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聲》:商業大片，抗日而收斂

很久沒有看電影了，昨晚應朋友的邀請去看了中國新推出的大片《風聲》的首映，而且是在一個布置了一個一千六百座位的場地觀看，真有點時光倒流的感覺。

事前，我完全不知《風聲》是一齣什麼電影，哪裡拍的，講什麼，誰主演都不知道。事實上，看到名單也沒有用，因為對電影有點陌生了，演員、導演都陌生，除了一個周迅是知道的。

首映禮安排在九龍灣的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我只到過哪兒一兩回，很陌生，不知道原來裡面有一個偌大的會場。由於銀幕很大，第一排座位要安排在銀幕幾十尺之外，但據朋友說，仍然安排了一千六百個座位，觀眾坐得滿滿的，非常熱鬧。以前的電影院都很大，有樓座，甚至更高的三樓，不少能坐一千多人。但香港還沒見過場地這麼大的電影院，難怪專程到來參加首映禮的演員也說，想不到首映禮的場面這麼大。

《風聲》擺出的也確是一個商業大片格局，製作很認真、嚴謹，幕前幕後班底都來自大陸、台灣、香港和國外。近年的國產「大片」都愛把精力浪擲在場面、特技和大牌演員上，《風聲》不走這條路，而着重把電影的實感拍得精細，只有那座幾乎全部情節都發生在其中的古堡式大屋的鳥瞰遠鏡看來不太真。大屋孤懸於海邊危崖之上，只有索橋相通，崖下驚濤拍岸，充滿詭異色彩。

電影本事講的是汪精衛日偽政權時期，地下抗日力量與日偽之間情報特務人員的殘酷鬥爭，既是智力的搏鬥，也是生命、鮮血的搏鬥。「大橋」是潛伏敵偽情報機關的「老鬼」被敵人設計下，被騙到了大屋內，共五個嫌疑人都面對生不如死的考驗，而「老鬼」更要設法把「情報有誤」的訊息傳送出去，避免據情報進行偷襲的行動招致更大損失。

五個嫌疑人身份不同，品性各異，都在慘酷的壓力和刑訊折磨下暴露出各自的人性。

全片的色彩、燈光都保持古舊、沉鬱格調，道具、布景認真，氣氛雖然壓抑、驚慄、懸疑，但不失沉穩、精緻。相對於某些「爛大片」，《風聲》並沒有為了炫耀某些噱頭而失控，這是很難得的。如果要賣弄血腥、色情，《風聲》有的是足供惜題發揮的情節。

這部戲也顯然沒有迷信大牌明星，戲比較平均，而每個選角都外型突出，而且演得旗鼓相當。兩名奸角日本軍官武田(黃曉明)和特務頭子王田香(王志文)特別搶鏡。黃曉明據說是歌手，在片中大講日語，它的角色不甘被軍紀定罪遣送返國、而拼死要抽出「老鬼」。黃曉明演得很有說服力，不過火而毒辣內斂，很有狠惡得深沉的「日本味」。

情節的安排很用心，周迅犠牲，以為戲完了，接着的尾聲卻才讓你知道真相。戲寫的是抗日，但沒有濫用民族主義口號，只是到了最後，周迅用針線的針腳鏠上的摩斯密碼譯出來，才添上畫龍點睛的一筆，輕輕道出「因為信仰，向死而生」的豪言，讓人回味，也令人神傷。這與中國電影過去的劍拔弩張大異其趣。

也不是沒有可議的。地下組識在執行暗殺的「女護士」被捕後，沒有理由不加防範，仍安之若素，按老辦法派人到城隍廟前的告示板上貼出加密的行動指示。武田違抗軍令擅自布局行動也不合理。但沒有這兩條，就根本沒有戲了。

《風聲》被選為釜山電影節閉幕電影，並獲邀參加康城電影節，看來已初步受到國際影壇注意。

兩小時的戲放映完畢，全場鼓掌。這是不是首映禮的禮貌?我也鼓掌了──是真的讚賞。

身體要柔韌，也要力量

終於，再跑步去。

昨天是星期天，早上到維園跑了一大圈，約一公里。第一天試跑，不敢跑太遠距離。雖然只一公里，今天已感到大腿有些痠痛了。

跑的時候，感到最不聽使喚的不是大腿，也不是呼吸，而是足踝有一種以前沒有感覺過的無力感。十多年沒有跑步，一跑，只覺足踝沒有以前的支撐力，要彈跳起來力不從心。

讓人看起來舒服的跑姿，有跳躍感(想想羚羊、袋鼠的跑姿)，每步都是一彈一彈的。彈得太高，如跳高的助步不行，兩步之間的重心上下變化太大，跑步缺乏效率。但步伐都像拖着走，也肯定不行。我就有拖着腳步的感覺，這是想不到的。我以為自己經常走路，也經常做下蹲起立運動，腿腳應該有力。誰料一跑步，才知道不是那回事。

看來，恢復跑步很有必要，到過些年再跑，可能就更不濟了。西語有云：Use it or lose it，身體功能，不用就退化──儘管退化是必然的事。你永遠敵不過自然規律，但多點努力，總能緩和退化過程吧? 譬如人的肌肉，從30歲起就緩緩萎縮了，男女如是，你不適當地做點力量運動，讓四肢、軀幹的肌肉保持一定分量和力量，到晚年骨質疏鬆加快，肌肉無法為骨骼分擔負荷，人的體重太依靠骨骼支撐，人的體形就不得不變形了，任你怎麼掩飾，都顯得龍鍾，甚至佝僂。腰背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背肌萎縮，讓脊柱負荷過重造成的。

