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年，放眼未來

轉眼又到了年末，今天是二零一零年最後的一天了。今年的除夕有點特殊，它不僅標誌着一年之終，也標誌着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之終。回望一年，世界有了不少變化，但不大明顯；而回望十年，變化就很大了。

先說說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誤會了的事。記得嗎?二零零零年到來的時候，全世界都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事實上，二零零零年不過是上一個一千年最後的一年。公元是從一年而不是元年(零年)開始計算的，所以要到一零零零年才滿了第一個一千年。廿一世紀要到二零零一年才開始，今年完了，第二個二千年第一個世紀的頭一個十年才算過去。

回望十年前，在香港還在董建華時代，社會剛從亞洲金融風暴中復蘇過來。當香港人喘停定氣不久，沙士就襲來了，整個香港又跌至冰窟。回想那段日子，很多事物記憶猶新：八萬五、「中國好、香港好」、口罩之城、示威之城……。

記憶可能被滲雜錯誤印象，找點數據看看。翻出二零零一年的統計數字與最新的二零零九年數字比較：
──年齡中位數從36.8歲增加到40.7歲，香港人竟然老化了四年；
──預期夀命，男的由77.0歲上升至79.8歲，女的更由82.2歲上升至86.1歲；
──出生率，想不到由千人7.2胎增至11.7胎，其中當有大量是「大陸製造、香港生產」的；
──經濟方面，二零零一年仍在復蘇中的香港下跌0.1%，二零零九年剛遭受金融海嘯的香港更下跌2.7%；至於二零一零年，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十一預測，香港可望有6.75%增長；
──二零零一年，香港仍處於可怕的通縮之中，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跌1.6%；二零零九年則升0.5%；如今，又出現通脹恐慌了；
──平均工資，二零零一年是11,234元；二零零九年是11342元，幾乎沒有改變。

沒有樓價的數字，不過從印象中知道，那時買下的樓宇，如今已升值不止一倍。綜合以上數字，特別是把平均工資與樓價一併考慮，你會怎麼想?

香港今天的地緣政治優勢，已隨着中國的強大而大大改變。任何只要頭腦尚清醒的人，都知道不能不顧大陸而思考香港的問題，應與龍共舞。早兩天看到《信報》月刊上一篇答問文章，裡面說到：「過去七年，香港的繁榮真的是董特首說的『中國好、香港好』。今天香港能夠享受這繁榮，正是因為祖國過去七年的賞賜。」答記者問的是曹仁超。他還說到：「我相信有一天中國的法治方面應該可以和英、美國家媲美的，但是需要的是時間，不要太急，太急的話反而是弄得糊塗。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看看蘇聯。」

至於中國的情況，曹仁超建議人們看看看二零一零年的中國是不是比一九九零年的中國好很多了；一九九零年的中國又是不是比一九七零年好很多了。

中國今後會怎樣，可以看一個數字：國家「十二五」規劃已經初步確定，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目標爲7%，與經濟年均增長目標7%一致。

上星期天看電視上公開大學一個經濟高峰論壇的錄影，香港一位財經界名人說，中國說某個指數──例如經濟增長──要達到多少，就真的可以達到多少，全世界只有中國可以這樣。上述數字相信也一樣。事實上，在「十一五」規劃中，居民收入都超標了。二零零九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價因素比上年增長9.8%，農村居民增長8.5%。

「十二五」規劃的一個指導思想，是擴大內需、改善民生。居民收入繼續大幅增長下，是必要的配合。這將造就更大的市場。

變數不是沒有的，其中一個是外部的不斷騷擾，如美日韓軍演之類。「穩定」對於中國仍然重要不過，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一個美軍等於20家學校

讀到這樣一個比較：美國派駐一名美軍到阿富汗一年所花的錢，足以在阿富汗建20家學校。

那麼，在阿富汗的美軍有多少?我google了一下，從維基看到的數字，是95 000人。

不必查找軍費的絕對數字，這也足以令你倒抽一口冷氣，而如果你是美國納稅人，你該脊背冰涼了。

以上比較是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弗(Nicholas D. Kristof) 的文章上讀到的。克里斯托弗一直批評美國窮兵黷武，七月時寫過一篇《派一個士兵還是建20家學校》，日前又寫了一篇《巨大(軍事)禁忌》(The Big(Military) Taboo)，都對奧巴馬的軍事政策大施撻伐。

奧巴馬憑「改變」的口句上台，不單讓美國人興奮，也讓全世界不值布什政府唯我獨尊、獨斷獨行所為的人有所憧憬，以致諾貝爾獎委員會幾乎不假思索就給他頒了個和平獎。「和平」麼?奧巴馬如今提出增加軍事預算，花在飛機大炮上的錢，比布什最窮兵贖武的年頭還多6.1%。

克里斯托弗的文章還列舉了以下事實：
──美國的軍費差不多相當於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
──美國約有650個海外軍事基地，很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建立的；
──美國擁有閱覽「高度機密」情報特權的人，比華盛頓特區人口多一半；
──美國今年花在阿富汗戰爭的錢，多過美國革命戰爭、1812戰爭、墨西哥-美國戰爭、南北內戰、西班牙-美國戰爭軍費的總和；
──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軍費，多過美國過往任何戰爭的軍費，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克里斯托弗認為，美國不是不要強大的軍力，但得適度，要與外交均衡。他指出，美國的外交力量相對薄弱，一個事實是，國務院(美國的外交部)駐外人員數量還不及美軍軍樂隊的人數。

可以說，美國已被既得利益集團綑綁在戰車上，而坐在戰車司機位上的卻不是奧巴馬。公平地說，誰當上美國總統，都難以改變美國不斷擴軍的路線。曾是職業軍人的波士頓大學教授 Andrew Bacevich 指出：「共和黨人認為擂響戰鼓就能贏得選票，民主黨人則認為若不敲鐘示警，就會流失選票。」結果沒有兩樣。他最近出版了《華盛頓規則：美國走向恆久戰爭之路》(Washington Rules: American’s Path to Permanent War)。

另一個失衡，是美國的文教。美國的 College Board 發表的報告警告：美國年輕人口中有學位人口的比例過去世界第一，如今已跌到第12位了。

英國的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寫過一本名著《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檢討了西方文明興起以來各個大國從崛起到衰落的規律，指出它們都是因為窮兵黷武以致最後給自己的軍費壓跨的。

廿一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快結束，從這十年的表現看來，美國也在不由自主地繼續朝這條死胡同走下去，無法擺脫上個世紀以來的巨大慣性。美國因為害怕崛起的中國也必富國然後強兵，最近把三個航空武艦戰鬥群調到太平洋示威來了。中國也會這麼蠢嗎?央視年前拍了一套電視政論片集《大國的崛起》，其實就是以史為鑑，貫穿着保羅．肯尼迪教授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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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閱讀：
http://www.nytimes.com/2010/12/26/opinion/26kristof.html?scp=1&sq=military%20taboo&st=cse
http://www.nytimes.com/2010/07/29/opinion/29kristof.html

一個喜宴，一個喪禮

接連兩個傍晚出席了朋友的活動，一場紅事，一場白事。處身其間，所見所聞，惹人遐思。在紅事場合裡一個想不通的問題，第二天在白事場合想通了。

紅事是一位朋友的甲子夀宴。宴會在港島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行，筵開三十幾席，場面熱鬧堂皇，整晚是個大「騷」，有現場樂隊、有歌舞表演、有才子司儀製造氣氛，更不乏城中政經、文化界名人。主人多姿多彩人生路上各個階段、各個領域的朋友不斷在司儀安排下，通過咪高風和大屏幕，向數百來賓憶述當年情誼，不乏感懷、感恩、感嘆的話，自然也不乏溢美之辭。

我與這位朋友雖說是有幾十年交情，但實際對他了解不多，因為自從在那風雲變幻年代在激情歲月中相逢相聚之後，彼此即相忘於江湖，各有工作，領域不同，我只是偶爾聽到他的消息；直到近年重聚，也鮮能深談，知道他事業有成而不知道那條路是怎樣走才過來的。出席了那晚的宴會，才對他縱橫五湖四海的豐富閱歷有了較全面的印象。

朋友有才情，有魄力，有人緣，他不同領域的事業一環扣一環的發展，總是停不下來，一個擔子放下了，又挑起一個──更重的。更難得的是，他有眼光，有愛國心，從而可以在八十年代趁着內地改革開放而勇於「吃螃蟹」，走出香港──不但走進內地，還同時走到歐洲，於是成就了電子王國的事業。他還有善心，使香港和內地不少兒童和有志文化藝術的人受益。

有點不解的是，60歲如今一點不稀罕，犯得着花那麼大氣力為此做一場「大騷」嗎?

第二天傍晚，出席了一位也相認數十年的朋友的喪禮。這是以音樂結緣的朋友，彼此為追尋絲竹管弦之樂，在一個業餘樂團效力，不求名利，但求娛己娛人。知道這位朋友得病，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難得他很頑強，一直挺着，近年還重新積極投身音樂，屢操高胡，領導廣東音樂小組演出。他獨具韻味的細膩功夫，很受讚賞。

每個人的人生，都由不同的大小圈子組成。兩個人有幸在人海中遇上，是各自一個圈子交疊了。交疊有深有淺，而即使交疊區很大，彼此另外圈子的情況，也決難知其詳。譬如，我最多只知道這位朋友在樂團的表現，而即使這樣，所知亦有限。

朋友的喪禮，讓我擴大了對他的認識。他一位做中學同學開始的摯友、一位在樂團的團友，在喪禮上用朋友人生中的點點滴滴，為朋友渲染出一個完整的人生畫面。再加上妻子給他的最後情書的誦讀，還有他最後演奏《紅蠋淚》的音畫播映，畫面就更立體了。

朋友在追悼發言中說，不應過於悲痛，朋友的一生積極、豐富，受大家愛戴，應該為他高興。

難得，喪禮主持人在朋友的演出錄映播出後，建議為登臨天國的朋友鼓掌。大家都鼓掌了。（如果在湯良德老師的喪禮上也這樣做，該多好?）

我還想到，朋友若能聽到大家對他的讚美，該多好?可惜，我們對別人的讚美，常常都藏在心裡，輕易不說出口，也缺乏一個恰當的場合讓你說出口。生前不說，死後才說，死人聽不到，多遺憾。

前一天晚上的夀宴，不就是可以彌補這遺憾的場合嗎?朋友安排這麼一個五湖四海、重敘當年情的隆重聚會，最大的收穫，相信就是那些濃情感言，而這些都是歡歡快快地說出的，不帶半點哀慯。

朋友真聰明，花點他已不稀罕的錢，就讓大家提前把好話說了，而且他親耳聽到。

俄羅斯合唱團精采的無伴奏合唱

香港很難聽到出色的合唱，所以一知道俄羅斯國家交響合唱團演出的消息便買票了。我是臨演出前幾天，才從康文署的電子雜誌中知道這個演出的，去買的荃灣大會堂一場的票已差不多爆滿了，要坐到樓上。現場所見，「全院滿座」。

這個遠道而來的合唱團只演出兩場，第一場在元朗劇院，第二場在荃灣。荃灣的一場的演出時間很奇怪，是上星期六(25日)下午四點。個別很賣座的演出，偶爾會開日場，但也不會安排在四點。不知道是不是照顧人們好聽完音樂會好去吃「聖誕大餐」?

香港不是沒有合唱，合唱團挺多，都是學校、社團組識的，屬業餘性質。一些教學的歌唱家也會把學生組成合唱團，水準較高，但也屬業餘。這些合唱團都有個通病，就是聲部不平衡，都是陰盛陽衰，男聲薄弱。業餘合唱團的發聲技巧已難有保證，加上低音不足，就更難有好表現了。所以在香港，很難聽到精采的合唱音樂會。

俄羅斯國家交響合唱團這樣的演出就很罕見了。我並不了解這個合唱團，看了介紹才知道，這是一九九一年才成立的團體，是華勒維．浦利晏斯基(Valery Polyyanskiy)出掌俄羅斯國家交響團後才建立起來的，因為這位藝術總監兼總指揮喜愛合唱、也熟悉合唱藝術。這次訪港擔任指揮的就是他。

合唱團共46人，24男，22女，男聲的比女聲還多，其中男低音分兩部，第一男低音八人，第二男低音二人。這使聲音不論強弱都得到非常渾厚的承托，效果在樂曲結尾的漸弱時最顯著，聲音可以從p，到pp，再到 ppp 漸弱下去，而餘音裊裊清晰，像乘着由純淨低音構成的氣氈在空氣中飄浮。閉上眼睛，你以為在聽管弦樂隊。

合唱團的聲音非常豐厚、多變，變化幅度很大，而無論在什麼的強度下，都保持音色統一。他們來自極寒的地方，但音色讓人感到溫暖。合唱團似乎特別擅長唱宗教歌曲，在悠長、緩和而保持收斂之中營造出很虔誠的氣氛。如果加上較輕快的聖誕歌曲，宗教樂曲佔了大半場。不過這種樂曲的風格比較類同，接連聽上十幾首，對於非信徒的我有點吃不消了。這直到最後的「聖誕頌歌」才有點改變，最後一組「俄羅斯民歌」的變化又更大一些。

最後唱出的《卡林卡》最為人熟悉，其中有男高音的領唱，把全場聽眾的情緒都調動起來。安歌並沒有繼續把人們的情緒再提升上去，反而唱了一首低緩柔美的歌曲，讓觀眾全然冷靜下來，把音樂會結束在一個綿長的弱音上。這可能是浦利晏斯基最想讓聽眾對合唱團留下的印象吧？

還值得一提的是，全場除了那組「聖誕頌歌」有鋼琴伴奏，唱的都是無伴奏合唱。這是最考驗合唱水平的合唱形式。可能受到外國一些無伴奏合唱隊的激發，無伴奏合唱近年在香港掀起了一個小小的熱潮，個別流行歌手也找來無伴合唱小組合作演唱。還看到一些無伴奏合唱愛好者舉辦音樂會。

人聲其實是一件很好的樂器，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兩手空空走到一起就可以以人聲「jam 歌」，是很愜意的事，這比跟着歌星唱唱流行曲，有意思得多了。當然，技術上也更有挑戰性。

秋何處?丹楓伴墨研

從香港公園撿回來的楓葉 

一本介紹香港的電影外景拍攝事宜小冊子，向外地攝製隊介紹香港的氣候時說，香港以十一、十二月最宜人。我從來沒有想過香港哪個月最舒服，但小冊子這麼一說，一想，也認為這說法很對。

如果有人問香港什麼時候最舒服，人們大抵都習慣按季節去想。香港卻是沒有明顯的四季劃分，只分作半年燠熱，半年涼快。若以月份來比較才可以分得清楚一些。十一、十二月不會太冷，少風少雨，陽光很多，的確較宜人，缺點是空氣差些，較多煙霞，常灰蒙蒙的。三四月也不錯，但會較潮濕，陰冷日子常叫人難受。七八九月是藍天白雲的日子，但酷熱也叫人難受。

近兩個月因而是香港一年來最宜人的日子，雖然有過幾股冷鋒南下侵襲，氣溫一度降到10攝氏度度以下，地勢最高的大帽山上凍到結冰了。不過這很快就過去，三兩天就回復到15至20度左右，不冷不熱。

這段日子算是秋天嗎?按北方的標準就不算，不論是氣溫、濕度、物候，都不像。北方的高氣壓影響下，偶爾會讓人覺得秋高氣爽；但海洋的暖風一回吹，就會有融融春暖感覺。

與北方最大的不同是滿目葱翠。早上到公園晨運，放眼望去，綠葉婆娑。而北方，很多樹木已落木蕭蕭，不見一片葉子了，就如香港公園那株孤零零的南來栽種的梅樹。北方一些人到來，看到那麼多青草綠樹，會很興奮。我們在香港則反過來，想看到樹木顏色轉換的變化，想看到不同深淺的紅橙黃。

其實細心去看，也一定可以看到這樣的色調幻變，只不過這不會是撲面而來的大塊文章，而是精巧玲瓏的小擺件。

三角槭──一種楓樹──現時就正在每天不斷在變。我最近兩三星期來，每天經過香港公園溫室前的幾株三角槭，都會從平台上細意看看葉色變化，見到漂亮的、而又伸手可及，就摘一兩片。轉了色的葉片，一觸就脫落，風一來就落下一大片。落到地上的，一般都不夠漂亮了。只有變了色而仍掛着最好看，未乾透而帶光澤。紅而不過深，帶黃、帶綠的最吸引人，這樣的顏色也最能保持鮮明。摘下來放在案頭，過了十天八天，雖然乾得一按就碎，仍然嫣紅。

樟樹的落葉也很漂亮，有不同色澤，上面有斑點，幾片放在一起，斑斕燦爛。可惜，第二天就嚴重褪色了。大葉紫荊的大葉也在變色，一棵樹上，可以大紅大黃大綠。一片大葉，由紅到黃到綠的色階變化可以銜接得十分悅目，就如彩虹上的光譜。欖仁樹同樣大的葉子也變紅了，不過不像大葉紫荊鮮艷。木油樹的大葉子只是變黃，但黃得很明亮，就像銀杏樹的明黃。

如果有海紅豆樹，目前也是撿海紅豆的季節。香港公園那幾株海紅豆，不知什麼原因，今年結子很少。六七月時，我就發覺花開得很少。無花不結果，現在少莢少豆就不出奇了。算來，這個季節只撿到十粒左右紅艷的海紅豆。

案上有個小小的墨硯，是年前從婺原買來的，工匠利用石皮的鐵鏽色、量材就質地雕上幾朵梅花。撿回來的紅葉、紅豆，放在黑黑的硯上，很好看。就此寫了首小詩：

涼風幾度秋何處?
紅豆難尋紅葉多。
硯上梅花嫌色淺，
丹楓幾片伴墨磨。

墨，其實不會磨了，只用墨汁。但「墨汁」寫到詩上，就欠詩意了。這是現代人寫詩的難題之一。

反「申亞」之一種病態：高不成低不就

一個人如果被人視為「高不成低不就」，很要命。這樣一個人，眼高手低，拿不起、放不下；他很可能有點本領，也可能有過一番作為，只是在形勢逼人下日漸難有作為卻仍然自視很高，放不下身段去培養新本領、自我增值。這樣的人很值得同情，怪可憐的。在當今的香港，以至內地、世界各地，這樣的人頗不少。

這是社會急速變化帶來的結果。在知識、生產技術、社會價值觀都急速變化下，過去的本領、知識貶值加快，過去以為能仗以吃飯的，不吃香了，連企業、行業都被淘汰。這樣被迫下崗的人，各地都有。如果已有一把年紀、也曾有過一番輝煌和地位，要東山再起，談何容易。很多人消沉下去，並得到以上的評價。

也有另外一些人，沒有過什麼可以自豪的業績，甚至還沒有到社會上打過滾，但由於自我期許過高，一旦進入職場，面對從來不熟悉的環境，才知道世道艱難，也會轉不過彎來，並得到同樣的評價。

假若這只關乎個人，也就算了；若關乎一大群人、一代人，就值得重視。更可怕的，是一個地方大量的人陷入這樣的心理病態中去，弄得社會上怨氣沖天，事事諉過於人。這樣一個地方的前途很值得擔心。

我很擔心的是，香港越來越朝這樣的漩渦滑下來。

剛寫完昨天的博文，就在翻查一些資料時，看到早些天報上一篇文章有這樣的論述和質問：東京一九五八年舉辦亞運時日本經濟規模比香港差很遠，一九六四年舉辦奧運時日本經濟剛上跑道，汽車、彩電、雪櫃正開始進入家庭。如今，香港哪個家庭沒有電視、雪櫃?香港經濟早趨成熟，不需要亞運來推動家用電器製造業和子彈火車，香港能靠亞運帶來什麼?

這簡單的對比，似乎言之成理。今天的香港很多方面的確比才脫離戰火不到二十年的東京、日本先進多了。若只是從這物質生產的角度來看，香港真的不必作申辦國際盛事之想了。

可是放眼世界看看，其他們地方不這麼考慮，並不簡單把舉辦這樣的盛事只看作物質生產的動力。倫敦不是將舉辦下一屆奧運會嗎?「紐敦港」這合稱，把香港與紐約、倫敦相提並論，可是作為香港人，切不可以因而沾沾自喜，應該看到香港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文化積累上與紐約、倫敦有很大差距。連倫敦也辦奧運，圖的是什麼?

不必細想，可以肯定有「所圖之大者」。美國不是也申辦足球世界杯嗎?連日本也一樣。它們的經濟不是比香港更「早趨成熟」嗎?

那篇文章的作者把「申亞」譏為「主辦十四天燒煙花式的運動會」，並且就此再加按語：「要命的是這個運動會遠不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我搞不清楚這按語的意思，是不是說「如果申辦奧運會又唔同」?不過誰都知道香港遠沒有這個能力。

「申亞」，不屑；「申奧」，無能。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態，目前的香港很嚴重。

至於「申亞」為了什麼，我沒有認真想過，因為我不是挺「申亞」派。但我可以肯定，倫敦、巴黎、紐約都積極申辦大型國際盛事的動機，不是簡單一句「好大喜功」就可以否定的。

至於「申奧」，我有這樣的展望：不久的將來，珠三角有能力以整體名義申請。這該不是奢想。到時，香港仍能自詡為珠三角的龍頭嗎?

