才鬆一口氣。我最擔心的是，事情擱置了五個多月，會不會人事全非、事過境遷了?可幸事情沒有斷線。那位做塑料瓶回收的朋友更在掙扎當中，與他在電話上一談上，就一再聽到四個字：困難重重。

如果這篇無心插柳的文章能給他幫上忙，真是天大樂事──為他個人，更為這個社會。據知，由於香港現時的塑料瓶回收業者或缺乏誠意，或缺乏專業知識、設備、技術，其實難以給回收得來的塑料瓶找到出路。一個普通的水瓶涉及四種不同的膠(瓶身、瓶蓋、膠紙、黏貼的膠水)，必須把這四種膠分類回收，廢料才有投資價值，也才可以創造出循環再造的最大價值。這不能靠人手，而要有先進的自動設備。現在多數回收商只把瓶子切碎，回收價值就很低賤了，甚至沒有人要，最後的出路可能是堆填區。所以，光看回收了多少塑料瓶一點意義也沒有，要看有多少能有價值地循環再造才能判別環保回收成效。每次見到那位朋友，他都為很多人花了政府不少公帑回收塑料瓶，「加工」一番，然後送到堆填區去而大搖其頭。

還有一驚奇，是這裡居然受到一家時裝國際品牌的垂青，它有來郵說正希望找這樣的博客合作云。我思忖，他們可能希望擺放一些廣告之類吧?這是大半年前的電郵了，可能真的已事過境遷，也就沒有答覆，樂得讓這裡繼續清清淨淨。

這裡的瀏覽量日前剛過了50萬，這大概是虛數，因為瀏覽人數有時突然不知什麼原故會出現「井噴」，突然增加的「讀者」來自美國。我不大相信美國有那麼多人不隔多時會突然對這裡的文章感興趣。偶爾有讀者真的產生共鳴了，我知道就很開心。謝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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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閱：一個做環保生意的好人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10/blog-post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