生命在於運動，看來還得多點運動才對。多年前，一位在理工大學教授物理治療的朋友忠告說，到了一定年齡，最重要的是保持身體柔韌度。即使說，不要讓身體筋肌關節僵硬了。

我這方面做得還不錯。我工作的機構曾經開辦瑜珈班，我參加了，想親自了解一下這項突然流行起來的運動是怎麼回事。環顧左右，我年紀最大了，不少同事比我年輕得多。但奇怪的是不少人連最普通的動作都做不好了，關節僵硬，身體協調性差，更不要說平衡掌握了。到瑜珈班結束，那位年輕導師對我說，只有我做到全部動作，問我是不是也打太極。我確有打太極，但那位老師大概不知道，打太極不可以保證關節鬆軟靈活，要有其他輔助運動才行，就是拉筋運動。

瑜珈動作其實就是不同的拉筋運動，一個個靜止的拉筋動作。我只學了初級班，較難的動作沒有學。高難度的瑜珈動作，必須堅意持久練習才行，也才值得學。否則，一個動作好不容易做到了，把筋肌關節都拉到很鬆軟靈活，但你停下來一個半個月，從前的努力就作廢了，對到了一定年齡的練習者更加是這樣。瑜珈好在不必記套路，動作都是獨立的，不必連貫起來，容易記憶。

太極則要記憶。我早上做晨運，為了避開夏日驕陽，幾個月來換了個位置，這位置地方較狹小，無法做太極劍練習。現在，太陽偏南了，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練習，重耍太極劍，竟然有些地方銜接不起來了。趁周末，找來「老師」──影碟，溫故知新，才把全套56式重新串連起來。

不要小覷太極，以為輕輕鬆鬆的很易做。要把招式──還有招式之間的連接動作都記住好好打出來，就不容易。常聽到有朋友說，到退休學打太極，我則認為，要學的話，盡早去學，因為身手靈活些，頭腦也靈活些。到退休，手硬腳硬腦也硬，簡單都變得複雜了。一位剛做了手術的朋友想學點氣功，就連很簡單的動作都做不來，光是兩隻手就協調不了，左右難分。

不要以為這是笑話，如果不趁早多點運動，當發覺連自己的四肢動作都控制不了時，你就只能苦笑了。

新界西北角發展前景不悲情

在這裡寫了兩篇天水圍的文字後，收到友人從澳洲來郵說，有意退休後回港居住，剛好也聽說天水圍的環境不錯，正在留意那裡的樓價，還打算不久回來到那兒的酒店住住，實地考察一番。

在人稀地廣的外國住慣了，再移民回來的話，重歸香港的鬧市，可能不易適應，住到天水圍去，是個不錯的選擇。即使住在香港的，退休了搬到天水圍或鄰近地區去，也值得考慮。如果在市區有自己的房子，把房子賣掉，到那兒再買，就可以既改善居住環境，又可以有一筆寬裕的現金作養老，一舉兩得。市區的樓價比新界西北角一帶高很多，足可以一樓換兩樓，甚至更多。

我也動過這樣的心思。心想，假若退休了，不必考慮上下班的交通問題，何必在市區住貴樓?

可是一位退休朋友的經驗卻讓我三思了。

這位朋友退休了，我以為會很清閑，誰知卻道是生活閑不下來。以前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根本沒有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發展自己的藝文嗜好。退休之後，就巴不得補回以前的損失，於是「呢度去，嗰度去」，活動多着呢。上班時，每天不過兩點成一線；如今的生活，就多點成網絡了。交通方便變得很重要。

這驚醒了我。現在住的地方實在太方便了，很多公共設施、熱門去處都在咫尺之內，不少不用坐車也去得到。要到遠一點的地方去，也路路暢通。這些優點如今仿似理所當然，一旦搬到天水圍，就唱不到這歌了。幾十元一個來回的交通費，真是此數──不是小數──怕長計。更何況，退休可能更需要「呢度去，嗰度去」?

世間事，實是得失同在的，有一得必有一失。還未到要作出抉擇的時候，就不必太多考慮了，到時候再算。

不過從長遠計，考慮到新界西北角的發展，還有深圳和珠三角的更高速發展，新界西北角的優勢會越來越顯現。

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到，若以元朗為圓心，元朗至維港的距離為半徑畫一個圓，圓周以內覆蓋了整個香港與深圳市區，香港和深圳機場都在圓周之內。香港與深圳以後必然更加融合，這樣，居住在新界西北角將極盡南來北往之利。到時，往深圳方便之利會不會大於往港島不便之弊?

距離天水圍不遠的洪水橋，位於屯門與天水圍之間，將可能成為另一個重點發展區域。這裡早就有發展洪水橋新市鎮的計劃，把天水圍、元朗、屯門連接成新的大型新市鎮帶。這計劃雖然遲遲未落實，但看來是遲早必行。日前，已有學者為此建議應向洪水橋發展一條鐵路支線，以及早規劃，應付日後的需要。

新界西北的前景一點也不悲情呢。

讀Dan Brown 的新小說

正在想着什澿時候買本Dan Brown的 “The Lost Symbol”一讀 之際，有年輕朋友給我傳來了一個PDF版本。於是，見鏠插針地便看了幾十頁。小說如作者以前的作品一樣，很吸引。書中「主角」是被視為秘密會社的共濟會。香港也有共濟會，就是距離我辦公室不遠的雍仁會館。