憑常識看「申亞」

日前談到風水時說過，風水中很多是生活常識。這並無貶低這門學問的意思，而是指出生活常識的重要性。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有學識，冇常識。這是針對一些雖然拿了高等學歷，可是因為課外書讀得少、生活閱歷更少的人而說的。

一個地方富裕、繁榮、走向現代化了，標誌之一是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李小龍、成龍都有句口頭禪：我讀書讀得少。這裡「讀書」兩個字，今昔有不同理解，過去主要是指入學讀書；讀書讀得少就是學歷低，可能連小學都無法讀完。今天，如果有年輕人說這話，聽者會很困惑，捉摸不到真正意思。以香港來說，12年免費教育可以保證適齡年輕人讀完中學。我聽到這話，寧肯相信是指讀課外書讀得少，涉獵不廣。這樣人，再加上閱歷少，欠常識是常見的事。

可是這現象不限於年輕人，很多議員也一樣。

舉個例，家裡要辦喜慶事、要來貴客了，該清潔一番，還刻意布置一下，添點什麼，甚至還可能來個大裝修，讓家居上下煥然一新。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如果不是要辦喜事，不是要來貴客，很多事情自然就省了，將就將就過去。家裡因為辦喜事，花點錢，但享有新環境、新設施，也屬好事。這是誰都接受的，當然花錢要量力而為。這樣做事合情合理，懂得這樣處事，也屬常識。

擴大而言，把這看作辦亞運，也是一樣的。如果辦亞運，自然要增加投資、增添設施；不辦了，就可以省下來。常態與非常態的辦事，一定不一樣。這是憑常識就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們的議員拒絕這樣理解。因為申亞的非常態需要而花錢，他說是浪費；按常態而不花錢嗎，又說你不肯滿足市民的正常體育需要。

舉辦亞運、奧運、世博這樣的盛事，真實效益有多大，很難準確計算。盛事的漣漪效應可以漫延很廣、很深。東京奧運、漢城奧運的成功舉行，都同日本、韓國整個國家的經濟起飛相提並論。北京奧運對北京和整個中國所起的推動，有形的無形的，都讓人感覺到還在起作用。

上海世博也一樣。一個未必恰當的證據，是這裡不斷有讀者通過搜尋，點擊閱讀《往上海，自由行遊世博》一文(其實只是赴上海前的預告)。年末假期快到，要去上海自由行的人多起來，點擊更多，以致這篇文章在一個月「熱門文章」排行榜中冒升起來。這相信多少屬於世博效應，至今可以感覺到。

據報載，上海財經大學世博經濟研究院院長陳信康說，世博的實際收益超過他當初的預期。據歐陽五分析，世博更重要的作用，是加快了上海的城市建設，完善了基建 ，建成了城域交通樞紐，改善了投資和生活環境，增強了城市競爭力。因此有分析說：「(上海)世博會的收益是不能用其成本投入來衡量的，它將體現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發展當中。」

廣州亞運有很多做法為人詬病，一些擾民措施匪夷所思。可是它對廣州基建改善的推動之大，足以與上海世博相比。單是地鐵擴展之快就令人瞠目了。

孔明懂得「借東風」，一個地方的領袖也要懂得「借東風」，這就不僅要有常識了。無奈的是，我們很多該扮演領袖角色的人物連常識都欠奉！

香港不能只有「靈活應變」一招



李小龍反應快、出手快，
反映了香港人那個年代的特點。

 香港人多年來一個自鳴得意的優點，是應變靈活。這是有根據的。試看在經濟不斷轉變的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就是靠這樣在外部環境不斷改變下生存下來，而且起飛的。那時，香港經濟一再轉型，一個行業興旺不到幾年，例如紗廠、染廠、塑膠花、假髮、製衣……，就被另一個行業取代。那是山寨廠林立的年代。

可以說，靈活應變同山寨廠關係非常密切。山寨廠隨時可以應訂單的變化而生產，調動一切手段。那時沒有多少生產限制，工人最緊要的是有工開，低下階層的兒童都做過「童工」，在家裡做從工廠外發的工作，穿膠花、剪線頭、拆棉紗之類。

李小龍的功夫反映了香港人那時的特點，反應快、出手快。李小龍有所謂「寸勁」，短短距離之內就可以發力制勝。這些優點都可以在香港的山寨廠上找到。

對於山寨廠來說，沒有主動可言，只能隨着環境變化而應變，「煮到嚟就食」，你不必策劃什麼已讓你應接不暇。它們好比跟着大船作業的小艇，航向是不必考慮的，只要跟着走，看着風吹浪起隨時應變就是了。這就如李小龍不用像拿破崙的思考作戰戰略。

時代不同了，香港已走過了山寨廠的年代，變成大船了，只憑靈活應變一招，肯定難以應付前面的挑戰。船大了，調頭不易，一定要及早謀定而動，要有長遠的眼光。香港人不能再滿足於李小龍匹夫之勇式的搏鬥，而要學拿破崙式調動大軍的眼光。

不過從政客們的表現來看，難見到有幾個是高瞻遠矚的，政見也者都是討好自己那群選民，只看到眼前利益，變成了選民的應聲蟲。單車選手黃金寶決不是善於詞令的人，他到立法會「撐申亞」的一番陳詞，真讓人為那些議員汗顏。黃金寶自然是為運動員的利益說話，但他起碼看到長遠發展，看到「申亞」對香港整體的好處。

政客們就是沒有想到香港到二零二三年會面對一個怎麼樣的世界，香港應當怎樣及早搶佔「戰略高地」的有利位置，而只是看到二零一零年、頂多二零一二年與政改有關的變化。

我並不覺得非「申亞」不可，只是覺得香港一定要有「願景」(vision)，要有大規劃去推動眼前的步伐，這些不可以單憑主觀去做。香港是大船了，但要配合更大的船行動。

眼前就有兩個值得注意發展趨勢：

一、 英國《經濟學家》報道了這樣的預測：據美國經濟評議會（Conference Board）最近預測，若依據購買力平價指數（purchasing-power-parity, PPP），中國最快可能在2012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經濟學家》自己則預測，若是今後10年中美兩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分別是7.75% 和2.5%，而通膨率分別是4% 與1.5%，人民幣每年升值3%，中國的GDP將在2019年取代美國，執世界經濟牛耳。若是中國的實質經濟成長率降到平均每年只有5%，而其他條件不變，則中國將到2022年才能超過美國奪冠。(若香港「申亞」成功，翌年將舉辦亞運會。)

二、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香港繼續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但六年後就會被上海超越。上海的GDP已超過香港了，深圳的GDP也可以在五年後超過香港。

香港是兔子，但已發胖，不靈活了；而後面趕上來的可不是烏龜呢！

登梧桐山，吃登山雞

香港有個遠足的好去處──鹿頸，那裡接近鄰接深圳的禁區沙頭角，與深圳那邊的沙頭角區隔着沙頭角海遙遙相望，相距不到兩公里。鹿頸有條沿着沙頭角海的小徑，很好走。沿途山水清幽，景色宜人。岸邊有兩個小島，是雀鳥的棲息地，吸引很多觀鳥和拍攝雀鳥的愛好者到來。

香港的沙頭角與那邊的沙頭角很不相同，香港的沙頭角因為屬於禁區，一直沒有什麼經濟發展，房屋都是簡陋的村屋，而那邊卻是高樓林立。樓群背後，則是一片起伏的山巒，那就是梧桐山。上星期六，到了那裡的半山上去，從相反角度遠眺香港這邊，別有一番景致。

梧桐山是深圳最高的山，比香港的大帽山只矮十幾米，佔地範圍很廣，人們較熟悉的深圳水庫、仙湖植物園，都屬梧桐山範圍。梧桐山整個屬梧桐山森林公園，有多個登山進口。我們那天從沙頭角那邊進去，走的是平坦的車道，因為屬於森林公園範圍，只見幾輛有行駛權的汽車行走。深圳的空氣不好，但走進梧桐山，就是另一個世界了。在香港，要登山很方便，無論在港島還是九龍、新界，都在不遠處有個郊野後花園，原來在深圳也一樣，如有汽車就更方便了，可以直駛到梧桐山森林公園進口處，再信步登臨。

我們就是從關口坐上朋友的汽車到梧桐山的，路的坡度不大，一行七人邊聊邊走，就像散步一樣。沿路可以俯瞰深圳沙頭角，和在東面相連的鹽田港貨櫃碼頭。正是這個碼頭、加上蛇口那邊的發展，香港的第一貨櫃港地位拱手相讓了。碼頭旁邊，還可以看到從俄羅斯買來作旅遊點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

對比強烈的是，對岸香港東北角那邊的景色。那裡是香港景色最優美的地方，最大那個島嶼是吉澳，中間小小的一個是鴨洲，在島嶼包圍的霧靄深處，該是印洲塘。這片地區幾乎看不到有人活動的痕蹟，岸上草木葱蘢，水面綠波漣漣。如有望遠鏡，該可以看到沿岸的遠足徑，和吉澳島上的荒村吧?

沙頭角這邊的岸邊，有很漂亮的樓房，這裡或許是深圳景觀最好的地產樓了，既向南，又面對香港最美麗的後花園，那裡受法例保護，不愁會有開展，將永遠保持天然風貌。

只走了約半小時，就到了一個叫恩上村的地方。一個山岰處，開了幾家食肆。再向上走不遠，有個養蜂戶在路邊蓋了房子，旁邊有個名「彩雲軒」的石砌亭子。這就是朋友帶我們來的目的地，主要目的其實是吃──吃養蜂人家隨山放養的雞。結果，我們一行七人，吃了三只雞、一只鵝，兩只雞煲粥，一只雞白切。

養蜂人家的主人揶揄說：「你們在香港吃的是『傻雞』。」指的是被囚着飼養的農場雞。兩種雞的味道、口感都有天淵之別。不過，吃自然放養的登山雞得付出氣力──這種雞肉質結實，要費點氣力咀嚼才行，但雞味十足。末了，各人還買了雞，買了純天然的蜂蜜，再在下山途中到菜田買了從田中現摘的蔬菜。

後現代的「聖誕節」

物欲與消費是「聖誕節」的主調

如果不了解香港，而在這個季節到香港來了，一定以為香港人都是基督徒，起碼大部分人是信上帝的，因為你無論到哪裡，都看到「聖誕」布置，似乎市民都在慶祝「聖誕節」。

的確，香港的「聖誕」氣氛很濃，而且有越來越濃的趨勢，特別是到了消費旺區、以做遊客生意為主的地區例如尖沙咀，簡直有到了「聖城」的感覺。很多遊客是為了感受這「聖誕」氣氛而到香港來的，內地同胞尤其是這樣。

可是住在這裡的人都知道，這是天大的誤會。在這裡「慶祝聖誕」的，可以說絕大部分不是教徒。因為據統計，香港只有六十萬基督徒，佔人口總數不到一成。

這樣的誤會其實已擴大到大陸很多城市了，沿海城市的消費區很多已學着香港大搞「聖誕」裝飾布置，餐廳紛紛推出「聖誕」大餐，人們互送「聖誕」禮物，甚至有平安夜派對和倒數。這些地方的基督徒當然就更少了。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我工作的機構必定有很多聚餐，各個部門都搞，有去酒樓的，有光顧食肆「到會」的。我的工作因為「左右逢源」，會接到不同部門的邀請，初時不好拒絕，就來者不拒，現在則學會 say no 了。這當兒，就有個派對在舉行，我則樂得清靜了，寫寫我的文章。

所有這些「聖誕」活動，誰都知道，其實除了名稱和布置，就與宗教沾不上邊。聚餐的，除了說句「聖誕快樂」，不會關心聚會有多少神聖意義。這說得上是典型的後現代現象。

人類社會自從現代化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在精神與物質方面。簡單地說，兩者作反方向發展：精神益趨貧乏，而物質益趨豐富。在前現代的傳統社會，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都重視精神生活，其上有天命、天理、良知等價值觀，它們可以依附不宗教的上主出現，也可以就是現世的倫理道德理想。

進入現代化，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除魅時代」，人日益成為精神的主宰，過去超越的神聖世界開始失落。到了後現代，世界全面世俗化，物欲主義、消費主義橫行。這與大眾文化結合，把所有人都網羅其中，沒有人可以幸免。報紙、書刊、電視、電影、商店……幾乎矚目所見，都在鼓吹對物質、消費的追求。

在這變化中，中國最危險。一是進程太快，令人措手不及；二是傳統的道德價值觀粉碎了，思想真空；三是中國社會一向世俗化，宗教地位不高。於是，對後現代的物欲主義、消費主義沒有招架之力。年青女子公然說「寧願坐在『寶馬』裡哭，也不願騎在自行車上笑」，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可是，人畢竟是需要精神活動的生物，天生需要精神的慰藉，起碼有對感情的需求、對未來的渴望、對命運的恐懼。人越是追求物質、消費，可能越是覺得精神空虛，要尋求填補。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演變：物欲主義、消費主義與宗教聯姻。經過包裝打扮，宗教不論中西都世俗化了，神聖色彩褪減，變為不同的消費行為。物欲主義、消費主義則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羅網張得更大。「聖誕節」也就成為「普天同慶」節日。而在中國，越是發達的城市，廟宇的香火越興旺。到香港黃大仙上香祈福的，說普通話的比例日增。

對「聖誕節」，不必太認真。「聖誕快樂」不過是後現代的口頭禪而已，後面跟着的一句是──「乾杯」！

39劃的「臺灣」難喜悅

對於學中文，西方人多視為畏途，覺得學中文是世界上最難的事。這難怪他們，因為中文與他們的語文太不相同了，很難適應。

一難是音調。歐洲的語言都是無調的，一個字音，說高說低都可以。中文卻以字音的高低作區別，高一度、低一度、有滑音、無滑音，字就不同了。以廣東話的「情」字為例，是陽平聲，處於各聲中的最低音。如果用高五度音調讀出，就變成「青」了。「青」字讀低一度，是為「秤」。「青」字帶個上滑音，就是「請」了。這真讓不習慣這種音調變化的洋人傷透腦筋，講的廣東話音調總是怪怪的。相反，香港人就總是擺脫不了廣東話定下的音調，說起英語也就有香港口音。

二難是中文沒有拼音，每個字音都要死記。

另一難是寫。中文字要認並不難，你看小朋友學中文，認字沒什麼困難，讀幼兒園階段就能認很多字，在路上見到的字基本已認得，可以讀出簡單的句子了。可是寫就難了。香港大部分幼兒園要做功課，包括寫字。這其實是強幼兒之所難，他們的手指肌肉還沒有成長好，要抓住鉛筆在不大的格子裡「畫」出一個字來，難極了。為了控制好筆劃，他們不是「握緊」鉛筆而「緊握」鉛筆，弄到執筆的姿勢都變形了。中年以下的香港人絕大部分執筆的姿勢都很難看，幾根手指什麼古怪的姿勢都有。這都是太早被強迫寫字(不一定是中文字)造成的，要改也改不了。

洋人學中文，寫字也是大難題。每個字都像幅圖畫，記下來難，要寫得工整就更難。所以，簡體字最大的功能，不是解決認字問題，而是解決寫字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人們一直在自行解決，就是在書寫中創造出方便書寫的字體來，例如把偏旁的「三點水」由上到下連接起來，一筆寫出。這樣的字經過千百年的集體創作，給很多字定下規範。書法中的行書，有大量這樣的字。以前的文化人都很習慣認和寫這樣的字，下筆一寫就出來。

現時較年輕的人，即使是做老師的，也不熟悉這樣的字了，寫字只懂得一筆一劃地寫，不懂規範的「潦筆」。寫，不成；認，也不成。

這樣，中文字書寫之難已不僅是洋人之難，也是中國人之難了。現在電腦流行，人們寫字越來越少，寫字就更難了，寫得好更不知難多少倍。從這個角度去看，漢字的簡化極為需要。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目前大陸的簡體字絕大部分屬於「述而不作」，即是根據民間已通用的簡化字整理而成。例如「輕」簡為「轻」，「簡」變為「简」，「灣」寫成「湾」，完全就是一向的書寫體。

台灣的教育部日前通令，「台灣」應寫作「臺灣」，因為據近二千年前《說文解字》，「臺」是指「觀四方而高者」，「台」是「說也」(「說」即「悅」)，兩者意思不同。台灣教育部因而認為「臺」才是「正字」。

真為台灣的小朋友難過，這也與學中文的人作對，「臺灣」兩字共有39劃呢。試放大看看:臺灣。

其實，「台灣」按古漢語解作「喜悅的」地方不是更好嗎?──不過要寫「正字」的話，應寫作「喜說的」才對。

我書桌的風水問題

風水之受不受重視有個規律，就是與地方之經濟興衰同步；經濟興旺了，風水師生意必好，否則必差。這又大致與房地產之興衰同步。

中國人重視風水的習尚由來已久，但如香港和大陸近年人人皆言風水，相信是從來沒有的。在香港，今天與五六十年代就差異很大。那時，一般人根本沒有心思去講風水，最關心的只是基本的生存、生活問題。你到山邊蓋間木屋，決沒有想到要找個風水師來先看看風水，選定方位坐向，再看看所用材料、顏色與自己的八字配不配合之類。你到徙置區、公屋「上樓」了，也決不會挑三揀四，看單位會不會與自己的八字相沖，也不害怕屋內會有沒有橫梁壓頂(想想以前的瓦頂房子、包括金鑾殿，有多少橫梁壓頂)，要造個假天花去化解。這都太奢侈了，是房地產興旺起來，而買樓的消費者又有了餘錢把自己的安樂窩裝修得更華美之後，才發生的事。

香港人人講風水的這一潮流，已擴展到了大陸──準確點說，是沿海一些先富裕起來的大城市。到各地書城內建築類書籍的角落看看，把建築與風水結合起來論述的書越來越多了。

香港自然早著先鞭，最近房地產漸趨泡沫化，這類書籍也大受歡迎。那天逛進一家書店，最當眼處就放着一本相關的書，出到第三版了。隨便翻翻，裡面按香港人裝修家居的喜好，分門別類列出數十篇章，講述其中的風水忌諱，還有「科學」根據。

風水真那麼神奇嗎?九七樓價高峰之時，人們也大講風水布局，但能助其中多少人避過負資產的災難?

我也看過一些這類書籍，總的印象是，風水其實是先民生活智慧的積累，但其中夾雜了大量故弄玄虛的糟粕，而正是這些東西，讓那些所謂「風水大師」，也包括裝修設計行業的一些人，鑽了發財的空子。

我以為，風水的核心不過是生活常識，是一些讓人生活得較自在、愜意的合理經驗之談。這部分，如有外國人說，實際包含了地理學、氣象學、生態學、規劃學和建築學的一些科學知識。

譬如「藏風聚水」就是既科學又自然的做法，不管你是建屋、建村都一樣。香港大陸的村落，為了有利生聚，差不多都是這樣布局。又如「坐北向南」，中國在北半球，為了採南面的和風、陽光，躲避北面的朔風、寒流，這是最好的選擇。可是在如今的高層大樓裡，如果你堅信以大門為依據坐北向南，就可能適得其反，讓房子夏熱冬寒。

我不信風水，但對風水中的合理智慧有興趣。例如我就認為一些同事辦公室的桌椅安排很不妥，他們很多時間要面對電腦工作，這時都要轉過身，背向門口，電腦屏幕完全暴露，全無機密、私隱可言。一個風水常識是，座位不可背向門口。我在家裡的書桌就有此弊，多次伏案中被人從背後嚇一大跳。這次家裡裝修，我要解決的一個風水問題，就是重新布置書桌方位，讓自己伏案時不會有人從背後嚇我一跳，但我不會考慮哪裡是「文昌位」，我自信不必靠它幫助。

「凡物皆有可觀」的生活態度

放在門口以坐着穿鞋的樹墩

有文友看了《瀟灑東坡》，也接連在自己的博客「心旅札記」中寫了兩篇文章，抒發了對蘇東坡的敬慕；昨天又在這裡留言提到：「喜歡東坡，不僅是被他的才華所折服，還有他能直面人生悲與喜的態度。有一段日子，很不開心，每天晚上，就是靠謄寫《前赤壁賦》以舒解心中鬱悶。」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過同樣的經歷，就是在人生遇到不如意事甚至挫折時，通過閱讀蘇東坡的詩文、書寫蘇東坡的作品，來排解心情，重新振作。蘇東坡的作品很多，不管是詩是詞是文，都有足以讓意氣一時消沉者有所共鳴而又振奮的文字。

我有一段日子也常寫《前赤壁賦》中「客亦知夫水與月乎」一段，蘇東坡在這裡通過對流水、清風、明月的歎詠，抒發樂觀逍遙的人生態度。朋友提到的《定風波》，我也常寫。曾有一位舊同事遭奸人上司連番無理刁難，意興闌珊之際，也讓我寫過一幅《定風波》以求自解。

我還很喜歡蘇東坡的《超然台記》，特別是一頭一尾的幾句話：「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這是蘇東坡自請外放杭州，任滿再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縣時寫的。密州是個窮地方，人們都以為蘇東坡要受罪了，可是他過得很好，人長胖了，髮長黑了。那裡有個破舊的高台，他修葺了一下，常呼朋喚友到那兒玩賞明月清風。在濟南的弟弟子由知道了，了解哥哥的心境，於是名之為超然台，蘇東坡遂寫了《超然台記》。

蘇東坡就是這這樣的人，覺得凡物皆有可觀，而苟有可觀，就皆有可樂，以至無往不樂。

你可以想像，他就像個「初見世面」的幼兒，對見到一切都覺得新奇、有趣、好玩，不管去到哪裡，處境怎樣，都有一顆充滿好奇的赤子之心。這樣的心境和態度，不是遇到了不如意事才要有的，而是要在平常日子裡保持着。我家裡有個樹墩，放在門口以供坐着穿鞋。多年前，我把「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刻在樹墩的立面上，常常提醒自己要建立這樣的人生態度。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位很久沒見的朋友── 一位有名氣的版畫家。到咖啡店聊天，才知道朋友到了理工大學教美術設計課程。我提出，應要學設計的學生樹立「凡物皆有可觀」的態度，並就此議論一番。朋友竟然提出，要我就此向學生講一堂課。我沒有答應，朋友是聰明人，欣賞這觀點，自然可以向學生引導。

「凡物皆有可觀」的態度，可以不斷給生活添點情趣。日常，難免會有些沉悶的時刻，例如等車、等人、陪家人逛超市。這時，我總會游目四顧，努力尋找「可觀」的東西……。

三年再訪深圳南山

深圳的南山、蛇口，很久沒去了，昨天去浮光掠影地轉了一下，看到了深圳一些變化，某些方面不是直追香港，而是超越香港了。

上一次到那兒去，該是三年前的事。那年，港深跨深圳灣的大橋開通，於是試經這西部通道，試試什麼叫「一地兩檢」，也到南山區走走。

深圳的南山、蛇口兩區相連，位於深圳的最西南端，深圳大學便在南山，過去如經羅湖陸路前往，很不方便，要坐很久的車。我曾經有個時期常要到蛇口一家印刷廠辦點事，一去就一整天。現在，深圳地鐵已修到深圳大學。經西部通道過去，就更直接。