Dan Brown 最出名的小說當然是二零零三年出版的“Da Vinci Code”(《達文西密碼》)。小說拍成電影後，Dan Brown 更加炙手可熱。多年後推出的 “The Lost Symbol”，在香港的聲勢就比《達文西密碼》不知強了多少倍。

多年前知道 “Da Vinci Code” 在外國掀起熱潮，對他顛覆羅馬教廷教義的內容很感興趣，想找來看時卻發現香港難以買得到，而那時已經是小說出到平裝版的時候了。香港難以買到，不是熱銷脫貨，而是冷淡無貨。後來，是在書展中才買到的。

這回，Dan Brown 已在香港聲名大噪，情況就不同了。

我對於讀小說，興趣已是大減了，不比少年時為了追小說廢寢忘餐。近年偶讀小說，都是為了小說中有值得增長的知識之故。上一本讀過的小說，該是《狼圖騰》，是買了好一段時間未看，到去年訪美加時，帶上去在旅途上看完的。這書的確很值得看，它嚴格來說不是小說，而是作者下放內蒙生活的傳記，由很多獨立的片段組成，翻開那一章都可以當獨立篇章去看。整本書會讓你對中國歷史，對自然生態產生不同的看法。

這本書據說已向幾十個國家/地區賣出了版權，還有法國人準備把拍成電影呢。


雍仁會館

《達文西密碼》有點相似，就是不僅靠情節去吸引人，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你值知道的歷史知識在裡面。這些知識有爭議性，反更惹人好奇。在此之前創作的 "Angel & Demons"(《天使與魔鬼》) 風格一樣，如果你喜歡羅馬雕塑藝術的，找來羅馬的有關冊對照着看，會很有意思，只是故事情節太誇張、科幻以至失實了。

“The Lost Symbol” 這回把故事背景轉到了華盛頓，仍然結合建築物的設計玄機、內藏符號秘密配合着情節發展，讓讀者了解其中未知的玄奧。作者研究搜集的這些資料未必百分之一百準確，但確可以讓人大開眼界。

古時共濟會的入會儀式

現在讀這樣的小說有個方便之處，就是可以立即在網上查找到有關場景來對照，讀得更加真切過癮。後期出版的《達文西密碼》版本，就有圖文並茂的。

“The Lost Symbol” 裡不斷提到的共濟會，一直帶有神秘色彩。共濟會的香港分館雍仁會館，外表就有點神秘：像個密封的箱子。它是否如它的外表那樣神秘?可能不是，因為據說它以前設於泄蘭街時，是以西餐廳出名的，只是按傳統不招呼女賓，連女廁也不設。

在香港，這個源自英國的會所仍是上層人士的組織，要擠身其間不易，自然有點神秘了。它位於堅尼地道，在纜車徑旁邊，從花園道纜車總站沿着纜車徑往上走幾分鐘就到。

盼到「秋分」，盼別暑熱

終於盼來了「秋分」！南移的太陽移過了赤道，轉到地球的另一邊，接着就會夜漸長，日漸短，「秋分夜夜寒」了。

據香港天文台說，今年的八月比正常炎熱而少雨。正常的八月，平均最高氣溫是28.4度，而今年的八月達到29.4度，即比正常高1.0度。平均最低氣溫27.7度，也是自有記錄以來的最高的。列為酷熱天氣的日子有14天，是自一九六三年以來八月份的最高紀錄。 九月份還未過去，也可能創出新紀錄。

「秋分」之前的節氣是「白露」，通常在九月七、八日，今年是七日。古人說，到了「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會在清晨時分發現地面和葉子上有許多露珠， 至此天氣漸涼，晚上會感到絲絲涼意。

今年的白露之後，確涼了一陣，那是在颱風「巨爵」襲港那幾天。當時以為，那幾天的雨水可以洗去酷暑，一雨成秋了。誰知，天氣馬上又熱起來了。「爭秋奪暑」之際，暑顯然強於秋。

今天起來，到陽台轉轉。太陽被擋在東面的大廈之後，和緩的東風吹拂着，有點乾燥，給人清爽的感覺。維港籠罩着薄薄的煙靄，灰灰黃黃，而陽光的光譜好像多了點金色，比八月時毒熱的日頭柔和得多。真有點秋天的意味了。

這在香港公園裡也能感受到。階梯、小徑上，都有大片大片的黃葉，踏在上面，清脆地沙沙作聲。站在幾棵雙翼豆樹下面做運動，一陣風吹來，細細碎碎的卵狀小葉子飄飄灑落，髮上身上都沾上了。低頭看看地上寶藍色的膠墊，綴滿了不同金黃色階的小葉子，構成鮮明亮麗的圖案。這風真是金風呢！

公園裡也有秋實，細葉榕的榕子這幾天都熟透了，紛紛落下，差不多每棵榕樹下都鋪滿一地。站在不遠之外斂息凝神，竟然聽到榕子不斷落地的柔和聲響，使人身居鬧市而仿佛處於「空山松子落」之地。榕子踏碎了，散發出的獨特氣味，彌漫在空氣中。

榕樹是華南最常見的樹，珠三角鄉村的村頭村尾，常常都有一棵特別高大的，就像守護着鄉村的兩個大將軍。我沒有在鄉村生活過，但兒時在羊城也熟悉榕樹，因為公園裡很多，對榕子那股味道也是熟悉的。那味道說不上清香，但會帶來兒時畫面的回憶。