西部通道剛啟用時，使用者很少，在「一地兩檢」的口岸大樓兩方海關之間走過，可以大搖大擺。兩邊的交通配套也未跟得上。昨天過去前，先探訪了朋友在濕地公園邊上的新居，到接近中午才到樓下坐專線小巴到深圳灣口岸，車費十元，约15分鐘便到了。一下車便感覺到人流多了很多，到那邊出去，感覺更強烈，旅行團巴士和到珠三角各地的巴士，停泊了很多。這些巴士從這裡北上，縮短了經深圳市區的路程，行程更便捷。深圳灣至香港市區的不同路線也設立了，回程時我們坐車直接回港島，不用40分鐘就到了港澳碼頭。

人多了過關就不那麼暢順，回來時，深圳那邊的六個自助驗證通道都大排長龍，每條幾十人。看來，六條通道的設計已落後於需求。

到那邊，其實漫無目的，不外走走、看看、吃吃。坐的士到了南山書城，先找點吃的，逛了一下便上了一家叫湛江漁港的酒樓。湛江雞果然有水準，鹹水鴨也很好，沙薑炒豬脷最出人意料的惹味而爽口，湛江煎雜魚把五條巴掌長的魚，乾煎得恰到好處，有倉魚、黃花魚等。四個人吃六個菜，二百元不到。

附近都是新蓋的住宅樓，檔次較高，不乏百餘平方米的大型住宅，該是深圳的中產區了，從樓宇的外觀可以看得出在設計上頗花了心思。三年前來時，樓價記得是每平方米萬元左右，現在剛好翻了一番，是二萬元上下了，二三百萬元的單位不少。這與天水圍己差不多。

茂業百貨內的貨品也反映了這個區的消費水平，八層樓內的貨品以中高檔為主，有980元一套的睡衣，一千多元一件的恤衫，一萬多元一件的大褸……。相對之下，南山書城寒嗆了點，大概是深圳各書城中書籍品类最少的。

坐了幾個站巴士向南到蛇口那邊去，一路上繁華熱鬧不減，到了大型超市沃爾瑪附近，才想起以前常到的印刷廠就在那兒，環璄很大不同了。沃爾瑪面對購買力較低的消費者，勝在貨色多而便宜，面積比足球場大的兩層樓走得你夠累，地下一層都是賣生熟食品的。深圳是個移民城市，全國各地來的人都有，為迎合消費者的廣泛口味，食品的品種多得多讓人瞠目，簡直像食品展覽會了。

旁邊的商場有家在深圳頗有名氣的食店──勝記，我看了介紹才想起以前在八卦嶺那邊光顧過。這家食店標榜羊城風味，改革開放之初即大膽以個體戶身份起家，如今已發展成豪華酒家了。蛇口這家分店頗大，部分在陽台，很有情調。我們不知道，坐在室內了，有點可惜。

吃得是滿意的，有點失望的是話梅花雕雞，酒味不足而偏甜了，奪了雞味，反不及中午吃的湛江雞。

飯後在商場稍逛一下，也有驚喜。

一：一名教授鋼琴的老先生帶着一大摞琴譜在高場中庭表演(也是推廣)，周圍圍了一小圈聽眾；每彈一首就閑聊一下，我在二樓聽不到聊的是什麼。只見老先生忽然回身，猛然擊琴，彈出的，竟然是《黃河》協奏曲的第四樂章。在商場营造氣氛的演奏中，你不會想像會聽到這樣「沉重」的樂曲。

二：一家標榜商品新穎的店鋪，有無葉風扇出售，賣三千多元。這產品約半年前面世時，在國際間引來嘖嘖驚奇。聽介紹才知道，產品已在中國生產，深圳因而有售。一兩個月前，我也曾在洛克道見到有商店出售仿製品，售價好像不到一千元。

四方帽與「毛公仔」

早上在香港公園做晨運，經常會聽到身後的小徑上傳來嗥叫的怪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不幾秒鐘就傳來一聲，有時會在身後不到十尺的地方發出。最初聽到，確有些害怕，後來慣了就不當回事，知道那是一名二十歲上下、看來很單純的青年發出的。

這青年長得一板高大，該有接近六英尺的身高，很壯實，皮膚白皙，樣貌端好，行走麻利，可以說長得一表人材。

他每發出一聲嗥叫，頭頸都會伸轉一下，讓人想起狼嗥。他不會獨自出現，總有一名看來是菲律賓裔的男子領着。這似是傭人的男子只領着他，從沒有見到他與青年交談。傭人自顧自邊走邊談電話，青年就乖乖跟着走；傭人坐下看報紙，青年也坐下，總是背着身，不時嗥叫一聲；傭人看完報紙(報紙從來都是看完就扔在凳上)站起來離開，不用吩咐，青年就跟上，很服從的樣子。誰是主誰是僕，會讓人迷惑。

顯然，青年的精神、智力有問題，可能只有幾歲小朋友的智力水平。一個證據，是他手上總拿的東西──一個「毛公仔」，有時是個娃娃，有時是個什麼動物，如八爪魚，都是幾歲小朋友才愛不釋手、以至要抱着上街、上公園的東西。

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抱着這樣的「毛公仔」遊公園，肯定有問題了。

慢着！不要妄下結論，這樣的行為其實一點兒不罕見。香港公園就經常可以見類似鏡頭，不同的是，抱着「毛公仔」的青年──有男有女──都穿上學士袍，戴上四方帽。最近，這樣的鏡頭就不斷出現。現在天黑得早，下班時天空連最後的暝色都收斂了，公園裡的燈光都已亮起，在草木之間營造出幽幽氣氛。可即使在這昏暗環境裡，仍然可以見到剛畢業的大學生來拍照──幾乎無一例外，都抱着「毛公仔」。

我弄不清楚這樣的潮流是什麼時候和因為什麼原因興起的。這好像是香港的獨有現象，我問過一位從美國回來打工的同事，答覆是美國大學生畢業沒有這樣的「儀式」。我也曾到加州出席過高中、大學畢業禮，也沒有見到這現象。那邊對高中畢業很重視，高中畢業生比大學畢業生年輕幾年，也不興這樣扮幼小、扮稚嫩，反倒是要扮成熟，因為高中畢業就意味着成年了。出席高中畢業派對，所有學生都成人裝扮，穿上晚禮服，儼然都成了紳士淑女。

目前可能正值大學各院系行畢業禮的季節，一位同事的兒子也行大學畢業禮了。同事談起來，很高興，可是有件煩惱事，就是想挑一幀照片寄給海外親友時，難挑到滿意的。她想找一幀讓孩子顯得成熟點的，卻就是挑不到。其實她的要求並不高，只是想挑一幀沒有「毛公仔」的而已。

當今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可能有很多理由去支持他們要抱着「毛公仔」拍畢業照，可是我總覺得兩者不配襯，就像早上見到那名看來一表人材的青年與不離手的「毛公仔」不配襯一樣。

戴四方帽抱着「毛公仔」拍照也可以讓人看得舒服的──現在小朋友幼兒園畢業也時興戴四方帽呢。

解密一定符合公眾利益嗎?

世界上的事情，都要有個度，就是不管多好的事，一旦過了頭，就變成壞事了。

以清潔為例。現代社會裡大家都講清潔，大人對小孩自小就這麼教導。可是清潔一旦成癖，就不那麼好了。潔癖的人乾淨過了頭，不但難與人相處，對自己也未必好，對病菌的抵抗力可能反而差了。所以傳統智慧有「水至清則無魚」之告誡。

涉乎衛生的清潔不可以過了度，政治上的清潔也不可以。說到「政治潔癖」，最突出的可能是台灣的馬英九了。這位主要靠個人形象──從外觀到操守──獲得高分而上台的政治人物，兩年裡民望插水直下，評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他過分珍惜自己的形象，以至到了有「政治潔癖」的程度了，結果是優柔寡斷，無所作為。他可以說是史家所批評的「清流誤國」的典型，為人清高廉正自然很好，可以放到政壇上，未必能出政績，因為太超脫出群而脫離實際了。

又如，大家都反對黑箱作業，希望加強公共事務的透明度已成為社會的共同訴求，這無可厚非。可是一旦把所有事情都公諸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最近「維基解密」把數以十萬計的美國秘密文件向全世界公開，就應當引起這樣思考。

「維基解密」三年前成立之初，矛頭直指中國，因為中國被指最不透明，「解密」則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化云。可是發展下去，美國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這次解密的幾十萬份文件都來自美國。牽涉面就不限於美國了，其中很多是外交文件，是外交人員與各國官員打交道的紀錄和報告。

理論上、主觀上，凡屬關乎公眾利益的事情，都該公諸於眾，這樣，利害攸關的公眾才不會被出賣了。只是在執行中，特別是在外交上，這絕難做得到。外交官員在表面上一定把以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在幕後，為了取得共識，就要盡可以互相交底，坦陳利害，以求互相讓步。外交其實是最講究妥協藝術的領域，要避免強硬對抗，一定要妥協。這時，必得說得明了直白。這樣的話一定不可以「出街」，否則從內到外都可能發生軒然大波。這些話常常都會由雙方人員事後記下，上報歸檔，列為機密，秘而不宣。「維基解密」爆出的，很多是這樣的紀錄。

這些做法是各方都認可的，可以說是「潛規則」。事實上，這樣的「潛規則」有利於解決問題。最近的中日釣魚台糾紛、還在持續的兩韓軍事緊張，都要靠這樣的幕後商議來消弭。如果這些事情都只能在傳媒、公眾的監視下談判解決，等於叫各方只能說冠冕堂皇的話，事情於是就只好膠着，甚至惡化了。

因此可以說，符合「潛規則」的不透明其實符合公眾利益；都透明了，大家都不敢推開天窗說亮話，彼此就只好靠瞎猜了。更壞的可能是，有關方面將計就計，把「維基解密」為我所用，故意給「維基解密」發放「流料」（虛假情報），以假亂真，來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這並不一定是為針對「維基解密」，而是為了達到迷惑、挑撥對手、敵方的目的。誰敢說這次來自美國的幾十萬份文件都是真的?

「維基解密」的創辦人阿桑奇已成為傳媒的英雄，可是公眾真正需要這樣的英雄嗎?

輕率使用標籤留下禍根

前幾天一件小事，想起來就發笑。

是緣有位叫 Prudence 的朋友路過留言了，說是因為搜尋「寒江釣雪」而到來的，並因而開始定期造訪。來了稀客，自然高興，連忙謝過了，並言「這裡是個清靜的角落，偶爾一聲迴響，有『鳥鳴山更幽』之效」。

可是真諷刺，這「清靜」立即就打破了，後面同一個晚上就給人貼上了七個來勢汹汹的留言，用的都是罵街語言，有些是我根本看不明白的。我第二天看到時，有點暈頭轉向，不明所以，百思不得其解。那天是星期六，花了點時間，才終於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多得 Google 博客網頁Blogger 近幾個月才提供的「統計資料」新工具。

這個工具很有意思，現在我每天都看一下，了解了解新情況。它有讀者人數的統計，現在左欄見到的統計數字，就是我選用了而出現的。從中，我可以知道每天、每小時、甚至「現在」有多少讀者在看「筆下留情」。數字不多，每天就一百餘人，有時會接近二百。統計始於七月，所以累計數字至今是一萬八千餘。它還顯示不同來源地的讀者各有多少，香港自然為主，其次是台灣、美國，接着，以這幾個月的統計，是中國(翻牆出來的)、澳洲、澳門、加拿大、馬來西亞、日本、俄羅斯。有時，會忽然發現一些很陌生的地方也有讀者捧場，例如南非、比利時之類，最驚奇的是，有一天竟然有30人來自拉脫維亞。

它又有閱讀文章的統計(可能以經搜尋直接擊入閱讀的文章計算，而不計算直接進入首頁的閱讀)，和所轉介網站的資料。左欄見到「熱門文章」是以一個月的統計排列的，從中，可以見到讀者通過關鍵字搜尋的熱點。有些文章是很久以前寫下的，可是一直有人通過關鍵字搜尋到來閱讀，Prudence 就是因為搜尋「寒江釣雪」到來的。又例如，《呂培原儒雅怡人的樂風》一文是年前寫的了，卻是一直有人尋查到來閱讀。早幾天與幾位朋友聊天，一位朋友也在網上讀到友人傳來的這篇文章，只是不知作者是誰。

再說那件可笑的事情。發現有人來勢汹汹留言那天，我也發現讀者量急升，達到三百多人，而「熱門文章」一欄的頭一位忽然是「空降」的《我興幸自己不是八十後》。很顯然，點擊量急升是這篇文章帶來的。我最初以為，或者是哪位通識科老師叫學生閱讀所致。可是按時的讀者量統計圖表顯示，半夜一兩點時出現了非常不尋常的高峰值，這不是中學生一起做功課的時刻。「轉介網站」果然顯示，轉介熱點是香港的「高登討論區」，那裡三更半夜最熱鬧。

擊入一看，真相大白了。原來有「樓主」把這裡兩篇關於「八十後」的文章上載到了討論區讓人評議，下面於是接連有人開罵，時下網上年輕人所用的粗言穢語盡出。

我從來沒有興趣到這樣的討論區去看，更不要說參與「討論」了，因為相信這決不是真正理性討論的地方。進去一下，耐着性子看了幾十個留言，算是見識了香港「憤青」的一面。看來，他們沒有看懂我說的話，而他們很多話也是我不懂、難以理解的。

我一向反對使用標籤，因為標籤都流於粗疏失實，所謂「八十後」就是傳媒為圖自己方便而製造的標籤的。寫那兩篇文章時，一時順着潮流縱筆，竟然就埋下了地雷了。想過把那些留言刪掉，後來覺得，立此存照也不壞，就由它留着吧。

蘇東坡的「豪放派」標籤

衣裾飄飄，我自逍遙。立於西湖邊的蘇東坡像。

說到蘇東坡的詞，就會想到他的豪放雄健詞風。千百年來，他都被尊為豪放派詞人的代表，與另一豪放派辛棄疾並稱「蘇辛」。宋詞始於酒榭歌台之間，以艷詞情話唱花間柳底事；至蘇辛，詞風一轉，以鐵板銅琶歌大江東去。於是婉約派與豪放派成為兩個並立的流派，詞人分別被標籤到這兩個派別去。

宋詞的確有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可是因此而把詞人分宗歸派，就大謬了。

譬如蘇東坡，他固然以《念奴嬌．赤壁懷古》等豪邁詞章名重於世，千古絕唱，至今傳誦。可是在他傳世的三百餘闕詞作中，這類作品其實不多，據專家統計，大概只佔其中的一成，即大概三十餘闕而已。其他的，就可以歸為婉約之類，例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亡」等句，今日唸來，依舊感人至深。畢竟，詞主要是在酒筵之間由歌女傳唱，這決定了它的主流格調。

蘇東坡顛簸的一生之中，不同階段裡，身邊有過不同的女子，都對她們有過很深的用情，產生的詩詞，自然不可能是橫放曠世之作。他被貶到廣東惠州，只有妾侍王朝雲隨行，共赴蠻瘴之地，並隨他學文習詩，而成為真正知己。朝雲死於惠州，墓前至今留有蘇東坡的對聯：

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
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說「不合時宜」，蓋因眾人皆以為蘇東坡腹中滿是經綸詞章，只有朝雲道出，其中實在都是「不合時宜」之論也。

蘇東坡之瀟灑豁達，自然有性格因素。另外原因，恐怕是廣閱百家之書，廣交百業之友，廣涉天下之趣。他對儒道佛都有深入研究，既入世又出世。去到哪裡，都交儒佛道官商百姓朋友。他還是美食家，「東坡肉」至今膾灸人口。這使他去到哪裡都可以找到樂趣，不失天真。他抱的宗旨是：「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於是，矚目成趣。要說「活在當下」，這是很好的註腳。

他的書法很有名，很多人喜歡，字較豐腴，重意趣而輕法度，隨意而不踐古人。這也是性格使然，他自言：「我書造意本無法。」順便一提，《瀟灑東坡》舞劇中採用以書法可不是蘇東坡的，除了劇名中的「東坡」兩字。

蘇東坡因而是個很立體的人，只窺其一斑，一定不可以觀全豹。香港舞蹈團的《瀟灑東坡》試圖給蘇東坡一個全貌掃描，仍然使人若有所失，因此不足為怪。

由此想到標籤效應。為了方便，人們很喜歡給人貼上標籤，以便區分，就好像在工廠裡，根據某些量化標準，用電眼之類的監測儀器把產品區分開來，貼上不同標籤，甚至劃分成品與廢品。這樣的標籤很多，如民主派、保皇黨、溫和派、激進派、保守派、第X代香港人、X十後……。

其實，每個人都是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立體的，怎麼可以如工廠的產品一樣，簡單貼個標籤就可以區分開來?

前些天在一個飲茶的場合，有朋友問我是哪個星座的，我從來沒有關心過這問題，自然不知道。朋友又問我哪一天生日，說的是西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舊曆的日子，身份證上的日子也是用舊曆數字填上的。朋友於是拿出iPhone 來，從舊曆日子查找出新曆日子來，然後搖起頭來，好像有了重大發現。朋友驚訝地說：「你是獅子座的?可是性格完全不像。」

這也是標籤，給你貼上什麼星座的標籤你就該屬於什麼性格了。是我的性格不對，還是標籤錯了?

《瀟灑東坡》，若有所失

喜愛中國古典詩詞、文化的人，大抵都會喜愛蘇東坡，他是中國古代文人中最全才的人物之一，詩詞、散文、書法、繪畫都能在中國歷來多如繁星的大家中脫穎而出。他的人格、人品，也讓人傾慕，在跌宕的一生中，無論得意失意，都留下可敬可佩的事蹟、創作。不管你從哪一個側面去看蘇東坡，都必有所穫，必有可觀。

不過也可能是這樣，你很難掌握蘇東坡，你面對的宛似大象無形，不知從何入手。

上星期五去看了香港舞蹈團的舞劇《瀟灑東坡》之後，在愉悅之餘，卻是總覺得若有所失，想來想去，可能就是因為他是「無形」之「大象」之故。

看到《瀟灑東坡》的消息，就起了觀賞之興，可是未敢貿然買票，為的是怕重蹈去看他們的《帝女花》的覆轍。《帝女花》的後現代演繹，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我先看了幕後創作班子是些什麼人，知道參與編劇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學院教授康震，作曲的有胡琴協奏曲《清明上河圖》的史志有，這才放心了。

《瀟灑東坡》寫的其實是蘇東坡的一生，由他出川入仕寫起，直到他從放逐中被召回、在途中去世，共分六場，外加序幕和尾聲。可是你可以想像，即使有這麼多分場，要想概括蘇東坡波瀾壯闊而坎坷多難的一生，仍然十分不易，何況這是主要靠肢體動作去演繹的舞劇?

編導為補舞蹈過於抽象之不足，動用了其他藝術手段，在音樂伴奏中加入了朗誦和歌唱，在燈光上加入了書法，通過視與聽，讓蘇東坡一些名篇在劇場氣氛下予觀眾新鮮的衝擊，效果都很好。序幕中，「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涼秋」兩句，幾番重複地以四川話富音樂感地吟誦出來，立即就抓住了觀眾的情緒。到第五場《瀟灑處．酒興》，正當我覺得該有《赤壁懷古》的朗誦時，「大江東去」果然響起來了，很能把情緒推上去。只是下半闕「遙想公瑾當年」起改為女聲合唱，情緒就鬆馳下來了。

背幕峭壁與樹影組合變化，簡單而能配合劇情轉變；服裝雅淡，是台灣創作人的風格和傑作。

舞蹈本身反為看不到很突出的表現。香港舞蹈團的主要舞者都已是內地各專業院校的精英，技巧一流；群舞演員也逾見人手整齊了。相信是，編導想得出的，舞者都可以跳得出，最受考驗的可能是編舞水平了。最驚喜的，是第六場《游奇絕．北望》中戴面具的幽靈群舞，那些都是很有特色的「中國鬼」，不特別嚇人，而似游離的魂魄。

全劇從蘇東坡兄弟少年時寫起，而重在中老年之後，這就使看來都很年輕的舞蹈員以至編舞都受到重大考驗。蘇東坡的扮相、從容貌到形體就都缺乏說服力。

蘇東坡的一生令人慨嘆，北返而殞命途中更令人扼腕。不過這樣寫實地黯淡作結，卻有「瀟灑」不起來的感覺。饒宗頤教授曾與池田大作對話說到蘇東坡：「我最佩服東坡的地方，就是他凡事皆主張向上，無論他面對如何的艱苦，他都維持着向上的精神…… 他這種向上的人生觀是來自佛教的精神。在向上這條道路上，我都是學習東坡的。」這樣的東坡，更加瀟灑。

有位也敬慕蘇東坡的朋友沒有去看《瀟灑東坡》，聽說，是因為不想對蘇東坡的印象受到不好影響之故。他的擔心看來不無道理。

富而不貴，生活境界而已

以「清」為人喜愛的竹「富貴」起來了

關於人生的不同階段、不同境界，還有各種不同說法，例如還有北大教授王岳川的三種境界說，最下一層是生活境界，中層是藝術境界，最高一層是天地境界。

在中國，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沿海大城市大部分人已達到第一層境界，溫飽不愁了，能夠過生活、過日子。(這其實也意味着中國還有不少人連生活境界也達不到，處於非人生活境界。)第二種境界的藝術境界，王岳川認為對今天的人已杳遠了。他舉了一個例：在《紅樓夢》中，妙玉經過瀟湘館，聽黛玉彈琴，琴弦突斷，而從中知其早逝之命。藝術境界就是人生的詩化，這須要教育，而今天的教育重理輕文，難助人上升至這一境界。王岳川認為，東方藝術境界的消失，直接導致最高一層的天地境界的消失。這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把人與大自然視為一體，而不把人看作是大自然高高在上的主人。今天人類面對的生態失衡，就是人從第三個境界倒退下來所致。

人與其他生物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是不易滿足，從物質到精神都一樣。吃，不是吃飽了就算；穿，不是穿暖和了就算。知識也一樣，要尋根究柢，西方文化尤其是這樣，因而有科學的驚人進步。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的人，也有追求，哪怕所追求的卑微得微不足道，例如白毛女頭上的紅頭繩。