以前不大留意節氣的變化，近年，可能是因為氣候有了變化之故，比較注意起節氣來了。中國的曆法，有人稱為陰曆，有人稱為農曆。我以為稱為陰曆不大準確，因為它其實是陰陽合曆，月份是按月亮三十日一盈虧計算的，但年與日仍按太陽的回歸規律計算。24個節氣就完全是陽曆的產物，準確根據太陽在黃經上的位置而定出，指導一年不同的耕作農時，預示氣候的冷暖變化。

下周就是中秋了，中秋卻不是節氣，只是定於農曆八月十五日的節慶而已。真正的「中秋」，即把秋天分作兩半的中點，應是「秋分」，也就是今天。

天天可以「無車日」

今天早上早了十五分鐘出門，也就搭早了一班車。正常情況下，我搭的那班車載客不算多，到我下車時，樓上約只有半滿。早一班的車，乘客會更疏落。今天卻是有點異常。

我每天都習慣坐同一個座位，就是緊靠樓梯之前的座位。這排座位，還有前面到車頭的兩排座位，其實較左邊的座位逼仄，不大好坐，但有個很大優點，就是可以免除後顧之憂──不怕有人坐在後面用膝蓋頂着你座位的靠背，給你強逼按摩。

這排座位靠近車頭，加上我一路都看書，我要直到下車時回過頭去，才看到車上有多少乘客。今天下車時很詫異的發覺，以為頂多只會坐上一半人的車廂差不多坐滿了。

為什麼?難道因為今天是「無車日」之故?假若真的如是，「無車日」就很成功了。

我不駕車，也相當反對以私家車代步的文化。在香港這個公共交通非常發達，公共交通之方便世界數一數二的城市，要用私家車代步更加不那麼必要，這與外國地大人稀的情況很不相同。

即使在歐美，也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汽車文化的禍害了，正出現一些無車城鎮。這些城鎮內沒有汽車行走，沒有私人汽車，來往都靠特別安排的公共汽車，但有供租用的小汽車。居民如果真的要使用汽車作私人用途，可以租借外出。如果你擁有一輛汽車不只是為了方便，而是為了滿足對這種成人玩具的「擁有」，無車城鎮不是你的那杯茶，否則它的設計應當可以接受。

在大城市裡，沒有私家車根本不成問題。只要公共交通夠發達，根本沒有必要靠私人汽車代步。不想等巴士坐地鐵，可以揚手招的士。事實上，在鬧市之內，駕車(假設你是自己駕車而沒有私人司機)反而不方便，到了一個地方要到處找地方泊車。

更根本的是，現代人應當有綠色生活概念，要在日常生活上盡量減少浪費資源──這是資源意義上的節約而不是金錢意義上的節約。在金錢意義上，你花得起盡可以花，花的有時也實在算不得什麼錢，但在資源意義上，亂花就是「犯罪」。犯罪是要受到懲罰的──大自然的懲罰，只不過受罰的不會是個人，而是整個人類。

最令人擔心的不是香港，香港算什麼，充其量是七百萬人，最值得擔心的是13億人的中國。都說美國是汽車王國，但今年第一季，中國的汽車銷量達到268萬部，已超過美國，美國在金融海嘯打擊下僅銷岀220萬部。

美國有很多東西值得學，但對資源的浪費絕對學不得。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一樣，要有五個地球才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現在一個地球也救不了，五個地球怎麼救得了?

香港人的生活好像離不開汽車，但骨子裡也希望擺脫汽車。所以每到假日，香港人愛到長洲、坪洲、南丫島走走──那裡每天都是「無車日」。

醫生，差佬，天水圍

我認識一位年輕醫生，他創業開診所，開到天水圍去了。他的醫學專業是家庭科，還修讀了精神科文憑，治療情緒病。

踫巧，剛聽到一位駐守天水圍的警察朋友談到那兒遇到的匪夷所思的投訴個案──報案的人似乎多少有點「思覺失調」。

個案一：
有居民打電話報案，投訴對面的住戶把大門關起來了，讓他的居住單位的空氣無法對流，煮食的油煙也難以抽出去。警察一查，發現對面的住戶是因為忍受不了投訴者所住單位的油煙不斷湧入而關起大門的。

個案二：
有住戶因為地板不斷潮濕「冒汗」而打電話到差館投訴，考其原因是樓下的住戶每天二十四小時都開冷氣，使他的地板也涼冰冰的，濕度一旦較高，就有露水凝固了。

個案三：
有女子打電話報案，說發生家庭暴力，被老公毆打了。差人上門一看，女人果然口腫面腫。打人的男人的道理是，不滿老婆打兒子。兒子也在，面也腫了，卻說是父親打的。男人為何打兒子了?說是不滿老婆打兒子──不該往頭上打，應該打臉，於是男人往兒子臉上打。男人對差人說，家庭暴力都是「死差佬搞出來」，不查就沒有了。

個案四：
報案人投訴「有人造馬」，差人又要上門。報案男子很認真，說要控告馬會「妨礙司法公正」，因為他傾囊二百多元下注的馬匹贏了頭馬後，竟然在有人投訴下被取消了資格，使他贏錢的希望落空。他不忿，報案了。

面對這樣的報案，警察哭笑不得。你明知對方或者「思覺失調」，或者「發窮惡」，都沒法子講道理。和對方較真，就是同自己過不去。

朋友有一招，就是運用「同理心」，這是「以真誠、尊重的態度，去傾聽、了解對方主觀世界的溝通方式」，就是說要代入對方的心態去，說得不好聽是「同佢顛埋一份」。朋友會因此發覺對方忘了按時吃藥──當然是精神科藥物了，於是哄對方放下電話，吃了藥再談。