至於富起來的了，特別是暴富起來的，追求更多，也是在追求某種境界，要「富」且「貴」。「富貴」是一個詞，可是「富」與「貴」不一樣。「富」，錢多就是了，可以量化，判定得很科學、客觀，年年有排行榜；「貴」指位尊、重要、氣質，各人有各人的標準，無法量化量度。可是任誰都知道，剛是有錢不足以貴，還是有名譽、有地位、有「貴格」、有「貴氣」才行。

雖然有錢一定可以買到一些名譽地位，可是貴格、貴氣就不是可以用錢買來的。只是既然有需求，市場就必然有供給，以滿足某些人的追求。最矚目是豪宅了。所謂豪宅，不只是夠大夠豪華就可以，必要有相當的「名」與「實」相配。一般人眼中，最有貴氣的自是帝王家了，所以豪宅或疑似豪宅都必有個沾上帝皇氣的字眼，如皇、帝、君、御之類。

豪宅的廣告也必以貴族色彩包裝，特別是歐洲的洋貴族。歐洲貴族有它的傳統，直到今天還有血脈維持數百年而財富可傲視眾生的貴族。這些貴族的生活與品味，的確有獨到之處，讓很多人艷羡。日前，聽一位熟悉美國東岸華人生活的朋友說，那邊有一幫早期移民過去華人(台灣人不少，多闊太)，生活得很講究，對香港移民衣著簡樸的作風不以為然。他們熱衷於開派對──不是西岸華人那種開大食會、打麻將的派對，而是跳標準舞的派對，要請管弦樂小樂隊伴奏，闊太們還請來男舞伴。可以想像：衣香鬢影，名士風流，貴族氣派。

應該說，有些人為了多點「貴氣」是下了工夫的，學跳標準舞、打高爾夫、出席古典音樂會之類，可是這些都畢竟只屬毛皮而已。最近幾天，香港報章爆出城中某千億身家地產富豪因家產糾紛而揚出的穢史，富豪老婆爆料之不留情面，讓人咋舌。這樣的大富之家，不管怎樣裝扮，何貴之有?據以上三種境界說，頂多只達生活境界而已，可能比你我都不如。

退休，與人生的三個階段

朋友、同事之中，退休的越來越多，有的年未過半百已退下來了。當中，有過得快活的，也有過得不怎麼舒泰的。退休日子過得好不好，經濟是一個原因，但看來不是最主要的。

有位朋友，目前還未真正退休，只是處於退休前的休假期內，已展開退休生活的一項大計了，要為自己效力了數十年的一個樂團寫本書，希望為本樂團，也為香港音樂圈貢獻一個可供參考的文獻。朋友游走於中西樂之間，工作時尚且盡力於樂事，退休後一定可以找到身心的寄託，可以想像，他的退休生活一定可觀可樂。

我接觸的退休朋友大部分屬於這一類，就是多年來一直有生活嗜好作為工餘的調劑，一旦退休，根本不愁寂寞。不同的，只是更加肆意發展自己的嗜好而已，向退休生活過渡得很好。個別甚至讓過去的業餘嗜好職業化，除了發揮所長，還賺點錢，讓退休生活更加無憂。

常聽一些朋友說，到退休後要學點什麼，如琴棋書畫之類；我常常勸他們不要等退休，要學就趕快學好了。我自己的經驗是，對學習來說，不管學的是什麼，早一點學總比遲一點學好。譬如彈古琴多個月，一直後悔入門太晚了；若能早幾年，上手一定快些。

有一位朋友一直想學書法，曾在百忙中每星期撥一個中午，利用吃飯的時間跟一位老師寫字。可惜後來老師得了病，學習也就停了。朋友即將退休，早兩三個月前就囑咐我介紹老師，好真正用心寫字。學書法似乎已成為很多退休者的共同志向，朋友中醉心此道的漸多了。

也有朋友退休後似乎沒有培養起什麼愛好來的，可是熱心做義工，也讓心有所寄。

仔細想想這些朋友，發現退休後生活仍然豐富的，女的比男的多。女的退休後多數比較活躍，生活仍然忙碌。男的相對就歸於平淡了。有人不知道怎麼排遣日子，要重操故業，退而不休。也有人變成半宅男，「煲碟」是生活主要內容，可是看過什麼，很快就忘了；外出不是去出席什麼活動，而是漫無目的的逛街。退休後的日子，按目前香港平均年計算，該還有二十餘年，難道人生的最後階段就這麼度過?

一些大學問家不約而同地把人生分作三個階段。

美國的Dr. Wayne W. Dyer 在《真實魔法：在日常創造奇蹟》(Real Magic - Creating Miracles in Everyday Life)提出的三個階段是：一，怨天尤人；二，總結經驗，設定目標；三，找到人生目標，有人理解為知天命。

速遞公司DHL的創辦人鍾普洋則說，第一階段，頭三十年，學習賺錢；第二階段，第二個三十年，拼命賺錢；第三階段，最後三十年，即退休階段，專心捐錢，投身到前六十年沒有時間投入的興趣中去。

還有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提出三種境界說，其實說的也是三個階段：第一，「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尋找目標的階段；第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孜孜以求的階段；第三，「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豁然貫通的階段。王國維說的是寫詞、做學問，做學問如此，做人何償不是?

三人說的第三階段，大致與現代人的退休階段重合。從中琢磨，大致該知道要有怎麼樣的退休生活了。

撐得太飽，悟「半」字玄機

我不特別愛吃，但有時候也不可避免地吃得太多，最近就一再吃得過量了，都是外出吃飯所致，撐得辛苦。不久前才收到一個電郵，談的是一位高人提倡的「半」字哲學，欣賞之餘，卻是轉眼就嚴重違背了。

一頓過量的飯是在灣仔的美利堅餐廳吃的。同事中有饞嘴的忽然想到要到這家老字號去吃頓好的，於是發動了十人一起去吃午飯。有人說，「食物的要義在於分享」，這話無論對煮的還是只管吃的，都是對的。吃而能分享，才吃得開心。到餐館，也只有人多才能多嘗不同菜色。人多，吃的菜色多，吃的量也多。

那天負責點菜的卻是對各人的胃納估計太高了，「眼闊肚窄」，大概多點了五個人的分量。各人超額大吃之下，仍然要打包不少剩餘物資。

香港很多人不知道美利堅餐廳，它倒是似乎名聲在外。一位同事在外國的親友就曾打聽，而同事竟然無所聞。這家餐廳改了個外國名字，供應的卻是京菜。幾十年來，它都位於酒吧林立的洛克道。不同的是，紅燈區裡的吧女過去都是「蘇施黃」，現在已清一色是「賓妹」了。不知道當年改名，是不是要討好美國大兵?現在，水兵不見了，只是到了夜晚，來光顧的外國人仍不少。

有個時期，因為星期天都會到不遠之外的香港藝術中心排練，完了就到美利堅去一起午膳，所以對它是熟悉的。餐廳依然舊模樣，連上了年紀的伺應似乎也不變。一進去，那感覺就像進了美加某個唐人街的唐餐館。然而食物是有水準的，特別是鐵板京葱牛肉。這次去吃了現製的魚蓉水餃，也非常好。

食物不管怎麼好，吃多了總是辛苦，如果是晚飯，甚至影響睡眠。不久前去吃一個婚宴就是這樣。設宴的地方是港島一家五星級酒店幾十層樓上一個地方不很大的宴會廳，有個供客人在開席前喝點餐前酒、言笑談歡的大廳，還請了小樂隊現場演奏些輕鬆的音樂。筵席開得算早，不到九點就上菜了，可是一直吃到差不多午夜。菜色當然好，可是接着一宿都沒怎麼睡好。

在撐得辛苦中想起朋友不外前傳來的「『半』字玄機」電郵，說是一位老人家談養生之道云，養生全在一個「半」字，就是「就是凡事不可去盡」。吃飯，不要吃得太飽，半飽最理想；做事，不要做到力竭方休，最好中午睡一睡。這正如一輛汽車的汽油，經常保持半滿；到亮起紅燈才去加油，很傷汽車。喝酒也是，最過癮是半醉微醺。「半」也意味着知足常樂，不強求十全十美；與人相處，凡事留有餘地。

這是很富中國文化特色的處世觀點，與西方凡事務必極致迥異。《中庸》有句云：「極高明而道中庸」，把高明與中庸相提並論。高明與中庸看似是不同境界，實質相通。眼界、心境、意向不妨高超、高明，現實生活中則不必死抱着原則不放，不妨從容而為，「得過且過」，不求完美。「極高明」不必到天堂才可以達到，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通過中庸的態度而享受。

這樣的態度，可以貫徹到每天的生活中去，包括指導飲食。

從發展體育，到發展體育經濟

廣州亞運會剛過去，香港運動員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績，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感覺。我本來以為，香港上屆在多哈亞運取的六金共28面獎牌的成績已夠驕人了，本屆難以再創奇蹟。想不到，香港竟然可以拿到八金共40面獎牌。我無法深究這是什麼原故，但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有半個主場之利。


主場的威力真有點難以理解。以足球世界杯為例，有五支球隊在自己的地頭得世界冠運，而能夠異地封王的，連剛在南非拿到世界冠軍的西班牙，只有三隊。在各國的聯賽，無論在足球還是籃球，各個球會的成績都總是主場優於客場。一支球球的主客場表現可以判若兩隊，強如巴塞羅那也往往會在客場莫名其妙地輸給弱隊。

奧運會也一樣，主辦國一定大掃金牌。美蘇於冷戰時尤其是這樣，美國主辦是大贏家，蘇聯主辦又狂掃金牌一通。

廣州畢竟與香港同聲同氣，連劉翔初賽穿上的文化T恤印的也是廣東話，香港上去捧場的人也必然多些，使香港運動員倍覺親切，成績有所提升，看來也自然。

香港區區蕞薾小島，拿到這樣的成績，足以自豪，比很多人口、面積都遠超香港的國家好多了。拿牌的，大部分是土生土長的運動員，也有到香港不幾年的，還有長年在外國的，因此而說香港的獎牌有「發水」之嫌不無理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也正好反映了香港的綜合優勢──除了本地培養的運動員有一定實力，還對非本地培養的運動精英有特殊吸引力，可以吸引人才到來。

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最講究資源配置。力量的對比不只是看你本身有多少資源，還要看你能運用、調度多少非本地資源，能夠使多少非本土資源為己所用。人才也是資源，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資源。這可能多少扭曲了傳統對力量對比的認識，但也實際顯示了當今不同地方強弱不同的實質。這往往使外表看來應強的不強，而應弱的又不弱。

以前愛說日本人是經濟動物，其實香港人也差不多，最好講錢、搵錢。香港人竟然能在亞運會拿到這麼多獎牌，因而確有些「不正常」。不過換個角度去看，是不是以前的觀念有點不合時宜了?

現在的運動員已經遠遠不是我們過去認識的運動員了，他們不是靠自己死練苦練就可以成功的，要靠背後強大的支援團隊，「一個好漢十個幫」一點也不假。而這些資源不是個人可以掌控的，政府、企業的投入很大。體育已經形成一個產業，有很多從業人員。我們看到的運動員只不過是冰山冒出水面的尖端。發展體育已超越體育本身，應看作是發展體育經濟。歐洲的足球、美國的籃球最典型了。

該不該支持香港「申亞」?我不對亞運會有特殊興趣，也不覺得香港人特別喜歡體育、特別有體育天賦，但我覺得很值得發展體育經濟。為舉辦亞運投資一百幾十億，很多人覺得很花錢。若換個提法，「為今後13年的體育經濟發展花一百幾十億」，值不值得?這等於每年花幾億。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大都會，這不算什麼，說因此會影響其他資源投放，是刻意誇大了。可況，體育經濟是可以創造就業、可以賺錢的「軟實力」。

我曾到政府的「申亞」諮詢網頁上看過，反對的意見的確佔了絕大多數。只是這些多數派給人的印象是一群頭腦簡單、非黑即白的盲目反對派，站在道德高地上只懂空喊口號，說不出多少言之成理的觀點來，真讓人失望。

南韓難有作為，美國希望有戲

廣東話有句話叫「好佬怕爛佬」，你有身家有地位，遇到一個一無所有而耍賴皮的窮光蛋，你說誰怕誰?這就是現在北朝鮮和南韓在一輪炮戰後對峙的情況。

南韓總統李明博一上台就擺明要改變前朝的溫和路線，要對北朝鮮採用強硬態度，可是幾個回合下來，卻發覺不能強硬到哪裡去。上一回，一艘炮艇被炸沉了，不能作出多大反應；這一回，被炮轟一輪，也無法放開手腳大幹一番。

關鍵就是，你是瓷器，他是缸瓦，你願意跟他拼嗎?一打起來，北朝鮮沒有什麼可損失的(最大的損失可能是核設施)，而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南韓，損失可就大了。

南韓最富裕的地區，是以首都首爾為中心的都市圈，住了二千三百萬人口，全國人口近一半住在這裡，八成產業落戶這裡，可說是韓國的首富、首善之區。可是這裡有個先天重大缺陷，就是距離三八線只有40公里之遙，大約等於港島到深圳的距離。於是，三八線有任何異動，例如大炮轟鳴了，首爾就動搖。遠程點的火炮甚至可以打到首爾去。多年前，曾有消息說韓國有意遷都，把首都遷移到距離三八線遠一點的地方去。這事自然不易為，所以至今沒有下文。

就這樣，南韓儘管有美國撐腰，仍然不敢橫下一條心來，與朝鮮大幹一場。不管你嘴上多硬，一到實際，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可是，韓國近半年卻老是輕舉妄動，一再在美國的策劃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區一再靠近朝鮮。這次出事，報道都集中在朝鮮向南韓的延坪島發射了多枚炮彈，至於此前發生了什麼事，就看不到多少消息，只知道朝鮮說是南韓在演習中先有槍炮落到朝鮮界內，朝鮮才報復的。報復的規模看來大得多，不成比例。

這極可能是擦槍走火事件。「爛佬」蠻幹一番當然不值得支持，可是「好佬」明知故犯、「撩事鬥非」(惹事生非)以致吃了悶棍，又何償值得支持?

對於擦槍走火的後果，不應當不在計算之內。如果說南韓沒有先見之明，美國卻應當早就料到了。美國調來龐大艦隊，從北到南繞着中國的海岸線演了又演，煽風點火，目的很可能就是有個擦槍走火的一天，造成緊張局勢，好把中國周邊的小國驅趕到美帝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讓美國重振威風。

美國始終仍是世國第一大國，而在各領域實力中，美國最堪足稱霸的，是軍事力量。美國很多戰略家大概還認為，只要亞洲的戰爭火光閃起，美國就有戲了，美國就可以重建昔日在亞洲的地位。

兇險確實存在。在北半球三大洲之中，北美洲很穩定，歐洲雖然經濟不穩，局勢還是安全的，唯獨是亞洲最多不穩定因素。中國千方百計，從內到外都「以穩定壓倒一切」，祈求有個繼續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幾十年。這樣的戰略計算都擺在桌面上了，「對家」一清二楚，難道不想到給你「拆爛污」?不讓你安安穩穩再發展幾十年，以防把我的地位搶了去?

這一局，可是雙方戰略比拼的展示呢。

端粒酶研究支持「平常心」

《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一文譯出後，推薦了給很多朋友閱讀，也收到一些朋友感慨繫之的回郵。有朋友說，「生老病死」中沒有病就好了，讓最後幾年輕鬆度過，「夠鐘就在睡夢中去見上帝」。這想法自然不切實際。人是萬物中最好奇的，正因為這樣才有那麼多發明和進步。最大的好奇就是生與死，朋友也傳來了去年諾具爾醫學獎的新聞紀錄，得獎的是美國三名在研究「長生不老」方面有突破成就的科學家。

三位科學家解決了生物學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在細胞分裂過程中，染色體是如何完整複製並避免自身退化的?他們發現，奧妙在於染色體末端的端粒（telomer）以及形成端粒的酶——端粒酶。他們發現，只要重新激活端粒酶，就能夠使老化的細胞 「返老還童」，繼續分裂下去。端粒酶因而引發了製造「長生不老藥」的憧憬。

「長生不老」，是古往今來的最大願望。秦始皇為此派人到傳說中的「蓬萊仙島」去尋藥，亞歷山大大帝也曾為此去尋找「青春之泉」。但我相信，不管醫學有多大進步，這始終是奢想而已。這個世界矚目都是「老不死」，是好事嗎?事實也不可能，有始必有終是宇宙的鐵律。有始無終，最終也是終，因為「無終」最終會扼殺「始」──生命之始，結果一切滅絕。

關於端粒與端粒酶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隨着有關研究深入，科學家發現讓端粒無限分裂下去，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端粒酶其實有如雙刃劍，有正反兩面作用，既能幫助維持端粒的長度而減緩細胞老化，但也會因為過度活躍而導致細胞分裂失調而形成腫瘤。這正中了中國一句古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不過，有關發現的適當應用，一定可以給人們帶來好處，我們甚至不必等待「長生不老藥」的生產，就有所得益。《紐約時報》記者曾經向其中一名得獎者Elizabeth Blackburn 提出一個問題：端粒長度和人的精神壓力有關係嗎？人們都總能觀察到，經受強大精神壓力的人都疲勞、憔悴。

Elizabeth Blackburn的答案是肯定的。她說：「我在實驗室裏發現，人的心理壓力確實會加快細胞的老化，這從染色體末端即端粒的損耗程度上可以看出來。」

Elizabeth Blackburn幾年前與專門研究長期精神壓力問題的心理學家艾麗莎．愛佩爾博士座談時，對方就問過她同樣的問題。於是，兩人進行了這樣的實驗：把一批做媽媽的女子分成兩組，一組女子的孩子身體健康、正常，另一組的孩子患有慢性病。結果發現，那組要照顧慢性病孩子的女子，在這方面花的時間越長，端粒酶水平就越低，端粒越短。

Elizabeth Blackburn說：「這是我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非遺傳因素所帶來的因果關係。基因對端粒酶水平起到一定作用，但這個實驗所觀察的並非基因的問題，而完全是身體以外的因素對身體帶來的影響，結果影響到端粒的自我修復水平。」她說，那些需要照料癡呆性丈夫的女子也有類似情況。這一點，《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一文也提到了。

她還說到，大腦不僅會直接把某些神經信號發送到心臟和其他內臟，還會送給體內的免疫器官，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經常保持平常心的養生之道，因此得到最新的科學研究支持。

談談音樂，「看看」醫生

前天晚上，蒙一位前輩賜飯，讓我們幾位對中樂有同好、卻鮮有機會閑聚的朋友到前輩家中話敘一堂，談天說地幾個小時，不必「共剪西窗蠋」而同樣暢快。

音樂方面的話題很多。前輩談到回北京參與慶祝中央音樂學院60周年大慶的見聞，談到在改革開放成就下同時出現的各種令人搖頭的現象，例如音樂會節目拿不出像樣的中國新作品來(像樣的都是文革前的，如杜鳴心、陳培勳的作品)，而要以西洋古典名曲撐場。在北京，音樂家的身份還是讓人羨慕的，很多年輕人在家長鼓勵下努力往這圈子鑽；可是成本高昂，音樂學院名師的私人指導課，竟要一千元一堂(一小時)。加拿大回來的朋友慨嘆，這害得他們那邊不易請北京名師去主持與北京合作的音樂考級試，因為音樂家這樣公務出差，意味着收入的重大損失呢。

在香港搞音樂亦不易。籌劃過國際中樂節的朋友講到過程中籌募經費的艱辛，說到一位商人二話不說立即拿出30萬來，卻誰料金融海嘯遽然襲來，商人立即從身家豐厚變成債務纏身。朋友在活動過後，從剩餘經費中拿出五萬元還給那位商人。過去對那位商人不過區區之數的五萬元，換來無限感激。

那晚最饒有趣味的話題是醫學上的，即將退休的顧問醫生朋友的話匣子一被打開，便在大家的跟進提問下，以滔滔不絕的見聞、經驗讓大家消受不盡。

一位朋友投訴說，有親人到公立醫院折騰了兩個月才得以確診為淋巴癌，醫生看來沒有盡力。醫生朋友則從另一角度說，絕不會這樣，因為醫生的最大滿足是斷對了症，相反則是最大的丟臉，在病人、同事面前丟臉，能斷不斷是絕不可能的。但有時症不易斷，以淋巴癌為例，他也診斷過，也是花了不少時間找不到病因之下，最後在病人腳部一個疤痕拿了組織作化驗，才知道是淋巴癌的。(淋巴癌病人很多沒有病徵，有些只是發熱發冷、皮膚痕癢。）

他是腎科專家，說到醫學不斷有新發現時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最近才知道有腎衰竭不可吃楊桃。這是因為台灣不少人愛楊桃汁而發現的，嚴重的會死亡，具體是什麼因素導致則仍未知道。最近香港也發現類似案例了，現在已通知有關人員不能讓腎病病人吃楊桃。

這位朋友不斷注意醫學新進展，卻自言在用藥上是保守派，不輕易讓病人吃據說有新療效的新藥。原因是舊有藥物的藥效得到廣泛證明，而新藥只在有關試驗中證明療效，還沒有在廣大人群採用過。新藥常來自美國，他對病人說，讓美國人做白老鼠好了，你不必做。事實上，藥物經多年採用後才證明有嚴重副作用的事，所在多有。以前就聽他說過，主張盡量不要吃藥，他自己也是這做的，有一次弄損了手，直到發覺化膿了，才吃點抗生素。

他認為人體的設計是很完美的，不容易被擊倒，大部分病可以自己醫治；人是到整個「崩潰」了才真正病倒的，一般得病不必太緊張。他一直堅持門診，接觸一般病人。他認為，一個病人出去時候的感覺比進來的時候好了，就是有療效了。