有時沒辦法，就招「白車」送投訴者去醫院，給藥吃，也給飯吃，例如對個案四中輸到沒錢吃飯的報案者。

朋友說，這樣稀奇古怪的個案在天水圍天天都在發生，讓人搖頭，又讓人疲於奔命。原來，偌大的天水圍只有一所差館，興建新差館的計劃，因為資源問題，遲遲難以落實，雖然地塊早已劃出來了。

照這樣看，年輕醫生不會缺乏情緒病病人。問題是，天水圍的居民有多少會掏腰包去看病?特別是這種「邊個話我傻」的病?這樣的病人，據說每八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梗有一個喺你左近」。

年輕醫生的醫務所名「天躍」，於是給他寫了個對聯：
放懷天水闊
躍步杏林歡

天水圍的確是個廣闊的天地，可以讓有服務社會之心者有所作為。

下聯的「歡」字可理解為借對，即「寬」也。以「寬」對「闊」，看似工整，其實語意重複，不如「歡」字有新意思。　

香港人講普通話不可怕

香港人近年很努力學普通話，售貨員、公務員、學生……都學，不少人學得挺認真，有時候你聽他們講得吃力，但從發音可以聽得出，是每個字都花過工夫的，儘管你一聽就覺得別扭，不是那個腔、那個調，不是那個韻味。

廣東人學普通話，確是比較難，北方語系與廣東語系的距離太遠了。但這也有好處，就是要學的話會認真學，從拼音學起，就像很多香港人目前學的那樣。我也見過不少學得很好的，用普通話站出來演講，雖然不算標準，可以挑出不少毛病，但至少不讓你聽得辛苦。這比起北方一些地方的人學普通話認真多了。

北方話語系是個很籠統的語系，覆蓋的地域很大，從山東到四川、內蒙、新疆都在內，口音差別很大。很多地方的話不過是這個語系的標準語普通話的方言，可是這些地方不少人會以為自己的話就是普通話，或者只要稍稍調整一下就是普通話了，不去認真學，站在廣東人面前就更加自我感覺良好了，老一輩領導人講的就是這樣的普通話。我接觸過一位北方來的老闆，山東人，講的話只是把山東腔稍為扭了一下，他倒怪我聽不懂他的「普通話」來了。其人之不可一世可以想見。

昨晚去聽一個國際演講會(Toastmaster)的比賽，其中有普通話的。講者有的有較高水平，讀音用語都比較講究。其中一位獲讚賞為講得一口北京腔普通話，這對香港人來說比較難得。聽這位講者的介紹，他的一個心得是「取法乎上」。

他的普通是靠自學的，沒有上過課。如果說有老師的話，就是中央電台/電視的播音員，特別是新聞播音員。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很用功的去跟着播音員「同步」讀稿，不管讀的是什麼，亦步亦趨地讀。

大陸的電台/電視新聞報道員都必須「持證上崗」，即是必須拿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文憑才可以擔任。多年前，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的負責人說，他們對新聞播音員也採取同一標準，於是普通話台不同主持人的普通話口音五花八門，但新聞報道的口音是純正的。

香港的普通話/國語的口音真個南腔北調，如果不知分辨，跟錯了老師，就可能講得不好了。學了台灣腔的國語，就很難聽了。

照我自己的經驗，普通話最難掌握的有三點：翹舌音，輕聲，變調。這三點都是廣東話沒有，或者很少有的。

翹舌音是廣東人最怕的，舌頭翹不起來，也難記準哪個音要翹，哪個音不用翹，於是讓舌頭打了結。我以為，如果不要求太高的話索性全都不翹算了，意思是一定說得明白的。上海人講的普通話就全都沒有翹舌音。

輕聲也難，也是京腔普通話的關鍵。一個「謝謝」，如果後一個「謝」拉得長長的，不是輕聲，就讓人不舒服了。「髮」，查字典是fa(第四聲)，但「頭髮」中的「髮」讀輕聲。「東西方」的「西」，與「你算什麼東西」的「西」也不樣，後者讀輕聲才地道。普通話的輕聲字很多，記不勝記，要從掌握韻味中體會。昨晚參賽的有一位校長，他自己揭了短：沒有好好去學好輕聲。於是，普通話就有點不地道了。

普通話的四聲組合起來時，有時要變調以便連接，其中有規律，可以記，講多了自然會掌握。這查字典也幫不上忙；查個成語，字典把每個的讀音都標明了，但照着讀出來可能就錯了，因為其中會有變調。

任何語言學得好都難。粵語比普通話更難學，很多北方人來了香港多少年還是一句廣東話都不敢說。香港人的普通說得不夠標準，一點不可笑，北方人更不可取笑，讓他們學學廣東話看。

從警察的專業角度看新疆事件

收到退休警官凌劍剛傳來的一篇分析新疆事件長文，他給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分析角度──從警察的專業角度去看問題，說出一些我沒有看過、也沒有想過的觀點。全文轉登如下：

剖析新疆武警毆打港記事件

退休警察 凌劍剛
2009年9月16日

新疆動亂期間，三名香港記者報稱採訪期間被毆打及被拘留，事件被不斷升溫，香港特首和全國人大代表亦介入譴責，事後新疆當局指香港記者不合法採訪及煽動鬧事，引致港人嘩然，認為新疆當局維護武警而誣衊香港記者，特首即時要求中央直接過問事件。

片面之詞

本人在28年警察生涯中，曾經無數次處理過各執一詞的案件，在介入調查後，找出雙方各自隱瞞的事實情節，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衝突都不是單方面可以造成的，而雙方各自隱瞞的情節，亦是『事實』的關鍵！雖然最終找到『事實的全部』，但是，雙方衝突所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

新疆衝突事件，最初的數天，全部資料都是透過香港傳媒的『單方面』報導，完全沒有對方或第三者的資料可供參考，然而，所有香港人便根據這些『一面倒』的言論而狠批新疆武警。

毆打及拘留

據香港某兩家電視台的獨家報導，三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期間，被武警以警棍和拳腳毆打，被按在地上期間，不斷被多人拳打腳踢，更曾被多次揪起和擲回地上，最後被武警用繩索綑綁及拘留。

從電視畫面片段所見，三名香港記者坐在兩部公安車中間的地上，兩人雙手被反綁，一人沒有被綁，雙手可以自由活動。其後他們被送往警署調查，數小時後獲釋。

獲釋之後其中一人面向鏡頭交待過程，他形容武警用警棍從後打在他的肩上，當他轉身時見到武警用槍指向他，他即時高舉雙手和自稱記者，其後被按在地上。另一人說，武警從他手中搶去攝錄機，他上前交涉欲取回時被多名武警毆打和按在地上反綁雙手。

然而，沒有人提及衝突之前發生了甚麼事，而顯示的傷勢亦只是些微擦損，未見紅腫瘀黑的現象。

不合法採訪

新疆當局經調查之後發佈，三名香港記者在當地進行『不合法』採訪，並且有人涉嫌煽動群眾鬧事，被捕時亦沒有證件在身，故此被拘押候查。

解讀中國的『國情』，『不合法』的意思，是指在沒有依法取得同意或批文之下所進行的行為。對於武警毆打記者的提問，當局並沒有正面回答。

武警打記者

港人首階段的指責，全部集中在『武警毆打記者』這個環節上，狠批武警打人的不是。

任何文明國家，執法機關都不容許人員使用『過分』武力，更不會容許『毆打』行為！然而，在執法期間，如果有需要使用武力才能達致執法的目的，便可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以武力執法，例如驅散聚集的群眾和拘捕搞事者時，是會視乎對方的反應而使用相對應的武力，包括使用催淚氣體、水砲、橡膠彈、警棍、電棍、擒拿技術，甚至實彈等等。

從電視畫面所見，暴徒們不斷向武警投擲石塊雜物，並手持物件攻擊接近的武警，在武警發射了催淚彈之後，開始驅散和追趕暴徒，期間所使用的武力，完全是合法和合理的。

除非有證據支持武警明知對方是正在採訪的記者，加上記者在完全沒有攻擊武警的情況下被武警毆打，才能成立『武警打記者』的指控，如果記者曾被多人按在地上拳打腳踢，衣服和身上傷痕將會是強而有力的實證。否則，港人反過來變成『誣衊武警』毆打香港記者了！

文化差異

9月6日，新疆動亂惡化，地方政府已警告會驅散聚集的群眾和拘捕搞事者，外地記者已撤離烏魯木齊市，地方政府是否已禁止傳媒在動亂地區採訪，我們不得而知，據本人所知，在內地進行採訪，是需要有關部門審批的，沒有『批文』或許可，採訪便『不合法』了。

在動亂地區，基於安全理由，相信內地有關部門不會批准任何外地記者進行採訪，而獲授權的官方記者，會在武警保護之下，穿戴保護裝備和佩帶證件隨隊採訪。換而言之，在武警保護範圍之外，根本沒有『可能』有記者在『合法』採訪。

綜觀全球動亂地區工作的記者們，他們都會戴上頭盔、穿上專業和顯示『PRESS』字樣的服飾進行採訪。這次新疆衝突事件，從電視畫面見到的影像，三位記者都沒有將記者證掛在胸前當眼位置，他們的服飾亦與常人無異，如果他們混在人群之中，將沒有人會發現他們是記者。故此有理由相信他們當時是以普通旅客的身份留在當地進行『秘密』採訪了，這種行為，正正就是新疆當局形容的『不合法採訪』。而混在人群中『偷拍』三名香港記者坐在地上這段『新聞片段』的第四名人士，又是否進行『不合法採訪』呢？

『入鄉問禁』，這種連中小學生也懂得的常識，為何記者們明知而故犯呢？違法違例所引發的惡果，當事人是否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呢？

出位行為

香港記者的採訪手法，一直以來已不斷引起爭議，無論在香港或外地，他們都不斷測試對方 (包括執法人員、私人地方的保安人員和市民) 的底線，更逐步挑戰對方的容忍度，期望不斷擴大 『採訪自由』！

記者們都希望採訪到第一手資料和拍到獨家影片圖片，如果人人都引述『對方』發佈的資料和在同一個地點拍攝，銷路便無法超前了。故此，記者們都會千方百計地發掘材料、離群獨闖尋找有利位置拍攝，因而絕不會乖乖地在『封鎖線』之外採訪，繞過封鎖線進入封鎖範圍內『採訪』，被發現時最多只會被驅逐離開，鮮會被對方檢控或懲罰，雖然曾有記者強闖『封鎖線』和超越『採訪區』引致衝突的案例，最後被控阻差辦公或擅闖私人地方，但傳媒機構已贏了『獨家新聞和圖片』、記者本人亦贏了『知名度』，故此，在他們來說，『越界採訪』十分化算！