聽了他一席話，從反應看來，眾人對自己身體的感覺也好了，這樣看醫生很愉快，不花錢，真好。真要感謝賜飯的前輩。

深圳田貝四路反映的變化

在通往洪湖公園的行人橋上回望田貝四路

早就聽說，家居裝修如要省錢，可以到深圳採購材料。我們星期天也到深圳走了一趟，果然見聞大增。

很多人知道，深圳田貝四路是裝修物料的集中地；那兒，家居裝修的東西一應俱全，從瓷磚、地板、燈飾、窗簾、浴具、門鎖……都可以買到。田貝四路離羅湖火車站約三四公里，位於洪湖公園附近。坐的士只要十幾元，也可以坐一路巴士前往。我多年前也到深圳家具、建材集中的地方走過，前後一對比，變化真大。變化，主要是市場帶動的。

市場就是房地產市場。深圳是個新興城市，新樓盤不斷拔起。珠江三角洲各地，以至全中國大小城市都一樣。中國於是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家居裝修物料、用品市場。材料、用品的檔次，隨着人們的要求越來越高。以深圳為例，家所面積一般比香港大，能住上香港「豪宅」式單位的人很多，很多人也的確以「豪宅」的標準來裝修，很誇張的材料、設備都有市場，例如很華麗的吊燈、體積龐大的沙發等。

到珠三角西岸中山、順德一帶走走，還可以找到不少專門經營某種材枓、設施的鄉鎮，如專賣硬木家具的、專賣燈飾的等等。那裡也是生產基地，是珠三角這個「世界工廠」的一部分，深圳則把產品集中到田貝四路一帶。深圳很大，說不定還有其他類似的地方。不過從耳目見聞，似乎以田貝四路最出名。

我們主要想買一些天花燈、壁燈。曾到灣仔洛克道一帶看過，價錢很貴，動輒數百元，以至過千。同樣的價錢，在深圳可以買到幾個。

如今的一個常識，是很多世界名牌產品的產地其實都在中國，著名品牌都在中國設廠生產。在香港買到的外國品牌，大部分是這樣。在深圳，既有中國自已的品牌，也有Panasonic, Philips這些較高價的名牌貨色，但相對於香港仍然便宜得多。

我們本來不打算在深圳採購的竹製窗簾，結果也訂購了；還有門鎖、衣櫃把手。原因之一，是所有店鋪都有送貨服務；最低消費二百元，地址在新界、九龍、港島不一樣。不同店鋪採購的東西，也可以協商下整批打包送到香港。

就我所見，到來採購的香港人不少，很多看來是新婚年輕男女。他們剛為置業花了一大筆錢，到深圳採購裝修物料，肯定可以省回不少。我見有人買了閃閃生輝的新月型吊燈，有人買了幻彩型的水晶天花燈。

大陸室內裝修市場的飛快發展，我一直有留意，這是先從出版業看到的。幾乎每次到書城看建築類圖書，都會發覺地盤擴大了，關於室內裝修的書多了。以前，精印的室內裝修雜誌香港才有；如今，大陸隨處可見，且種類繁多。一些香港室內設計名家早就北上發展了，市場主要是商場、酒店、辦公室。由於項目規模常常很大、投資也大，可以讓設計師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田貝四路所見，不過是豹之一斑而已。

(補記：據洛克道一木材行人士說，深圳買木比香港貴，因為都是進口的，要稅。一些內地人要到香港買木材。──20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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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貝四路位置：
http://maps.google.com.hk/maps?q=%E6%B7%B1%E5%9C%B3%E7%94%B0%E8%B2%9D%E5%9B%9B%E8%B7%AF&rls=com.microsoft:zh-tw:IE-SearchBox&oe=UTF-8&rlz=1I7GGLL_zh-TW&um=1&ie=UTF-8&hq=&hnear=%E4%B8%AD%E5%9B%BDGuangdong+Shenzhen+Tian+Bei+Si+Lu&gl=hk&ei=NkHrTMG4O4HQcauvnckP&sa=X&oi=geocode_result&ct=title&resnum=1&ved=0CBYQ8gEwAA

觀賞《清明上河圖》 之難得

星期六去看了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在熱熱鬧鬧中來回觀賞，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個創意竟然可以調動起這些多人去重新欣賞一幅九百年前的古畫，了解中國文化曾經有過的輝煌。這樣的創意實在了不起，不管你是不是喜歡。

我相信進場的人就是香港人文化愛好的縮影，他們平常不特別愛好文化藝術，對中國文化藝術的修養不特別深，主要是在一股熱潮下「山長水遠」地跑到亞洲博覽館去的，說得不好聽有點兒「附庸風雅」。不過，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不好。「附庸風雅」總比「自甘下流」好吧。把《上河圖》動漫化的點子本來就是為了吸引普羅大眾而想出來的。這麼多人去開眼界，就成功了。《上河圖》雖然說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如果不是有特別轟動的宣傳和噱頭配合，要吸引人去觀賞仍然不容易。

《上河圖》三年前來港展出，也吸引了港人排隊觀看。港人除了慕名而去，也是因為看的是原作，機會難逢。我上星期三下班後去商務印書館聽了「康文署博物館館長文化講座系列」一個關於文物修護的講座，聽到一些關於這幅名畫來港展出的一些幕後絮聞，更加覺得能近距離欣賞《上河圖》，彌足珍貴。

這樣的國實級文物，等閑不會公開展出。而每次展出，受到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必使文物「折夀」，對紙本、絹本這些脆弱質料文物，尤其是這樣。「國之重寶」系列文物拿來香港展出，是對香港的特別禮遇，是個政治決定。故宮專家雖然予以配合，但心情複雜。據說，故宮兩位老人一次在故宮外拉着港方人員的手，萬千叮嚀，囑咐保護好《上河圖》，說得聲淚俱下，說到「否則……」，竟然說不下去。

這個「否則」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儘管香港方面做了萬全的安排，竟然也難免出現了風險。話說安放《上河圖》的玻璃櫃是從歐洲訂購的，按最高標準製造，以保證櫃內衡溫衡濕。可是到了公開展出，監測竟然發現溫濕不衡，出現波動。香港方面急電歐洲，又是抗議又是求救。歐洲的專家飛到香港來，閉館後測試，卻沒有發現異樣。可是一到開館，異象又出現了。

經多方研究，最後發現，異象源自觀眾的「熱」情。不是因為人多，而是因為觀眾都盡量湊近玻璃櫃觀賞，鼻子幾乎都拱到玻璃上，鼻息直接噴到玻璃。成千上萬觀眾的熱情鼻息於是使玻璃櫃內溫度上升，相對濕度自然也改變了。玻璃櫃越密封越糟糕。

怎麼辦?嚴嚴密密封起來的玻璃櫃，為了適應展出環境，增加了適當的外洩出口。《上河圖》的最佳保護環境於是才得到保證。

即使是這樣，《上河圖》經過一番折騰，仍得休養生息，起碼二三十年內不能再公開展出云。據說以財大氣粗著稱的鄰埠，也想在兩年後的「大慶」中惜《上河圖》展出助慶，結果吃了閉門羹。

這又說到另一段軼聞：巴黎羅浮宮的鎮館之寶是達芬奇的《蒙羅麗莎》，去參觀的人都必以一睹為快，《蒙羅麗莎》因而全年展出不輟。由於沒有標明是仿製品，因而可以假設就是真品。可是從文物保護角度來看，這是不可能的。難道《蒙羅麗莎》真箇天生麗質、百害不侵?負責講座的那位館長曾經當面問過羅浮宮負責人；對方避而不答，看來像有難言之隱。聰明人應該可以猜想這是什麼回事吧?

電子版《上河圖》是仿製的。從報上得知，製作團隊卻是沒能見過真版的《上河圖》呢。

《失控》，一本越來越暢銷的預言書

偶爾在網上知道有這麼一本書：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作者是Kevin Kelly (KK，凱文·凱利)。這是一九九零年起寫作、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書了，大陸剛出了個譯本，是為《失控：機器、社會與經濟的新生物學》。作者還專門為這個遲來的譯本從美國寫來了一個序言。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書了，香港公立圖書館該收進了吧?很失望，搜尋顯示，沒有。倒是KK 在自己的網頁上提供了在線閱讀版本，可以一章一章的閱讀全書。

我一讀到簡介，就覺得這是要讀的書，因為它說是正我心裡疑惑多時並恐懼日增的問題：一日千里的科技會把我們帶到何方?這書未必可以給人圓滿的答案，也不會讓人放心了，但該讓人對問題有多點認識。

假若有人在這本書出版的年頭昏迷了，到現在蘇醒過來，一定會對這「未來」世界大為驚訝，那時很多被視為「科幻」的東西，現在已進入了日常生活。日前讀到一篇介紹十種最棒iPhone 應用程式(app)的文章，那些app 真匪夷所思，例如夜裡仰首星空，拿着iPhone 往某個星座一指，iPhone便可以顯示出星座的資料；你聽到一個旋律，哼給iPhone 聽，它可以搜尋出歌曲歌詞來。你覺得神奇之餘，是否也心裡害怕?

KK 早就指出：失控了。他漫遊了當時科技、社會和經濟最前沿，提到的很多概念如雲端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網絡社區、網絡經濟，等等，如今已是大熱。這可以說是一本「預言式」的書。

一般來說，這種預言書若干年後就過時了，可是《失控》一書相反。亞馬遜網站二零零六年有這樣的書評：「這可能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書」，並且是「少有的一年比一年暢銷的書」。「儘管書中的一些例子在十幾年後可能有些過時，但（它們所表達的）信息卻越來越成為真知灼見。」

書中關注的重點之一是無所不在的網絡文化。電影《廿一世紀殺人網絡(黑客帝國)》（Matrix）的創作靈感據說與KK的觀察有關，該片導演要求主要演員必讀的三本書就包括《失控》。

作者在中文版言中說，他從20歲起到亞洲流浪了八年，這對他今天的思想有深遠影響。他說：「我也不敢確定地說，這本書中的想法就來自於亞洲，但我想，是亞洲使我準備好了接受這些想法。我認為其中的一些想法與傳統的亞洲理念是有共鳴的，譬如說，自底向上而非自頂向下地構建事物，去中心化系統的優勢，人造與天生之間的連續性，等等。」

這本書寫於20年前，會不會過時了?他認為這本書今天比20年前更應景。因為「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萬維網，互聯網剛剛進入實用階段；仿真處於初級階段；電腦繪圖還很少見；電子貨幣尚不為人知。」而今天，一切都改變了，「由電話、iPad和個人電腦組成的實時網絡，還有可以自動駕駛的汽車，都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在這本書中所概括的原則顯得更加必要和重要。事實上，這本書如今在美國的銷量要比它當初發行時的銷量還要好。」

書中最重要的關健詞可能是「網絡」。書裡說：「在我們塑造科技的同時，科技也在塑造我們。未來年代的中心動作，是把所有事物都連接起來；我們整個文化將形成『網絡文化』和新的網絡經濟。」

KK 並指出：「生命的最大秘密，是生命一旦誕生即成不朽，一旦生成即無法根除。」他認為我們面對的新科技有着生命的特徵，有關的學問是為「新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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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http://www.kk.org/outofcontrol/

從「醫療失當」到「醫療過當」

昨天的文章上載後，先後有朋友頗有感慨地道出親友在醫療過當下臨終病榻纏綿的慘況。

我們常常聽到「醫療失當」，以及由此引發的官司。誠然，不同地方都有醫療失當的案例，很多頗激起義憤。這常常是「向錢看」所致，未必就是醫護人員主動這樣做，而是受到機制的驅動。《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一文，主要就說這個問題。很多時候，人是不自覺地被推動這樣做的，並且也礙於醫學上認識不足、道德壓力、宗教壓力等等。醫者、被醫者都有不由自主之苦。

於是，有朋友說，認識的一位銀行家，硬是在病榻上被折磨了15年，期間在住所與醫院之間進進出出。另一位朋友說，有親戚不能離床五年才過身；期間，要人不斷翻身以防褥瘡惡化。

今天早上，又接到朋友從澳洲發來電郵說，對文章很有同感，要向所有朋友推薦。朋友還說，夫妻兩人早已立下法律文書，不接受以生命維持系統勉強維生，因為明白到這對家人是殘酷的折磨，而最得益的可能是醫院。

未翻譯出《越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一文前，我曾把原文推薦給一位當過護士的朋友閱讀。不想朋友幾天後回了一個長長的電郵，說了多點感觸，包括一段多年來難以釋懷的往事。

朋友的父親已故世很多年，是腎衰竭所致。那時，洗腎這技術施行不久，朋友父親目睹過洗腎的痛苦，早已對朋友的母親說好，假若也得這個病，不會接受這樣的折磨。不幸，他真的得病了，是不是洗腎?朋友在家中排長位，又最有醫學知識，意見的責任因而最重。於是，父親在沒有接受洗腎下，過早離開了。

朋友多年來一直揹上精神包袱，常會想到：「那時的決定是否正確?我是否扼殺了父親的一線生機?」然後，就安慰自己：「若真為他洗腎，可以延長其生命，卻未必能減少病痛帶給他的痛苦，甚至可能只會帶給他更多痛苦。」

朋友自言，這理性的分析還是未能完全釋除感性的內疚，而 What Broke My Father’s Heart 一文，「總算減輕了我的內疚感」。

西方的醫療手段經常很進取(aggressive，也可說很富傷害性)，不過往往伴着很大的副作用。我一位朋友就有這樣的經歷。他退休不久，偶然發現得了胃癌，而且擴散了，公立醫院的醫生主張馬上切除。他到一家私家醫院去看一位很權威的專科醫生，醫生說手術很大，要把從食道到十二指腸都切除，約要二十萬元。他主張，還是到公立醫院做好了。我猜想，他有錢不賺，大概料到做了也作用不大吧?

朋友還是做了切除，不久出院了。這看來很神奇，只是不幾個月，朋友幾次進出醫院後去世了。我不敢說這是「醫療過失」，但這是不是「醫療過當」?

還得說說我母親的事。母親晚年得了柏金遜症，腦力衰退，不只一次迷路，已接近無法自理了，父親照料她的耐性因而日低。九年前的一天，母親跌倒了，後腦着地，大出血；送到醫院去，已深度昏迷。醫生徵求我們的意見：要不要做開顱手術清除顱內積血?但指出，要考慮值不值以78歲之齡去做這個手術。意思其實是，不知道這手術有多大的效果。這也就是要不要「全力搶救」的問題了。

我們經商量，決定不做手術了。幾天後，母親仙去。沒有人確切知道做了手術會怎麼樣，但我相信母親不會責怪我們。

前輩去世，聞之釋然

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輩終於離開了。聽到消息，我不吃驚，也不難過，反而鬆了一口氣，既為他，也為他的家人。

這位前輩屬於「老革命」，有着那一輩人的為人優點和風骨，一心為公，樸實誠懇。他在廣州做到說高不高、說低不低的職位，開革開放不久就退休了。今天接掌他職位的人，風光得很，盤滿砵滿。前輩退休後，兩袖清風，享受着國家的慷慨福利，生活無憂，每個月有七八千元退休金，日子過得很舒泰。

只是，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臨終時在病床上受到不少折磨，也讓家人受到種種折騰。

所謂「折磨」，也可能不過是外人的主觀臆想。他中風後躺在病上，昏迷不醒，從開始時有些微反應，到後來手指頭都不動，大腦有多少知覺，是他人感受不到的。他可能全無所覺，也可能苦不堪言。

就這樣，他在醫院的病床上躺了近半年。這該感謝現代科技的先進?還是該歸咎現代醫療技術和醫療態度之過當和不人道?

病人剛送進醫院時，醫院問：要不要全力搶救?得到肯定的答案後，所有先進的醫療手段都用上了，生命得到保存，但不見得病人有任何好轉。醫療費是不用擔心的，很早時候一次「埋單」，醫院有好幾十萬元進帳，病人只須花個零頭。有一些重要藥物是要病人自付的，幾百元一針，指定要在醫院的藥房購買。

可是家人就折騰得夠嗆了，在廣州的、香港的、海外的都來回奔波，要輪流在醫院照料(這情況與香港很不相同)。期間，家人之間難免有不同意見，若有人不可理諭，摩擦衝突就難免。陷於這個境地，真是重大考驗。最主要的考驗自然是：要不要全力搶救?

現代醫療科技的一個最顯著進步，是「生命維持系統」的相關技術，就是用各種儀器讓病人保持「不死」，心、肺、大腦繼續自主或不自主地運作。這種狀態下的人，是不同程度的「植物人」。世界各地有過「植物人」經過若干年昏迷後甦醒的奇蹟；另一方面，「植物人」終於萎謝了的數量一定多很多很多倍。所謂「全力搶救」，很多時候可能就是讓病人「不死」而已，但也無法讓病人真正活過來。在醫療系統受到經濟力量作用，加上道德爭議，和醫護人員在法律上的自我保護，醫院不會反對、甚至可能鼓勵這樣的「全力搶救」──其實常常是醫療過當(over-treatment)。

就在這位前輩被送進醫院後不久，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讀到 What Broke My Father’s Heart (傷了父親的心的東西)這篇長文，這「東西」指的是心臟起搏器，講說的是安裝了起搏器給作者癡呆的父親和照料他的母親帶來的多年折磨。文章寫得很細緻深入，感人至深，讓人反思什麼是生命，反思醫療高科技的利與弊。

我一直想把文章翻譯過來，讓多些人可以從中得益。翻譯過程中，傳來了那位前輩過世的消息，更覺得為這篇文章花點時間是值得的。經過斷斷續續的努力，終於完成了，文長近九千字。文章的題目稍為改動了一下，是為《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文章放在搏客一個專設欄目內(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p/blog-page_17.html)，可在左欄找到鍵入，歡迎閱讀，也歡迎轉載、傳播。

稀有金屬引發緊張的背後

加州的帕斯山稀有金屬礦

不久前，國際間就中國「收緊」稀有金屬出口一片嘩然。事件使人驚覺，原來對世界未來經濟舉足輕重的稀有金屬，目前竟然幾乎全部來自中國。中國稍稍加強對出口管理，就全世界都嚇一跳了。

我曾到過內蒙古的包頭市，那裡是中國的稀有金屬重鎮。當時聽到介紹說，這些稀有金屬是未來世界的命脈之一，但並沒有多加注意，只知道稀有金屬是發展新型電池、磁石不可或缺的元素，還獲送了幾片非常強力的小磁石。

日前，從《紐約時報》上讀到美國五位專家就美國當前面對的稀有金屬「危機」的討論，才明白為什麼上述新聞引來那麼大的反響。討論名為「美國可以在稀有金屬上競爭嗎?」(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0/11/08/can-the-us-compete-on-rare-earths/for-the-us-starting-a-rare-earth-mine-is-the-easy-part?scp=1&sq=Cindy%20Hurst&st=cse)。

據說，美國國防部並不擔心稀有金屬可能短缺在未來五年會引發什麼問題，儘管導彈、雷達的生產都離不開稀有金屬。或許，美國如日本一樣，早就從中國買回來大量稀有金屬屯積起來了。不過美國國防部會在即將發表的一個報告中指出，美國的環保工業難免受打擊。這不僅是電動車、風能發電等企業的問題，而可能影響到整個美國經濟，因為美國要全面走出目前的金融危機，最好是仰仗某種新技術、新產品的推動，就如十多年前IT技術、互聯網發揮的作用一樣。最有希望扮演這角色的綠色工業，卻十分依賴稀有金屬。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不必過慮，認為市場這看不見的手可以作出調節。因為隨着中國出口減少，稀有金屬價格會上升，其他地方的稀有金屬生產會受刺激而復蘇，市場供應就會增加。中國出口量大，可是探明藏量只佔世界36%。其餘的蘊藏大國有俄羅斯佔19%；美國本身也佔13%，最大的帕斯山礦場在加州，只是近於停產。稀有金屬生產會造成重大環境污染，美國的停產與此有關，而中國這方面的管制最寬鬆，生產成本便宜，美國於是樂於先保護好自己的資源，讓中國開採，讓中國污染。如今中國加強環境保護了，出口於是受影響。

中國現在知道，這樣貴重的戰略性原材料不應濫作出口；事實上，中國的容量也決不可以滿足全世界的需要。中國減少出口是勢所必然的，其他國家增加生產也是自然的事。

可是美國陸軍「外國軍事研究辦公室」的專家 Cindy Hurst 指出，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這位專家發表過《中國的稀有金屬工業：西方可以汲取什麼教訓》的報告。

她指出，美國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稀有金屬應用上有過很多發明，此後就落後了，例如通用汽車曾與日立合作研製出釹-鐵-硼強力磁鐵，後來還曾為它的專利打過官司。這專利如今已賣給中國，西方不再有企業生產了。

中國的稀有金屬自七十年代起發育，最初只生產精礦砂；到九十年代開始生產磁鐵和稀有金屬粉；如今已出口摩打、電池、LCD、手提電話等製成品了。更重要的是，中國培養出有數以萬計的有關專家，而在美國，據 Cindy Hurst 說，這樣的專家「屈指可數」(only a handful)。

她在《礦山與人才都在中國》(The Mines and Minds Are in China)一文中說：「假若我們沒有能力把稀有金屬提升，即是從氧化物變成金屬化合物、磁鐵或者其他重要化合物，那麼，我們除了從中國運回這些東西作進一步加工，別無可為。這將使我們回到了起點。」

從搬家，思「物累」

搬家過程中，最大的感慨是「物累」二字。

以前也搬家多次，比較可知，家當一次比一次多。所謂家當，主要不是什麼特別貴重的東西，而是種種雜物。這些東西你平時不覺得怎麼佔地方，而一旦都鋪出來，就多得嚇人。以前住的地方都不長久，幾年一搬，最長一次十年。目前這個地方，面積大了，住得也最久，住了十四年，積累的雜物也就最多。以前搬家，都是自己動手，加上朋友幫忙，就解決了。這次雖然是上屋搬下屋，卻非得要借重搬屋公司不可。

所謂雜物，是指可有可無的東西，或者說超過生活所需的東西。

譬如說衣物。香港人日常享受購物的主要購物對象是衣物，或稱時裝。我在這方面沒有特殊興趣，很多衣服一穿十年八年。但日積月累之下仍然覺得衣物佔的空間太多了。在以前的工作機構，衣着可以隨便些，日常的、上班的衣物不必怎麼區分。後來轉換了工作環境，就得有區分了。於是很多日常便服如T恤之類，便少了機會穿着，好些一年不穿一次，變得可有可無。

香港人平均會有多少件T恤?我沒有看過統計，但我家裡一位年輕人的數字就讓我吃了一驚。我點算了一下，足有四十件。年輕人不特別愛花費，不注重打扮，竟然也有這個數字，可以想見易受潮流影響的時髦人士的衣櫥會怎麼樣。

雜物之雜，因人而異。我在收拾中，翻出了不少過去所負責工作留下的原始紀錄。這些工作都是當時認為重要而得意的，曾為之不計報酬地耗費心血。可是隨着歲月過去，環境變遷，回過頭去看，很多實在已不值得重視。對某些事物的衡量，人總難超脫當時的時空作判斷，直到若干年後回過頭去，才能掂量出分量來。

不少這些當時認為「珍貴」的東西，如果不是翻出來，已不記得它們的存在。如今仔細看看，雖然能夠勾起一些記憶，但已不覺得有必要繼續保存下去，只好當作廢紙處理。對一些東西是否要丟掉仍然有點掙扎，但一想到保存下去也不過繼續讓之不見天日，若干年後也得棄掉，也就忍痛拋棄可也。

也有些東西始終不知道怎麼處理好的。例如，翻出了各種各樣的墨硯起碼有六七個，多數是人家送的，大概是他們都知道我喜歡弄弄墨之故。一些硯台該有些價值，其中一個還是清道光年的遺物。可是我也是得物無所用，因為揮毫時只會圖方便使用墨汁，決不會慢條斯理地磨墨去，而來日也決不會有個可以磨墨添香的秋香出現。

這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在家裡雜物中佔了不少，最難處理。很多東西很精美，有一定價值，但只會佔着地方，沒有用途，很多卒之也要棄掉。其中包括幾十盒錄音帶。記得也曾有一回扔掉數以百計的錄音帶，想不到還留下了一些。這次終於也掉棄了。大廈的看更看到很高興，他們還有卡式帶播放機。這幾天出門時，時常在樓下聽到熟悉的二胡樂曲，一聽就知道來歷，既親切，又高興。

有高僧說：要學會放下，放得下自己作出，放不下，業力作主、命運作主。「放下」與「捨棄」意義相近，也得學會捨棄。更好是，毋貪得。物累，首先始於貪得。

從搬屋看什麼叫「專業」人士

「專業」二字，可以有狹意和廣意的理解。你自稱是專業人士，得看你是什麼意義上的專業人士。

狹意，是指某些要通過專業考試才能取得入行資格的行業。這顯示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有非一般的才能，不是誰都可以入行的。社會上一些廣受尊敬的行業，如醫生、律師、會計師、建築師、藥劑師等，都是公認的專業人士。未通過專業訓練和實習拿到執照，不能做，一般都要求有高學歷。

廣意，是指要有精專才能的行業。這些從業員雖然未必受過高學歷的專門訓練，但在行業裡摸、爬、滾、打多年，自有一番非常人可為的好功夫。加上從業態度可敬，他們也稱得上專業人士。昨天與幾位搬屋公司的小伙子打交道後，他們就給我這樣的感受。

家裡要裝修、得騰出房子來。為這事，已忙了好些天，而越是臨近搬家，越是惆悵。當平時都收拾好的東西都翻了出來一攤開，來個家當show-off，整個房子就被堆了個滿坑滿谷，轉身無地。前天晚上收拾到深夜，還有很多東西不知怎麼拾掇起來，因為已經找不到地方可以打包了。想到笨重的大家具不知怎麼先搬出去好在臨時住所安放，一個個放進一百幾十本書的紙皮箱不知怎麼壘疊起來搬走……越想越懷疑裝修這決定是不是錯了?得過且過是不是更有生活智慧?

更何況，那家搬屋公司只安排大約兩小時做我們的生意，負責把屋裡滿目所有東西全部搬到同一大廈另一座一個單位去，中間要換升降機，又下又上。

九時多，一個領班小伙子來到，二十來歲，挺斯文，看不出是幹這種氣力活的人。在我印象中，這些活是「苦力」幹的，而「苦力」是什麼模樣，就不必細表了。這領班的在屋裡轉了一圈，輕鬆的說：「兩個鐘頭給你搞掂」。此前，他們公司已有接單的人來看過，說好了價錢。這回，一共來了五個人，都是差不多的年輕人，都該是「八十後」吧，但都不特別健碩，不像特別孔武有力。

他們首先挪好東西，清理出一條通道，大件家具先搬走。我到臨時住所那邊等着，兩個年輕人負責那邊的工作，把東西從升降機搬出，搬到屋裡，按你要求的位置擺放。他們不但有氣力，而且有禮貌。有時候因為拿不定主意，東西要來回搬動，他們還安慰你，不要緊，你要怎麼放就怎麼放。你要自己動手，他還不讓你動，要你告訴他要怎麼搬，讓他來。

花的力氣肯定不少，因為不少家具是實木的，特別沉重。有些裝書的箱子，還真要兩個人才能壘起。一位年輕人不小心用刀劃破小臂，他笑咪咪的同伴遞上的藥用膠布，又不省力氣地幹。

不剛是賣力而已，他們對家具的打包麻利，搬動小心，絕對沒有「暴力裝卸」那回事。隨手拆卸的包裝物料，會隨手清理。留下的，可能就只有大滴大滴落下的汗水。

果然，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工作。接着，又做下一個「柯打」，一天做幾單。可能也是因為地產市道好之故，搬屋的生意很好，我們因此無法安排在周末進行。就算是平日，「時辰」也不由你選擇。

幾個小伙子的表現，給我「專業人士」的印象，不但是才能專業，而且態度專業。香港很多行業的人愛自稱是專業人士，但其實沒有專業資格考核，也不是見得有特別過人的才能和態度。比起這些搞搬運的──可以專業點地稱作「物流」──差遠了。

一狠心，《辭海》也不要了

在清理家中書籍過程中，一再遇上難題，就是拿着書掂量：該不該棄掉？

這次棄書是夠狠心的，大概棄掉了五分之一到四分一。不少隨着自己搬過幾次家的書籍棄掉了，好些精裝彩印的書棄掉了；好些是一個系列地棄掉的，因為考慮到大概不會再投入那個領域裡去。

有些書是打了包之後，再一轉念才狠下心來棄掉的。三卷本加上一擴充本的《辭海》就是這樣送了出去。記得，這套書是剛出版時從廣州買回來的，每卷都厚得很，要分兩次還是三次揹回香港來。多年來，這套工具書幫了很大忙，很多文章是靠裡面的資料寫成的。只是，近年來把它冷落了，大概總有兩三年沒有翻過了吧?這是因為現在上網搜尋資料太方便了。

這樣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的每一次改版都隆重其事，要集中很多專家完成。每次改版出版，都是大事，廣受關注。《辭海》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改版就很轟動，我就是那時為「先睹為快」買回來的。

可是在當前知識更新速度加快的年代，這些工具書的內容很難跟得上時代更新的步伐。《辭海》每十年改版一次，最新一次是二零零九年，可是你能夠跟着買一套新、棄掉舊的嗎?我以前很喜歡買工具書，到近年已變得十分謹慎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現在上網可以很容易找到要找的資料，資料還可保證「新鮮」。不知道為什麼《辭海》至今沒有電子版、在線版?

好些中國辭書、字典已經可以在網上免費使用。很多人愛用的《新華字典》就有《在線新華字典》(http://xh.5156edu.com/)，它不僅是字典，實在已擴充為詞典了。更大型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出了電子版，一套四張光碟就包羅了整套全書，而且賣得很便宜，多年前買來時好像只要一百元左右。至於純網上版的百科網站，如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等，已廣為人知，廣為人用了。不過閱讀、採用這些網上資料時，總有點不踏實，不如根據《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等傳統權威工具書的有信心。

另一套十卷本的《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則總無法下得了扔掉的決心。一是因為過去使用過得多，有感情；二是當初得來不易。說不易，其實又不算太難。這套書內容之豐富不用說，十卷書中，單是檢索用的就佔了一本。我有段時間要每星期選個題目寫一篇五千字左右的專題文章，這等於做個專題研究，很多資料就是靠這套全書得來的。之前，有機緣為北京一本雜誌寫稿。那時，北京的雜誌社並不富裕，我寫稿沒有稿費，但說好，我需要什麼書，他們從北京送來，通常是有人來港時托運來的。於是，我靠爬格子換來了這套百科全書。我那些稿件雖然也得花些心思，但是與這套以多少專家心血結晶凝成的大書相比，實在是不等價交換。

就這樣，這套書留下了，儘管要佔書櫥不少位置。

《清明上河圖》對城市建設的啟示

上海世博的中國館以創新手法活化了《清明上河圖》，成效卓著，眼下又在香港引起轟動了。我買不到周未的票，以為只能與這「活寶」──活化了的國寶──緣慳一面，幸好有朋友送來了兩張可以隨時入場的票，我應該不用遺憾了。

去看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可以有各種不同觀賞角度。可以抱着開眼界、獵奇的心態去看，可以當作看齣動漫片，也可以只為湊熱鬧。事實上，這不失為一個老少咸宜的一天遊活動，可順道看看亞洲博覽館的，到開張不久的機場二號樓看看，甚至遊遊東涌、昂平、大澳。

不過我想，中國館當初選上活化《清明上河圖》這個題目，應當不止於為娛樂大眾，而是希望對上海世博「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依英文版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的原意)這主題有所探討。

據港大薛鳳旋教授《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一書，西方學者 Zijderveld 有一個「驚人說法」：城市是西歐自中世紀末以來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現象，其他地區的城市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沒有真正的「城市文明」和「城市居民」。

據西方的看法，城市不僅是文明的載體，而且就是文明本身。在拉丁文中，「城市」與「文明」都源於同一個語根 cit，英文的「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zation)因而相似。「公民」(civilian)的字根也一樣，意味着這是城裡人才有的「身份」。

以上看法顯然偏頗，甚至可以說無知。當然，這不過是一家之言，西方也有學者持不同見解。美國學者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巨著《城市發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就有不同觀點。他指出兩種不同城市發展路向，一種以科技主導，追求經濟發展；另一種尋求人與自然的平衡。他把理想的城市稱為「有機城市」(organic city)，在這樣的城市中，文化不是由科技發明主宰的文化，而是借助科技發明蓬勃發展的文化。

他研究了《清明上河圖》，並從中看到中國城市的特色:「各種各樣的景觀，各種各樣的職業，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各種各樣人物的特有屬性——所有這些能組成無窮的組合、排列和變化，不是完善的蜂窩，而是充滿生氣的城市。」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良鏞以城市規劃專家的身份指出，中華城市文化與中華歷史一樣長遠。他就北宋的汴京指出其中幾個特點：

第一，城市與自然結合。

第二，城市與鄉村融匯，城鄉發展互動，聯繫緊密，和諧發展。

第三，城市與生活、人文、建築、工程、技術、橋梁、航運等聯繫，生活豐富多彩。

第四，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妙造自然的營建理念。如京杭大運河，如中國城市的8景24景等。

中國城市發展雖然有長遠歷史，但自從清代以降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後，城市發展方式傾向西方道路。如今，隨着《清明上河圖》活化而大受歡迎，中華城市建設的智慧也該得到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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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良鏞文章：

http://www.expo2010.cn/a/20100224/000001.htm 

 

周末紀事兩側

裝修師傅大忙時

家裡裝修的時間表，忽然有變，一再更改，因為要遷就裝修師傅的時間。從中可以窺見，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果真相當興旺。

本來與裝修師傅約好，他要完成了手上一個工程，這個月底才到來動工。可是他這「手上工程」延誤了，一些訂好的設施供應不上，他要趁着空檔先來我家開工，否則開工時間就要往後推延了，未必能來年春節前完成。再打聽，原來他已接下的工程遠不止這兩個。用他的話說，他口袋裡有五戶人家的鑰匙，就是說，他起碼已接了五個工程。其中當然不乏買了樓要裝修新居的客人。

根據過去的經驗，裝修師傅工作的忙與閑，最能反映香港樓市狀況，以致整體經濟好壞。他們的生意應接不暇，就意味着樓市買賣興旺；他們兩朝打漁、三朝曬網，香港經濟就好不到哪裡去。

他們的生意好壞卻是有周期的，應接不暇一段時間，又要準備門可羅雀。現在是否又處於一個循環的頂峰?

剛好，昨天在翻天覆地的家中看到曹仁超在電視上說，香港的「炒樓」活動歷來都由豪宅開始的，一路炒到連平價樓都炒起來，就快到崩潰的時候了。現在處於這個循環的哪一點?該好好觀察了。就我所見，一位朋友約半年前在香港最西北角一個樓盤買下的單位，樓價已上升了一成半，以致地產經紀去遊說朋友放出賺它幾十萬快錢。那可是個被傳媒貼上「悲情」標籤的地方呢。

「君子之風」的回憶

一連兩天的周末，又得在家裡收拾東西，準備「掃地出門」，讓出地方給裝修師傅大展拳腳。收拾，其實是個回憶之旅，很多被遺忘了的記憶片斷，隨着它們的「記憶體」被翻出而展現。可是也有些東西翻出來時，竟然完全沒法產生聯想；它只是以無可爭議的物證，證明曾經發生過哪麼回事。

例如我翻出了兩幅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寄出的書法條幅，看到字分明是我寫的，可是上款的人名卻是完全陌生。其中一幅寫着「君子之風」四個大字，為什麼要寫這幅字?腦子裡一片空白。直至今天早上翻起身，才忽然「叮」的一下記起來了，那是源於一次有點戲性的事件。

幾年前，家裡人到一家百貨公司買東西後離開，約十分鐘後，發覺銀包不見了。立刻想到，銀包定是在百貨公司裡丟了。趕回去那裡的收銀處，卻不得要領，收銀員沒有發覺有銀包留下。因為銀包裡面有各種證件、信用咭等，我們馬上去報了案，第一次進入當時嶄新的軍器廠街新警察總部。這不過是為了備個案，和為了補領證件，根本沒有指望能找回銀包。

幾天後，忽然有位女士打電話來，找尋銀包的失主。原來，那位女士當日同一時候也到同一家百貨公司購物，買了的東西回家放着，幾天後打開，才發現裡面有個不明來歷的銀包。於是，再從中找到線索，打電話來尋找失主。她好像還說過很體諒失去證件的麻煩，所以希望找到失主之類的話。銀包後來去拿回來了，分毫不損。

那「君子之風」條幅，就是為了多謝這位好心女士而寫的，後來卻是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寄出去。

「世風日下」之類的怨言，經常會聽到，這些話都可能有所根據。可是大千世界不是一句話、一個標籤可以概括得了的，即使在「世風日下」的社會裡，一定還有不趨下而趨上的好人的。

美國量化寬鬆，香港左右受襲

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使它「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有利有弊，好的時候可以左右逢源，壞的時候受到左右夾繫。在眼前的金融動盪中，香港就處於後者的難堪處境。

美國果然又開動印鈔機器了，第二輪「量化寬鬆」的潮頭還未來到，先至的流風已掀起波瀾，有如颱風還在遠遠的海面上，香港已酷熱難當。的確是熱，來的是滾滾熱錢呢。

在香港設法抵禦這美元熱錢洪流的同時，還要防範背後另一股洪流──人民幣熱錢。與美元掛鉤的港幣，無奈地不斷貶值，使先富起來而手拿大把人民幣的內地同胞到香港消費──包括買樓──更富了。

於是香港受到鹹淡水的左右夾繫，鹹水是美元，淡水是人民幣。本來嘛，香港位於珠江三角洲出海口，地理上就是鹹淡水交界。如今，金融上也一樣了。

鹹淡水的比重不一樣，鹹水較重，淡水較輕，一旦相遇，鹹水下沉，淡水上升。湊巧，目前的美元與人民幣也一樣，美元勢弱，不斷貶值；人民幣則勢強，不升也得升。港幣按照八十年代初定下的聯合匯率政策，只得隨着鹹水下沉了，儘管港元的價值不該是這樣。

美國當然不會管香港的死活。美國在全世界一片批評聲中，仍然堅持給印鈔機按下開機指令，考慮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美國的情況確實是夠令決策當局擔憂的。伯南克推出「量化寬鬆」新措施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指出：「目前美國面臨的更大風險來自失業率居高不下，且通脹資料處於令人不安的低水平。通脹太低會給經濟帶來風險，尤其是當經濟處境艱難的時候。最極端情況下，過低通脹會演變成通縮，進而導致經濟長期遲滯。」

他擔心的「最極端情況」，就是美國會成為另一個日本，即所謂「日本化」（可參看日前《日本大通縮動心動魄》一文：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22.html）美國經濟已在各方面顯現出「日本化」蹟象。香港財經事務及稅務局局長陳家強日前接受記者訪問指出，「量化寬鬆」最主要的策略是「印銀紙」，但美國銀行已經「水浸」了，錢借不出去是因為企業不敢投資，而企業不敢投資，是因為消費者不敢消費。這就是「日本化」的惡性循環，日本自從八九十年代之交經濟泡沫爆破後，至今沒法從這個漩渦脫身。伯南克的如意算盤是，通過「泵水」讓般市飆升，使國民自覺身家增加了，可以放膽消費。

可以見到，在熱錢流竄下，環球股市都上升了，但經歷過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香港，還有其也新興經濟地區，卻從中看到不祥之兆。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更直斥美國不負責任。

面對險惡，已被繳械的香港難有太多招數，頂多靠行政手段了。已有不少新興市場向湧入資金徵稅、罰息，香港標榜資金進出自由，對這樣做看來有顧忌。香港目前情況，就有如維港出現井噴下的一艘小船，小船怎麼清理四周海面，都難免受大量湧出的地下原油污染。

對美元脫鉤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不妨參考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以下文章：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364

從選舉結果看美國民情

民主黨遇上中期選舉風暴

美國中期選舉在完全沒有懸念之下進行了，一如所料，執政民主黨大敗，失去眾議院的控制權。總統奧巴馬立即出來向選民承認政策失誤。這情況與兩年前奧巴馬當選時景象有天淵之別。短短兩年之後，美國的選民就變臉了?

這其實並不奇怪，美國選民選出總統後，到了兩年後的中期選舉，通常會給白宮一點顏色看看，意思是要警惕白宮：嘿！別忘了誰是老板，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呢！

這常常會讓白宮的頭腦清醒一點，施政謹慎一點，好把握任期餘下的兩年，爭取表現，到下次總統選舉時來個反撲，連任下去。所以奧巴馬的民主黨雖然大敗了，但仍然相信奧巴馬汲取經驗後，改善施政，加上未來兩年裡經濟可能復蘇，連任仍然大有希望，那麼到下一個任期，就可以成就歷史偉業。

克林頓也經歷過同樣挫敗，那時的醫療改革還是由他的夫人希拉莉扛大旗的。一番焦頭爛額之後，克林頓政府重張旗鼓，於是有下一個任期的作為。

奧巴馬政府的施政無疑是有失誤的。美國一些評論指出，其中一點重大失誤，是沒有把握好重點，把太多精力放到醫療改革上去了，而沒有真正把復蘇經濟、創造就業視為第一要務。美國的醫療保險千瘡百孔，多少屆政府都束手無策，要在當前美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畢其功於一役，近乎異想天開。選民卻都是近視的，顧的是眼前、鼻尖的事，見到經濟仍然呆滯如死水，就忍受不了。

單是失業數字就讓選民無法忍受：奧巴馬上台時的失業率是7.6%，如今卻達9.6%。加上財政赤字急升，美元不斷貶價……不滿情緒就都衝着奧巴馬爆發。

但當你看到共和黨、還有那乘時興起的茶葉黨的冷言冷語、倖災樂禍，還有事後諸葛亮的「真知灼見」，而這些又得到美國選民「收貨」，你就不能不為民智低落而慨嘆──儘管這是彼邦之民。

人的失憶真快，似乎都忘記了美國這個爛攤子是怎麼造成的了。《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指出，向美國銀行體系注資七千憶美元救亡，是在聯邦儲備局支持下始自布什的，奧巴馬做的是收尾工夫。評論特別加註：「這是大部分美國人不知道的事實。」

奧巴馬挾「改變」這口號上台時，給人一個強烈的感覺，以為美國真的脫胎換骨了，整個民情向開明派傾斜了。但只要對美國稍有深入了解都明白，美國人整體而言，更傾向於保守。

兩年前總統選舉的票站外民調有這樣的紀錄：選民自認為保守派的佔32%，自認為溫和派即中間派的佔44%，而自認為開明派(liberal)的只佔22%。可以說，真心支持奧巴馬 change(改變)美國的，最多只有22%，而反對和觀望的佔76%。這情況在這次中期選舉中鮮明地顯示出來了。

奧巴馬這麼快便出來乾淨利落地承認失誤，大概是更加看清楚了美國這個現實之故吧?