煽動鬧事

對於新疆當局指香港記者煽動鬧事的說法，基於缺乏具體細節，本人只能大膽推測，相信是武警發現有人進行拍攝時奪去該人的攝錄機，在彼此拉扯爭奪期間，該人可能做出一些行為，刺激了附近群眾的情緒。

在動亂時期，群眾聚集是十分危險的，情況就有如一堆易燃物體，只要星星之火，便會引爆燎原大災，因而任何過激的行為，都有機會被指為煽動或鬧事行為，極容易引致群眾發泄不滿的情緒。

一國兩制

9月13日記協發動遊行，數百名現役記者和新聞系學生上街參與，抗議新疆武警毆打和誣衊本港記者；香港特首、全國人大、學者和政界中人亦齊聲譴責，要求中央直接調查。看官們，請易地而處，如果內地人民在香港發生了事情，內地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紛紛針對香港的執法人員和司法制度，港人會否接受這種『干預』，繼而會否高呼：『抗議粗暴干預、破壞一國兩制』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內地對國外和本地的『新聞』都是有管制的，因為內地是實施行政主導的國家，政府只容許有限度的自由，官員和執法人員會接受建議和意見，但不歡迎市民，包括傳媒，對施政指手劃腳、更不會容忍任何挑戰執法人員的行為！

濫用自由

全世界的媒體都希望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爭取更大的採訪空間。表面上，傳媒努力維護市民知情權、監管政府依法施政，骨子裡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商業利益和各自隱藏的私利！

傳媒不滿的是沒法取得『通行無阻』的採訪特權，故此經常挑戰執法人員以擴展活動空間；為了滿足市民窺秘的慾望，傳媒千方萬計地偵查和披露未被公開的資料，不惜破壞執法和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維護市民知情權有很多手段和方式，不是傳媒的專利；現時行政機構的透明度已經很高，資訊十分公開，公職人員亦採取公平公正的處事原則，市民有不少渠道可以取得資料監管行政機構。

隨著科技的發展，任何地方都受到閉路電視和衛星鏡頭的監管，任何人亦可透過互聯網發佈資料，市民的知情權已經足夠，欠缺的反而是人的素質未能提昇，面對事情時不懂正確地處理，所謂『知易而行難』也。

久違了的颱風可怕呼嘯

香港的木屋區，從山後的建築看來，這起碼是七十年代的照片了

香港年年都打颱風，但前天深夜那可怕的颼颼風聲，好像好久沒有聽到過了。

風聲是呼號式的，一陣一陣，幾乎通宵不斷。繼發性的幾個突然漸強，使房子都好像發生諧振式抖動。加上有不知道哪裡來的乒乒乓乓聲響，多次把我驚醒過來，要起來周圍察看一下才安心。

昨天早上起來，陽台一片狼藉，一個露天燈座破損了的燈罩刮走了是最大的損失。其餘草花雜物，久經風吹雨打考驗，幸好沒有什麼損傷。據今天報道，全港也不過刮倒幾十棵樹而已。今天在香港公園走過，卻仍然到處是殘枝落葉。曾經被刮斷一粗大橫枝的那棵紫檀樹，又有一根大腿粗的枝幹折斷了，七零八落地斜掛在主幹上。

「巨爵」不是很強的颱風，走過的路線與香港還有一段距離，香港又一次避過了大災難。

「木秀林風必摧之耶」樹墩

上天文台的網頁一查看，真巧，今天距上次十號風球掛起的日子剛好十周年：上一次高掛十號風球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約克」襲港的時候。我家裡客廳裡一個樹墩，就是那次風災的紀念品，是從維園撿回來的。那次風災之後，維園到處是倒下的大樹，很多比大胖子身圍還粗的樹幹被鋸成一截截當垃圾運去堆填區。我從中挑了一段較小的，用行李車拉回家裡，加工造為小几，上面刻上「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耶」幾個字。

天文台的網頁上有個「自一九四六年起引致天文台發出十號颶風信號的颱風」圖表(http://www.weather.gov.hk/informtc/historical_tc/metinfoc.htm)，從中，可以看到香港氣象一個很顯著的變化，就是掛十號風球的日子不斷減少。從戰後算來，香港共掛起十號風球13次，其中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各一次；六十年代出現了強颱風襲港高峰期，十號風球掛起達六次；之後，七十年代減至三次，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一次。最後兩次，前後相隔16年。「約克」帶來十號風球時，因而使很多香港人很有新鮮感。

如果經歷過香港的六十年代，感覺就不一樣了。那時，由一九六零年到六八年，六次掛起十球風球，差不多每年一次。最慘是一九六四年，九月掛起了，十月再掛。上一次的創傷還未治愈，又再受蹂躙。不要忘記，那時香港市區山邊還有不少簡陋的木屋，海邊還有大量破舊的漁船，舊樓的屋頂全部是僭建的天台屋。十號風球一掛起，真是風聲鶴唳；颱風過後的街頭，真個滿目瘡痍。

襲擊香港最猛烈、造成最大破壞的颱風是一九六二年的「溫黛」，它在大老山創下的284公里陣風紀錄，至今未被打破。

現在，人們都在驚呼全球變暖，說會造成災難。可是從颱風襲港角度來看，災難在減輕。假如今年餘下的三個多月裡不掛上十號風球的話，從二零零零年到零九年這個十年，就是戰後第一個沒有十號風球的十年。原因是什麼?我不知道。與氣候變暖有關嗎?