一分為三，憂樂圓融

日前在這裡介紹過龐朴的「一分為三」觀點。今天再補寫一下，介紹龐朴「 一分為三」分析中國的人文精神，得出「憂樂圓融」的結論。


他是從兩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分析談起的。兩位學者的觀點迥異，一曰憂，一日樂。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是「憂患文化」，而李澤厚認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

徐復觀認為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始於周易時代，是欲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是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所謂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得而不忘喪。所不忘的危、忘、亂、喪，便是憂患。到陷入了困難境地時，儒者反倒可以樂天起來。

李澤厚則認為，中國文化由於氏族宗法、農業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形成了「實踐理性」特徵，使中國人對人生與世界持肯定、執着態度，為生命和生活而積極活動，並從中達至人際和諧、人天和諧；在哲學上，表現為以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為最大快樂的追求。

龐朴認為這兩個分析都可以說是西方二元觀點的運用。

他指出二分法錯在對世界做了靜化處理，把一切都固化為對立的兩極，看不到彼此間雙向的互動作用。

他提出的三分，是在承認兩極是真實的同時，指出由於兩極的互動，在兩極之間，必有一種或多種兼具兩極性質和色調(也可說不具兩極性質和色調)的中間存在。以靜態的二分觀點來看，它們常被看作是不穩定的乃至不真實的，有時叫做動搖的、暫存的、折衷的、妥協的，但不管怎樣貶低它，它仍然存在，甚至最具生命力。它兼具兩極的長處，避免或者補正了兩極的短處，而且往往為數最多，可以成為整個事物的統一代表，是兩極的黏合劑、緩衝劑。

在中國學術中，從思辨上對這一切分析得最精深的，是佛學種種中觀說和三觀說；從實踐上對這強調得最多的，是儒學的中庸之道。

回到憂樂這個問題上，龐朴認為憂樂實共存共榮於人身和人生之中。人有種種情，有一情必有另一情相對，如喜怒、愛憎，只是佛典定了喜怒哀樂愛惡欲這七情之後，樂與憂這一對就鮮為人知了。可是儒家素來憂樂並列，如孔子說「樂以忘憂」，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而與之相對，道家「識盡愁滋味」，追求的是「心不憂樂」的「至樂」。

龐朴認為，經過歷朝歷代儒道混合，再加上外來的佛家，三家在中國文化的大溶爐中已共冶一爐，而其精神，正可以用憂樂二字概括。憂樂兩種精神結合，便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所謂「窮則獨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所謂以「入世精神，幹出世事業」。說得最深入淺出的，是孔夫子之自況：「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矣。」「發憤忘食」是憂，「樂以忘憂」是樂；不知老之將至，可以說是「忘食」之憤發，也可以說是「忘憂」之自得。

這樣的憂樂，是為圓融；這樣的人文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性格。

上海世博有多成功的標誌

上海世博結束了，沒有如開幕的大張旗鼓、大放煙花。傳媒的報道，相對於開幕時不惜「慷慨」撥出篇幅和時間，大肆報道各種混亂情況，也冷淡得多，大概是缺乏被視為好消息的壞消息之故。傳媒少報道、沒有報道，從這角度看其實是好事。

上海世博創了不少紀錄，人數、規模等等，都前所未有。這當然與主辦當局從一開始就有要創紀錄的心態有關。如果以這些紀錄自豪的話，可能會有頗長的日子可以自豪，因為以後的主辦國家和城市，大概沒有幾個有意去挑戰這些紀錄。五年後在意大利米蘭舉辦的世博，就肯定不會超過上海世博了。米蘭就如兩年後舉辦奧運的倫敦一樣，從一開始就不讓人們有所期望。這自然與倫敦、米蘭的「實力」有關，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人家根本就沒有要在這些方面去比拼的意思。

中國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要爭「天下第一」的豪情。武俠小說的情節，幾乎都圍繞着各門各派高手要爭「天下第一」而展開的，而得到「第一」，反而「無敵是最寂寞」了，鬱鬱寡歡，沒有鬥爭的其樂無窮。在以前的概念中，天下就是世界，而這天下可能不過是行腳可到的一個小範圍，可能是幾條江河流域之間，甚至幾個鄉鎮之間。直到今天，你去到某個窮鄉僻壤，還會冷不提防地遇上一家自命為「天下第一」的小店，在賣個什麼包、什麼剪之類的東西。

英國有這樣的故事：某城某街有家裁縫掛出個口出大言的招牌──「英國最佳裁縫」；另一家不甘示弱，掛出個更大口氣的──「世界最佳裁縫」；第三家見到，也掛出新招牌──「本街最佳裁縫」。

任誰都看得出，第三家的招牌最謙卑、平實，但也最「牛」，因為可信。

動輒給自己貼上個「天下第一」、「華夏第一」之類的頭銜，反映了一種浮躁而缺乏自信的心態，要靠自封的「第一」來加強底氣。中國改革開放大開國門之後，中國人一下子被外面世界的精采驚呆了，心慌失神，不少人就要靠這樣的封號來鎮定自己，或者千方百計討個獲得承認的「天下第一」回來，辦法就是空心思地創造個健力士(堅尼斯)世界紀錄。創造這種無聊世界紀錄的人，世界各地都有，但我不知道怎麼有印象，覺得大陸的中國人最熱衷於這樣做。上海還為此自立了門戶，自建個承認紀錄的「權威」機構。

上海世博的紀錄當然不在此列，可是我也嗅到同樣的味道，可能是官方傳媒在這方面報道得太着力之故。

其實，上世博的影響有多大不在於創造了多少個紀錄，而在於在當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圈──產生了多大的良性效應。

在中國，為了加快發展步伐，借助大型國際活動的舉辦是個便捷方法。最有目共睹的例子是北京奧運，北京從硬件到軟件自此煥然一新，北京奧運成為歷史里程碑。北京人從此有奧運前、奧運後的時間概念，就像解放前、解放後，「文革」前、「文革」後，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後的概念一樣。

上海世博是否成功的一個標誌，可以看上海與周邊地區的人以後是否也有相同的發展階段概念，有了世博前、世博後的對比，並把這掛在嘴邊。

「一分為三」更可取

一分為三，三合為一

越來越覺得要有必要推介一個觀點：一分為三。

一分為二、二分法、二元論、二元對立、矛盾論、陰陽論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即使不特別着意，也會在日常生活、事務中予以應用。所有事物必然有對立的兩個方面，所謂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都可以二分，也易於二分，因為兩個極端的對立會很鮮明，黑白、善惡、美醜、陰陽、貧富……，仿佛都矚目可見，一清二楚。面對複雜的事情，看清楚對立的兩端，好像就能弄明白箇中底細的頭緒了。

事實證明，只看到對立的二元，不等於把握到事實真相；執着於兩端，更常使事情難以收拾，甚至導致激烈衝突，小則爭吵，大則革命。

很多人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和」。這始於周易的「和合觀」，即「一陰一陽謂之道」，要「陰陽和諧」才有好結果，生生不息。「和」是以陰陽之不同為基礎的，純陰純陽其實「不和」，一定要有陰陽的對立才能「和」。這導致孔子後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中庸之道，「執兩用中」，務求兩全其美。這其實就是「一分為三」。一陰一陽，加上陰陽相加產生的「和諧」，是為三。這「和諧」亦陰亦陽、不陰不陽、超越陰陽。

據報道，「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間，大陸有過「一分為二 」與「二合為一」的大辯論，「二合為一」是作為「一分為二」的補充，這實際是說對立不一定就要鬥爭，也可以導致對立的統一。這場大辨論被強行制止的同時，爆發了「文革」，接踵而來的是大批判。到「文革」結束之後，「合二為一」才有人零星重提。



鍵盤，一分為二

大陸學者龐朴是少數一直對這議題鍥而不捨的人之一。他從五十年寫出《否定的否定是辯證法的一個規律》作為畢業論文起，沒有放棄過在這個哲學議題上讚研，直到近年寫出《中庸與三分》、《三極：中國人的智慧》、《三分法：解讀中國文化的密碼》、《關於中國古代三分法的研討——四聖二諦與三分》、《一分為三論》等著述。

他指出，三在客觀上是最穩定的，如：建築結構上如此；三腳凳一定可以放得穩(四腳就可能高低不平)；國際關係上最好是三方制衡(如石頭、剪刀、布遊戲)……。他又指出，這個「三」常常以「兩實一虛」形式存在，人常常看不到或不重視其中的「虛」而只看到其中的「實」。例如，人有雙眼，雙眼各看到一個影像(兩實)，最後再合成一個立體影像(一虛)；人有兩耳(兩實)，兼聽則明(一虛)。

「兩實一虛」有三種狀態。一是「包」，即包容，如兩實A和B之外，有個亦A亦B的C。A、B代表中西，那麼C是亦中亦西；A、B是文武，C是能文能武。

第二種狀態是「超」，即超越，Ｃ超越Ａ、Ｂ，例如肥和瘦都欠佳，不肥不瘦則沒有兩者的缺點，好過肥，也好過瘦。

第三種狀態是「導」，領導、引導、指導的「導」，不僅是超越，而且成為主導力量。例如在善、惡對立中，可以有不善不惡，也有亦善亦惡，但都不是最理想的狀態。最佳狀態是不知有善、不知有惡，天底下根本就沒有惡，於是乎也就無所謂善，是為「至善」。

「兩實」容易看到，「一虛」則往往不彰。如能多「一分為三」地看待問題，這個世界會和諧得多。

《信報》文章的「迷失」

朋友傳來《信報》一篇文章，文章標題是「新聞處高手『迷失翻譯』」，還問我「點睇?」(怎麼看?)既是「高手」而又「迷失」，頗引人入勝。忙一看，換來的卻是啞然失笑。

在我印象中，《信報》是一份較重視稿件質量的報紙，卻想不到報上有這樣「信筆亂報」的東西。作者看來應是這份報章的記者、編輯或者更高層人士，寫出這樣不盡不實而又文字拙劣的東西來，實在讓人慨嘆。

文章據說登在28日的報紙上，說的是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天」(27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政府山重建的發言。據說新聞處發表的有關新聞稿的中英文版本不一樣，作者「無意中」發現，英文稿有而中文稿無的內容起碼有六處之多。作者從這「嚴重不對稱」中不但「懷疑新聞處的專業水平」，而且上綱上線地引申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施政理念，痛陳「炎黃統治者就是不能讓龍的傳人知得太多」。作者在這些指控之前雖然用上「會」、「彷彿」這樣模棱兩可的字眼，其取態卻是不用懷疑的。

究竟新聞處的中文新聞稿對看不到英文稿的「龍的傳人」隐瞞了些什麼重要訊息?文章列出的六點是為:「一、政府總部中座及東座的使用者將於2011年尾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二、政府總部西座於1959年建成；三、西座拆卸後，新建的商廈佔地將會限於1350平方米；四、那座新商廈的總樓面面積上限約為42000平方米，最多興建32層；五、中庭那棵紫檀樹將予以保留；六、一條新園景天橋將會連接嘉軒廣場（The Galleria）及中環現存天橋網。」

這些資料不是早已公布了的嗎?我怕記憶有誤，一查找，找到政府九月十七日就政府改建展開公眾諮詢的新聞稿一看，果然，以上訊息都清楚列明了(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9/17/P201009170281.htm)。大小報章當時都有詳細報道，《信報》重視財經新聞，想必不例外。新聞處的中文稿沒有重複羅列這些背景資料，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文章所說的新聞稿看來是專向「行家」發出的，因為在政府一站通公開發布的「即日新聞」資料庫中找不到。新聞處如果有錯的話，是對「行家」的專業水平估計太高了。

「不可使知之」耶?「吾不欲知之也」，或「吾實無知也」。

文章的文風讓人想起大陸「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風格:用語極端化。你看，第一句就說「塵世間最荒謬的事，莫過於此！」即使錯，也不過是一篇稿的中文英版本不同而已，何至於誇大成「塵世間之最」。

文章說到「三套花拳」，「花拳」這兩字顯然是從「花拳繡腿」這成語生硬地拆出來的，「花拳繡腿」指好看而不設實際的花招，是個完整的用語，單說「花拳」或「繡腿」，就不知所指，不可以這樣說。四字成語很多前後兩字對稱的，一般都只可連用，如：含沙射影，狼心狗肺，國色天香……等等。

「中英文版本演繹手法不同」一句，「演繹手法」是大詞小用，故作高深，說寫作方式不同就夠了。文章又自創「革命折子戲」的新詞，不知是什麼意思。「折子戲」是全本戲中可以獨立上演的一個片段，有革命樣板戲的折子戲，但沒聽過有「革命折子戲」。更不知為什麼後面說到的期望明年立法會十月可在添馬艦新大樓復會是「革命折子戲」。至於說這是為了讓曾蔭權可以在新大樓作下一個《施政報告》以「為從政生涯劃上其中一個完美的句號」，就更加不通了:
──「劃」應為畫，除非句號是用刀劃上的；
──「其」在這裡指「從政生涯」，不必重複；
──「一個」在這裡是是贅詞；
──「完美」應為「圓滿」；
──「圓滿句號」應當只有一個，說「其中一個圓滿句號」，是否暗示存在多個「圓滿句號」?

句子應改為「為從政生涯畫上圓滿句號」。其實，曾蔭權從明年十月宣讀《施政報告》到翌年年中卸任，還有大半年時間，要畫上「句號」，還早着呢。

從「新聞處高手『迷失翻譯』」一文看來，「迷失」的應是香港傳媒人的專業水平和態度。希望《信報》老總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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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傳來的《信報》原文:

都說詩不可以翻譯，殊不知連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也如是，塵世間最荒謬的事，莫過於此！

昨天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由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真人表演「市區重建」、「發水樓」及「政府山」三套花拳。依套路看，公眾最關心的，自是前兩項，此乃人之常情，亦是政治問責官員應有的計算（或算計），但筆者卻無意中發現，關於政府山的新聞稿，疑似出現了「迷失翻譯」的問題。

平心而論，基於文化問題，中英文版本演繹手法不同，絕對可以理解，但隨意到好似今次關於「重建政府山」的中英文新聞稿那樣，則甚為少見。

事情是這樣的。任何人只須先看看中文稿，再看看英文稿，即可輕易發現起碼六個不同處。邪門的是，那六處都是英文稿有而中文稿無的。正是：一、政府總部中座及東座的使用者將於2011年尾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二、政府總部西座於1959年建成；三、西座拆卸後，新建的商廈佔地將會限於1350平方米；四、那座新商廈的總樓面面積上限約為42000平方米，最多興建32層；五、中庭那棵紫檀樹將予以保留；六、一條新園景天橋將會連接嘉軒廣場（The Galleria）及中環現存天橋網。

兩個版本的資訊如斯嚴重不對稱，不但令人懷疑政府新聞處的專業水平，更會引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陰謀論，彷彿再一次確認，炎黃統治者就是不能讓龍的傳人知得太多。

走筆至此，忽然驚醒，政府山淪為地產山之前，原來會有一齣「革命折子戲」上演。昨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表示，期望明年10月立法會復會時，已可在添馬艦新大樓舉行會議。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到時曾蔭權就可以在新議事廳宣讀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為從政生涯劃上其中一個完美的句號。也難怪有人說，承建商不單先興建新立法會大樓，更在不懈趕工，事關一旦未能在明年9月交到吉，那麼立法會秘書處只好安排在聖誕期間才遷入，到時那個「完美的句號」就恐怕會變成一個「爛尾的感嘆號」了！

聽粵曲學中文

「劍合釵圓」：一朝翅折了，怎生飛動

報上有專欄作者自言以「朝聖之心」到澳門看粵劇《紫釵記》的折子戲，而這竟是她第一次看粵劇。作者從未看過，卻是自小就聽。是緣作者的父親很早就拿《紫釵記》中「劍合釵圓」一曲讓她「聽粵曲學中文」，作者於是早已對這一曲的情節、曲詞、意境熟稔於胸。她多年來無法在香港看到「劍合釵圓」，知道澳門藝術節有這節目，便「過大海」去看了。

作者黃明樂應該只有三四十歲吧，是「番書女」，對粵劇──準確點說應該說是《紫釵記》之「劍合釵圓」──這般癡迷很罕見。這也說明，只要善加引導，粵劇粵曲這樣的傳統藝術，對年輕一輩也是有吸引力的。他的父親就很善於這樣做，他解釋曲中一句：「嗱，『霧月夜抱泣落紅』，才七個字，人、事、情、意、境都出來了！」

這是此曲最膾炙人口的唱段，琵琶古曲《春江花月夜》在這裡第一次被當作「小曲」，譜入粵語歌詞，曲與詞雙得益彰，再經任白的纏綿演繹，就更加被「唱到街知巷聞」了，是為唐滌生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比之於名氣更盛、用另一首琵琶古曲《塞上曲》中「妝台秋思」一段譜成的《帝女花》之「香夭」，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很多人提倡「聽歌學英文」，這證實有一定功效。「聽歌學中文」就沒有聽過，而相信今天絕對沒有人會這麼提出。不敢說現在的填詞人都不學無術，但就年輕人愛唱的粵流行曲而言，歌詞能夠獨立成篇拿出來、當作詩篇傳誦的，能百中有一嗎?相信千中亦無一呢，能有一兩佳句就不錯了。時光倒流三四十年的話，在盧國沾、鄭國江、黃霑的年代，則會有不少文義俱佳的作品可以成為學子的教材。

我多年來一直奇怪，為什麼香港教育當局不把一些粵曲經典曲詞，選進學校語文教科書去。教科書裡少不了宋詞作品，這其實也就是當時的流行曲歌詞，流行的地方主要是舞榭青樓，曲譜則絕大部分失傳了，只能讀不能唱。當代的粵曲「健康」多了，而且可以唱，還有演出可以看，施教可以比較活潑。本地作者唐滌生等就有大量作品可供選擇。這對推廣已成為聯合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劇也大有好處。

還值得一談的是澳門藝術節。我不知道黃明樂是什麼時候「過大海」看演出的，據網上資料，今年的澳門藝術節在五月舉行，演出都完了。澳門藝術節也引起過我的注意，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票價相對於香港的不同藝術節，「超便宜」。

以今年為例，最高的只有150元。例如由古巴Rakatan芭蕾舞團演出的「夏灣那盛典之夜」，票價由60元到150元。其他來自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澳洲的藝團的演出莫不如是，有些最貴票也不過百。用某些信用咭，可八折購票。當地居民的學生、長者更有六折優惠。這比去賭場「看騷」便宜多了。這大概是因為澳門政府庫房充裕，對藝術演出有豐厚資助之故吧?

以後遇到好節目，也該「過大海」去看看，別辜負了澳門特區政府的「美意」。

退休，兩代人的共同話題

工作與退休之別

最近在報章上不斷看到有關退休年齡的新聞，法國人因為反對立法延遲退休年齡而廣泛示威，香港也有人提出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了。推遲退休年齡，是發達地區的大趨勢。可是越是發達的地方，越是有年輕人在盤算着怎樣才可以提早退休，及早「嘆世界」、享受人生。

前天晚上與朋友夫婦吃晚飯，他們聊到幼女的近況，就很能反映一些年輕人的這種想法。這位年輕人即將在美國的大學畢業，讀的是經濟學科；對於就業和未來，她的最大願望，是在四十歲甚至四十歲之前退休。

朋友夫婦笑着搖頭說，現在的「後生仔女」，還沒做工就想着退休了。這與朋友夫婦的情況對比，反差更強烈。朋友夫婦是開店的，生意做得很不錯，不斷有新的擴展。如今，按香港的標準，也該到退休年齡了，可是做的是自己的生意，而下一代對接班沒有興趣，哪有鐵定的退休標準?

朋友感慨地談到，他13歲就到社會闖蕩了，做過小販等等很多行當；到了當前的行業，他讚營下去，積累了大量專門知識、技能，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兩相對比，兩代之間對工作、人生的態度，竟有雲泥之別。

退休不算是新觀念，以前的人也有「歸園田居」、「解甲歸田」之思、之行，那主要是實在做不下去時的安排。那時人的夀命較短，有些人可能更早就「返鄉下耕田」了。現代年輕人心中的退休，是盡早找到人生的第一桶以至第N桶金，然後及時行樂。在朋友女兒所希望投身的投資銀行界，最多這樣的夢想。即使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後的今天，這個行業仍有不少人在賺取天文數字的薪金、花紅。而能夠這樣做的，很多人盛年就「上岸」退休，優哉悠哉了。這是很多年輕人嚮往的事。

可是提早退休就一定讓人羡慕嗎?《紐約時報》十月十一日有個報道讓人對此有所反思，報道的題目是：提早退休也減退記憶力 (Taking Early Retirment May Retire Memory Too)。它報道了一份發表在《經濟學觀點學報》(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關於退休與記憶力關係的研究報告。

這個「健康與退休研究計劃」由美國年長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進行，為時已近二十年，每兩年對二萬二千多名五十歲以上的美國人進行記憶力調查。它帶動一些歐洲國家也展開相同研究，日本、韓國也一樣，中國明年也會展開。研究採用同樣的提問，於是不同國家的數字可以互相參照作分析。

結果發現，在20分為滿分的測驗中，美國的平均分最高，得11分；接着是丹麥、英國，得10分多一點；然後是，法國約8分，意大利約7分，西班牙稍高於6分。這變化與退休年齡大致成正比，即退休年齡越高，得分越高。

在60到65歲這年齡段，美國有65至70%的人仍在工作；在法國、意大利，比例是10至20%；西班牙是38%。退休年紀較低的國家，都有稅務、退休金、醫療等方面的優惠，鼓勵人們提早退休。

儘管人們一般都認同保持工作會讓人也保持腦筋靈活，這個研究的發現仍然使人興奮。史丹福大學「長夀研究中心」主任Laura Carstensen 認為，研究「難以置信地有趣和令人興奮」。不過，較遲退休是怎麼影響人的記憶的還不知道，是因為多與人接觸?多動腦筋?多運動體力?還是少像退休者一樣追看電視?還有個可能，是提早退休的人很多本來就是因為記憶力消退而退休的。

報道又提到，研究發現，玩填字遊戲、數獨等智力遊戲，只可以提高你在有關遊戲的本領，對人的整體頭腦靈活性沒有幫助。

人必然要退休，看來要考慮的，是怎麼個退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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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
http://www.nytimes.com/2010/10/12/science/12retire.html?_r=1&scp=1&sq=early%20retirement&st=cse

清理藏書話袁枚



「家貧夢買書」

 周未兩天，在家裡做了頗勞累的事──執書，就是整理、清理家的書籍。為的是，住了十四年的家打算在歲末前作一次大裝修。這比搬家還艱辛，因為搬家只把東西搬到新居去，而要裝修，就要在把所有東西搬走之後再搬回來，折騰兩次。現在已開始螞蟻搬家式的操作了，一點一點的把東西打包。其中最費時費力的，是整理書籍。

這等於一次大盤點，重點在於在打包前把每本書都過過目，認為可以不留的，就狠心放棄。進行這「工程」之前，就下了決心要大量捨棄一些圖書，以騰出空間迎接「新貨上市」，也就改善擠迫環境。可這麼一來，進度就慢了。

凡是愛書的人，一定會同意清代才子袁枚的兩句詩：「百物可決捨，惟書最難別。」一本書給收藏到了你的書架上，是因緣，起碼反映了你當日的一點情懷。你讀過也好，壓根兒沒有讀過也好，它的存在就是一個紀錄──你心動了的紀錄。心動了，是因為你對書的主題產生了興趣，希望深入去了解。

對這般的心動，袁枚作為藏書家，最明白不過，並在詩作中有很好的刻畫。孔子把食與色並列，以為是人之大慾。袁枚則把書與色相提並論：「見書如見色，未見心已動。」這種好書如好色的反應，自年少血氣方剛時即開始。

他在《隨園詩話》憶述：「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逢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他因而在上私蟄途中害怕經過市內書店，並在詩中寫道：「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

他後來做了官，愛書如故，「一日不讀書，如作負心事。」他不是以書房藏書，而是以「書倉」藏書，有「書倉」詩云：「聚書如聚穀，倉儲苦不足。爲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今之讀書人，讀之應莞爾而又羡慕，能有一間專用書房就好了，況論「三間屋」?

至於「書倉」，香港一些讀書人也擁有了，不過是「迷你倉」，就是把一些書編排好目錄後，放到近年興起的迷你倉去，到要翻讀時，到迷你倉檢出。家裡也有這樣的建議，我則以為不可行，恐怕書一入倉，就如打入冷宮了，再無得見「君王面」之日，倒不如及早處理好了。

人讀書的興趣、範疇，難免與人的事業和業餘動向有關。隨着人生起伏變化，所購書籍得到的待遇便不同。從個人不同時期所購所讀書籍，可以見到人生的跌宕。如果可以預見自己不會重新進入某個領域，有關藏書籍大抵可以忍痛放棄了。這回棄掉的書籍，大部分就是這樣離開書櫥的。好些搬了幾次家都一直跟着，但最後證明屬於袁枚所言「只恐橫陳多，後庭曠者衆」者，終於「義無返顧」地扔掉。

英諺有云：「你的肉糜，他人的毒藥。」這話反過來說也是真的，就是你的「毒藥」可能是他人的「肉糜」。棄掉的書送到管理處，先給竟然也愛讀書的管理員撿去不少，後來又有同大廈住客見獵心喜的。這樣的互通有無其實非常好，有助減少製造廢物。

棄書，數這回最狠心了，也數這次最慚愧，因為好些書是未曾讀過的。一直以來，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閱讀時間和能力，就如去吃自助餐前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胃納。對於美食，自我控制能力強多了，可是對於書，雖然如今每次在購買前都掂量再三，失算仍屢見不鮮。只能這樣自慰：好學之心不減也。

王心心的《羽》，語焉不詳

香港有不少福建人，不少來自泉州。偶爾，可從關於福建人聯誼活動的報道中見到，有南音──一種以泉州為中心的民間說唱藝術──演出。可是這種福建南音在香港好像難登大雅之堂，似乎沒有作為一個藝術品種的正式演出。在閩南人很多、大受閩南文化影響的台灣，稱作南管的福建南音卻有很高的藝術地位。我對之其實所知不多，只是靠看過台灣南管藝人王心心的演出才稍有了解；差不多兩年前看過一次，第二次就是上星期五看到王心心應新視野藝術節邀請前來的一次演出。

兩次演出都力圖創新，上一次在傳統範圍內進行，這一回則突破傳統，雄心大得多了。

「心心南管樂坊」帶來的是《羽》，是一闕南管歌劇。單是這形式就夠突破了，因為南管(或者南音)一貫都是說唱藝術，是靠藝人自彈自唱，或者加上簡單的伴奏，去展示內容的。上一次，王心心演出的大軸是《琵琶行》，一人坐着唱出白居易詩歌的全本，變化跌宕十足，由始至終扣人心弦，讓我大開眼界。這次，南管變成了演繹一闕歌劇的手段，除了歌唱部分，形式幾乎完全變了，連音樂伴奏也很大不同，而導演是德裔法國人漢柏斯 ( Lukas Hemleb)。

這是一個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輕型歌劇，除了由頭帶到尾演出、並且負責音樂創作的王心心，最吃重的是漢柏斯，他除了導演，還包辦燈光設計和舞台設計。他的手法簡約而創新，配合着南管一嘆三唱的極紓緩節奏，一再在觀眾不知不覺間改變了舞台意境，例如在幽暗舞台上悄悄垂下亮起的幾十個象徵星空的燈泡。在第一幕「請神」中，利他用香火的煙和味，在頂燈下營造出的神秘氛圍，加上六位樂師、歌手分兩側盤腿對坐，似六尊菩薩，而主角王心心穿披超長衣裾白袍，長時間背向觀眾紋絲不動坐舞台幽暗深處，舞台像廟宇大殿，氣氛懾人。

從全劇來看，漢柏斯貢獻巨大。完場了，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能就是他的舞台設計手法。可是這麼一來，《羽》要達到的目的，就可能如劇中織女的羽衣一樣失落了。

《羽》為了尋求突破，劇本不受傳統約束，把牛郎織女的故事作超時空加工，讓仙女給牛郎偷走羽衣後，回不了天界，滯留人間，陷入永恆的孤獨。於是有仙女到了廿一世紀台灣一婚紗店，與店長邂逅的情節，進而男女身份對易，論辯愛情。

從演出後演員與觀眾的答問看得出，劇中的信息難以清楚傳出，情節、邏輯、理據不清，觀眾不明白仙女之苦何來。我也一樣。

我以為，劇本為仙女設定的處境原可以大有作為，用以探討愛情「曾經擁有」與「天長地久」的矛盾，或者探討天上的理想國與人間的大千世界之間的抉擇，都應當可以發人深省。 問題是南音的節奏慢得令現代人難耐，演出時間又有限，可以發揮的空間就很小了，落得個語焉不詳，莫名其妙。

音樂似乎也有類似問題，切割得零零碎碎，難以形成完整的大模樣，不如上回聽一個故事、一首詩歌那樣，整個鋪排，起承轉合，井井有條。

看來，南管要從說唱的小巧玲瓏過渡到歌劇的大塊文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比較，我還是喜歡兩年前的那次演出。

日本大通縮驚心動魄

《紐約時報》十月十六日刊登了一篇從日本大阪發出的長文，題目是 Japan Goes from Dynamic to Disheartened ( 日本從充滿動力變得垂頭喪氣)。文章讓人讀來驚心動魄，這既是因為看到日本的衰頹竟一至於此，而更因為由此警惕到歐美以至香港的潛在危機。

曾幾何時，日本被視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楷模。八十年代時，關於日本發展模式、經驗的書充斥世界。到一九九一年，關於日本可在二零一零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言仍流行於世。到了今天，這不但沒有實現，反倒是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的地位也被中國超越了。一消一長之間，日本之衰落明白不過。

說來難以令人置信，日本股市如今的市值，竟然仍只及一九八九年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國債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200%，是世界最大的。

當然，日本的衰落並不表現在日本人現在怎麼窮困了，而在於對未來的信心和消費模式。這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年輕一代的身上。

日本的衰落始於一九八五年日圓被迫大幅貶值之後。一九八七年的世界股災雪上加霜，使日本經濟泡沫在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爆破，日本至今處於通縮的陰影之下。日本的八十後、九十後，即整整一代人，從懂事開始，就只知道物價是不斷下跌的，越遲購物越便宜。要保障自己的未來，一定要靠自己儲備，背負如山債務的政府靠不住。

《紐約時報》的文章把這稱為「日本化現象」(Japanification)，就是在不斷通縮下，人們不願花錢，企業不敢投資，「水浸」的銀行把利率降到零還是沒法把錢貸出去。這就是需求塌陷形成的惡性循環：物價下跌，失業增加，消費者都怯於花錢，企業都不敢擴充發展，進而又使物價進一步下跌。

這造成了悲觀主義文化、宿命論流行、對未來不寄厚望，並且造成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摩擦。

文章認為，日本化現象給世界帶來的最不祥警兆，是一個富裕而充滿活力的國家，可以因為通縮而陷入社會與文化覆轍之中，難以自拔。

以前，日本人有個外號叫「經濟動物」，就是工作狂。如今，這一代人已老化，無以為繼。年輕一輩被譏為「食草動物」，就是荏弱畏縮、吃不得苦、鬥心不足。他們又被稱為「痛恨消費者」，而他們則叫自己做「倖存的一代」，是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幸好生還下來的一代。

多年來，一次又一次有人說，日本經濟終於有起色了，出現了真正的復蘇苗頭，可是所有這預言都落空了。日本人去年把一向獨大的自民黨攆下台，希望可以釜底抽薪。可是如《紐約時報》文章所說：「對很多日本人而言，這可能太遲了。日本已創造出整整一代年輕人，他們不相信能像上代一樣得到那些與生俱備的權利，即可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可以提高生活水平。」

這篇文章是為歐美讀者而寫的，希望歐美以日本為殷鑑，不要對當前的經濟悶局掉以輕心。

香港人讀來又該有什麼感受?我們仿佛也出現了對前景徬徨的整整一代人了。

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讀來又有什麼感受?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納粹主義都是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為背景下崛起的。了解日本的經濟狀況，有助我們了解日本當前的政治與外交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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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
http://www.nytimes.com/2010/10/17/world/asia/17japan.html?_r=1&scp=2&sq=martin%20fackler&st=cse

《清明上河圖》vs.《基本法》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來香港展出，掀起熱潮是意料中事，可是竟然惹起那麼大的反響就不是我想像得到的。昨天曾嘗試上網買票，可就是不得其「門」而入。開售僅兩天，已賣出大部分門票，周未的票一早搶購一空。看來，要參觀還得來日再到上海去了。

老實說，我對這個「活靈活現」的《清明上河圖》，興趣不很大，儘管據說看過的人都表示「震撼和嘆服」。張擇端的原裝版本，已看過不止一次；清代仿繪、移植的，也看過。這些都是工筆細繪，畫卷長、人物多、細節豐，要說都看得仔細了是不可能的。但我總以為，放大了並且把人物活化了的《清明上河圖》，與繪畫的原作是兩回事，是另一個創作，其中有多少藝術成分，更是另一回事。

近年來，《清明上河圖》可說大熱，據此在其他藝術領域再創作的，據我所知就有宋飛的胡琴版《清明上河圖》，香港舞蹈團的舞劇版《清明上河圖》(伴奏音樂是宋飛的胡琴版)。它們都很值得欣賞，可是都不如電子動態版的《清明上河圖》那麼在香港引起哄動。最大原因，相信是電子動態版更易為普羅市民接受，而又最受到傳媒談論、追捧之故，就如年前法國印象派名畫、故宮書畫國寶來港展出引起的效應一樣。客觀一點的人都知道，這都並不表示香港人的藝術欣賞品味就那麼高雅。

不管怎樣，藝術活動得傳媒襄助，市民受鼓勵多接觸各種藝術活動，是好事。香港傳媒對藝術活動的報道，實在太吝嗇了，難得有受到青睞的。你看，還有哪個傳媒願意撥出固定的時間、篇幅作這方面報道?

藝術展覽除了讓人得到藝術熏陶，經常也是很好的國民教育，勝在耳濡目染、潤物無聲。《明報》今天的社評就論述到這個問題，認為「辦好《清明上河圖》展覽，就是最好的國民教育」，並進而推導出在學校教導《基本法》，則是「強迫灌輸」、「政治硬銷」。

社評的邏輯很簡單：既然A是最好的，不如A好的B、C、D……等等就是壞的。這等於說：運動對身體「最好」，吃飯、睡覺……都不必做了；學英文「最有用」，中文、數學……都不必學了。誰都知道，這樣把「最好」、「最有用」的與「次好」、「次有用」的對立看待，是把世間複雜的事情過度簡單化了，姑且不論被認為「最好」、「最有用」的是不是真有根據。世間更多事情是相輔相承，而不是相互對立的。

我也反對政治灌輸，可是不認為教授《基本法》就是政治灌輸。通過了解《基本法》保護香港人的基本權利，難道是錯的?任何地方的人其實都應該了解自己的「基本大法」。更值討論是如何取得較佳的教學效果。

香港很多人以美國為圭臬，美國在這方面怎麼做?

美國在二零零四年通過了一項聯邦法律(H.R. 4818)，規定 「任何在某財政年度接受聯邦資助的教育機構，要在該年度的九月十七日，為該教育機構的學生舉辦《美國憲法》教育活動。」大中小學都一樣，連幼兒園也不例外。 據 U.S.Consitution Online 網站推薦，憲法教育甚至可以融入到數學課去，通過總統選舉點票教計數。(http://www.usconstitution.net/constteach.html#math)

這算不算「強迫灌輸」、「政治硬銷」?我看美國沒有人會這麼看，而會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對國家有利，對個人有利。

天經地義的事有時確也會引起大驚小怪。四川多霧，連天陰霾之後，太陽一旦噴薄而出，狗只竟會驚叫起來──這現象就叫「蜀犬吠日」。

生日會上，陰何盛，陽何衰

迪欣湖

星期日那天，去參加了一位三歲小朋友的生日會，長了見識。

以前，只有長輩才做生日，而且大多到「大夀」才做。所謂做生日，就是吃頓好的；條件許可的，可能會排排宴席。隨着社會富裕，年紀小小就開生日會了。我懷疑，在風氣影響下，到小朋友懂事，如果生日不能開生日會，情緒會不會受刺激?早些年我就發現，有還在讀書的少年為同學生日該買什縻作禮物而煩惱。我奇怪，無猜歲月裡的人，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問題來了?

參加的生日會，是在郊外湖邊青草地上的野餐。時值清秋，氣爽而微涼，到野外走走，對大人小孩都是嘗心樂事。地方選在迪欣湖，一個很多人可能沒有去過的好地方。

迪欣湖在大嶼山，是隨着迪士尼樂園與建起來的，位於欣澳站與迪士尼站之間，坐車到迪士尼站，再往回坐巴士，不消五分鐘就到，走路只用十五分鐘左右。這是個人工湖，應屬迪士尼樂園範圍吧?裡面的設施都按迪士尼風格設計，也按迪士尼標準管理，可是免費開放。湖面不大，漫步繞湖走一圈也就半小時左右。小路到處，綠草繁花，可隨意坐臥。沿湖小路不走汽車，但可租自行車行走。供租用的一種四輪腳踏車，可容一車大小幾口人，很受歡迎。我見到一輛車，踩車的兩人看似是家傭──踩車也成家務了！

這個生日會，其實也是朋友之間的家庭聚會，邀來的家庭有六個，差不多同一時間組成，又差不多同一時間「增加人口」。到來的小朋友，由零歲到三歲，有十人之多。由於父母、子女的年齡都相近，很多東西就可以分享了，而最值得分享的，可能是讓子女作為彼此的玩伴。

可是有個或許只屬於這個朋友小圈子內的特殊問題：十個小朋友之中，男孩子只有一個！

我早就留意到，女性在當今社會不少圈子裡已在數量上超過男性，有時比例很懸殊。大學裡男女學生的比例，多年來在持續向陰盛陽衰發展。以此作為起點，職場出現相同傾向。公務員隊伍中，這個趨向已很明顯了，所謂「手袋黨」的勢力在不斷擴大。那天到朋友的畫室參觀，我也注意到女的明顯多於男的。

男的都到哪裡去了?都當宅男了?生日會裡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男孩子，看不出有什麼不自在。可是再過幾年，他會在這批同齡玩伴中感到孤獨嗎?畢竟男孩子與女孩子的性格、愛好並不一樣。

不管什麼年代，父母都會盡力讓孩子享用最好的東西。分別在於，以前的孩子要同較多的兄弟姊妹去分享父母的施予；而這施予，在物質的絕對數量上，一代比一代豐富。兩者併合，現在小朋友享用到的，相對於以前，不知豐富了多少倍。

那天，我留意到，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車」，有嬰兒車，有適合不同年齡兒童玩的自行車，還有滑板車，總之人人不落空。

最誇張的，是一名應不到三歲小朋友的「跑車」。那小朋友是路過的，他坐在鮮紅色的「跑車」上不斷扭頭看着同齡小朋友在生日會熱鬧嬉戲，「跑車」卻繼續走。原來這是巨型遙控跑車，有看似是父親的大人在旁邊拿着遙控器控制着汽車。這算是孩子的玩具還是父親的玩具?

工餘習畫興味濃

不管你對香港人的文化修養有什麼評價，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利用閑暇學點文化藝術的人越來越多了。這從各種文藝進修班多如雨後春筍可以看得出，各家大專院校院的校外課程部的有關課程之多，令人眼花繚亂，很多還不易報名。工聯會的業餘進修中心的班，報名也很火爆。我試過去報一個裱畫的班，誰料一早就爆滿了。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口老化，不過在港人目前平均健康水平下，退休者大都精力充沛，提前退休者更不在話下，他們要求進修某門藝術的大不乏人；二是在職者工作壓力大，希望通過藝術的熏陶減壓；三是不少家長要求子女作課餘進修，自己也隨而陪養出了興趣。這形成了一個頗具氣候的文化藝術業餘進修市場。

上星期六與幾位朋友茶敘，其中一位是近年在香港畫壇卓然有成的書畫家。一番聚舊後，另兩位朋友已揚言，將來手上的工作能放下時，就跟畫家學書習畫去。

畫家朋友的畫室就在附近，茶敘後就到畫室參觀，而竟然頗有得益。

朋友的畫室並不大，約四百英尺光景，兩個小房間之外的空間裡搭出大畫桌。朋友的學生看來可以在畫室自出自入，不管畫室主人在不在，都可以進去布墨敷彩。進門去，七八個學生已圍着畫桌各自揮毫了，有寫書法的，有畫畫的。學生都是成年人，一了解，原來藏龍臥虎，有現任政府高官(副秘書長呢！)，有得過香港小姐銜頭(亞軍呢！)。從筆墨可以看得出，各人都十分認真，不少在畫工筆打基礎，筆筆細緻。一幅畫，到畫室畫，拿回家又畫，花的心思、時間着實不少。他們似乎也沒有上課下課時間限制。

說是認真，卻又隨意得很，不斷有輕鬆談笑，做老師的與學生打成一片，當學生的自然「放肆」。有人帶來的魚子醬、餅乾一打開，畫筆都放下了。

這不像課堂，倒更像友人間的雅集，隨意、寫意、愜意。於是，我在慫恿下，也揮筆寫上幾個字。

朋友組織了學生，下周就到黃山、宏村、南京旅行寫生去。這是學習之旅，而更像人生享受之旅──把個人的興趣與生活融合，確是人生的莫大享受。這些學生看來都是為業餘興趣而學畫的，大概沒有人想當個專業畫家。業餘興趣，一點不可以輕視。

不久前在報上讀到李歐梵一篇文章，說的是他圓了幾十年來的心願：當一次管弦樂隊指揮。李歐梵喜歡古典音樂，寫過不少古典音樂評論，因而也想「下海」，試試指揮管弦樂隊。他談到，人生際遇要靠人、地、時的「偶合」，然而有一樣東西可以長存，這就是個人的興趣。他認為，個人的興趣不一定要變成事業，有時作為業餘愛好者更有意義。對這樣的愛好，他還說：「只有最執着的東西才是最珍貴的，不能輕易放過。」

說「執着」，用佛家的觀點去看，自然不對。如把這理解為努力不懈，那就「執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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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
翌日上班途中，在巴士上讀到袁枚《偶成》詩：

有寄心常靜
無求味最長
兒童擒柳絮
不得也何妨

「有寄」、「無求」，可作不同理解，然放諸個人嗜好之追求，甚適當。用今日用語，是重在追求之「過程」也。

《北京人》，重歸現實主義的演出

香港經常有話劇演出，劇團不少，熱衷此道的人，絕對數量可能不很多(因為很難靠之「搵食」)，但從演出的頻密，可以想像圈中人付出之巨大。其中艱辛，想必不足為外人道。

我也喜歡看話劇，可是不敢貿意買票入場，特別是那些標榜「實驗」的話劇，擔心自己也被當作探試市場反應的白老鼠，被逼看一些不明所以的東西。若是內地的名牌劇團來了，就不願放棄看劇的機會。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來演《北京人》，早去訂了票，以至後來有海外朋友回來邀約聚會，也只能犧牲了。

今年是曹禺出生一百周年，香港為紀念這位「中國話劇的奠基人」，搞了個曹禺戲劇節，活動不少。最吸引我的，是《北京人》。這個劇由曹禺出任首任院長的「北京人藝」演出，該是最理想組合，焉能不看?

曹禺的劇，最出名的是最早創作的三個戲：《雷雨》、《日出》、《原野》，都是他二十多歲時的作品。香港搬演、改編演出曹禺的作品，應以這三個劇最多。《北京人》是他三十歲時(一九四零年)創作的，據說，「是他自認為最滿意的一部作品，更被業內專家認為是他的巔峰之作」。可是相對於最初的三部作品，《北京人》反為不那麼出名，演出較少。這看來與它京味較濃，較難排演有關。

但更重要的因素，相信是戲劇情節不如前面三劇豐富之故，而這又可能因為，這是他在迷戀契訶夫戲劇後創作的第一個劇本。契訶夫是俄羅斯著名的寫實主義作家，寫作特點之一，是不追求跌宕複雜的戲劇情節，常以人物的日常瑣事刻劃深刻的人生意義，以至命運。

《北京人》就是這樣，它寫曾氏三代人，在書香門第家道沒落中的矛盾，其中雖然有衝突，但沒有很激烈的抗爭和掙扎，只有17歲的孫媳不甘心在曾家衰潰中陪葬，而積極逃出活墳墓；其他的人都像旋渦裡的落葉，無奈地被捲到水底，即使走出去了的，也不由自主地被扯回到旋渦裡去。它不需要很複雜的情節，而構成的巨大張力，氣氛遏抑、沉鬱。

這種無可抗拒的必然命運悲劇，比個人偶發情節而成的悲劇，更有令人窒息的壓力。

舞台美術設計在這裡發揮了重要作用。按原劇本，三幕的場景都是四合院的小花廳，有幾道門通往不同廳室。這次演出中，前台仍作小花廳，後面卻傾斜成為院子，三邊迴廊的柱子，按透視原理傾斜，從觀眾席望去，如在半空鳥瞰，院子像個向下縮窄的漏斗。

第二幕結束和全劇終結時，曾家眾人──一群「活死人」──分布院子和迴廊邊上，仰望上空，一直只局部照明舞的舞台，遽然全台放亮，一片刷白，把大院裡所有破落細節都呈現出來，舞台上所有人好像往漏斗裡掉下去，被無可抗拒的命運吸進旋渦裡去。一直營造着的鬱悶，在那一剎那釋放，形成衝擊力，令人摒息良久。

感謝導演李六乙，他放棄了一向的前衛風格，讓我們看到了一部「真正回歸曹禺精神的現實主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