想重溫一下「溫黛」的可怕威力嗎?請鍵入Youtube 看看香港電台的短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j25ydAZEG0

天水圍來去

翠堤環護的天瑞邨

真想不到，從天后出發算起，坐隧道巴士到紅磡轉乘西鐵線，只花45分鐘就到了元朗，50分鐘已抵達天水圍了。西鐵線開通，改變了對元朗、天水圍的時空距離觀念，不過交通費還是廿三元上下，並不便宜。如果從九龍出發，少了一程約十元的過海費用，那就好多了。

從港島到天水圍，距離遙遠之外，環境也大變。我總覺得，天水圍以居住環境來說，是很理想的，把它標籤為「悲情城市」、「圍城」，很不公平。

我不知道天水圍這個地名有什麼來歷。「圍」可能是當地本來有個圍村，但為什麼叫「天水」?


< 河灘裡覓食的小白鷺

「天水」作為地名，最出名的應當是甘肅省東南的天水市，當地的第二大城市，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地，全市橫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天水可算是甘肅歷史歷史最攸久的地名，可以追溯到漢武帝年間，二千多年了。據說秦末漢初天下大亂之時，當地民不聊生。一天夜裏，一道金光閃耀，地面裂開一條大縫，天上河水傾瀉而下，注入地縫中，形成天水湖。這湖水位穩定，水質純淨，甘冽醇厚，「春不涸，夏不溢，四季瀅然」。漢武帝後來設新郡於湖旁，名之為「天水郡」。從此，有了「天水」之名。

香港的天水圍未必與甘肅的天水市有淵源，但同樣可以惹人遐想。

天水圍和元朗一樣，周邊都保留着大量農田村舍、濕地河汊。從市內走出去不多遠，就可以置身大自然懷抱之中，親近天地、天水。即使在市內，由於建築規劃比較合理，樓宇之間空間廣闊，沒有逼仄感覺，何況還有相當多的樹木，市中心公園的綠色空間更大，大自然就在身邊。

我要去的地方在天瑞邨，一個公共屋邨。我特意走到邨內看看，只見設施、布居都有心思，而且管理得到位，周圍安寧潔淨，公共空間找不到什麼多餘的東西擺放。

從大馬路往邨裡走二三百米，是一條河──無名河。我往地圖上查找，這標明是一條「渠」，是從大欖涌郊野公園、洪水橋溪流匯集的一條出海水道。沿着河邊，是長長的可以往北去到濕地公園的單車徑。剛好是星期天，不少人一家大小一起作單車遊。

在跨河的橋面上，看到遠處攔河橡皮大壩的下游，點綴着斑斑白點，定睛一看，白點在晃動，我知道：是小白鷺。我帶着照相機，連忙向下游走去。

果然，百多隻小白鷺正在壩下的淺灘中覓食，沒有人理會，對之好奇的就只有我了。陽光在颱風前的煙霞中柔弱無力，讓我可以從容拍照。作這樣幾十米遠距離的拍攝，我的低端器材顯然力有不逮了。幸好，經栽剪、調整，設為黑白，照片效果還不錯，水面粼粼光影有很好的木刻味道。

國家話劇團 + 張愛玲，擦出火花

《紅玫瑰與白玫瑰》導演田沁鑫與演員謝幕

去看中國國家話劇團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並沒有多大期待。張愛玲近年很熱，可能大陸比香港還熱。香港話劇團改編演出的《傾城之戀》，演到美國、演到北京上海，我都沒看，就是覺得張愛玲熱熱得濫了，加上素來對她就興趣不大。但「國家話劇團+ 張愛玲」這個演出組合卻很新鮮、特別，會有什麼火花？

可能因為沒有多大期待，反而覺得很好。劇本改編、導演、演員都很成功。

我沒有看過原著──一個中篇，但可以知道的是，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就是一個男人周旋在自己之妻與朋友之妻之間進退失據、三個人各有背叛的故事。處理不好，這可以是沒有亮點的通俗肥皂劇。

劇本改編應記首功，羅大軍突出了張愛玲之長。第一是文字，「讓小說中那些有滋有味、意味綿長的文字在男女演員的嘴上『活』起來」。這是香港話劇團用廣東話去演的《傾城之戀》絕對做不到的。第二是心理刻劃，把男女主角三人都一分為二，每個人都以A、B兩角去演繹他們表與裡、內與外、潛與露兩個不同個性、人格。

這個手法，用在面對白玫瑰代表的妻子與紅玫瑰代表的情人的男主角身上，效果很好，把男人的矛盾心理很精細、深刻地暴露出來。A、B兩角的互相質問、調侃、挖苦，常常引來哄堂大笑。

相對之下，紅白玫瑰的A、B兩角，就擦不出火花來了。因為兩人其實就代表着女人的A角B角，兩個角色的B角於是都沒有多少戲可演，存在變成了形式，可有可無，而紅白之間基本沒有機會對手戲，缺乏強烈的交鋒，兩人的角色於是都較平面、蒼白了，欠缺了如對男主角一樣的尖銳剖割。

《紅玫瑰與白玫瑰》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

由於三人變成了六角，每人的A、B角都對立，而且在衣着上刻意一致，有時還做着鏡像般的動作，會讓人覺得混亂，鬧不清楚誰是「正」的自我，誰是「邪」的自我。如果能讓兩人在一致之中帶有程式化、面譜化的區別可能更好，矛盾對立會更鮮明。

全劇一景一場，場中間用一條玻璃透明門廊，把舞台分成兩半，只是間中用燈光造出一些變化。這樣演出，如果處理不好，會單調沉悶。但國家話劇團做到了一氣呵成，雖用普通話演出，而不斷招來觀眾的反應。這既是導演的功力，也是演員的功力，兩個男主角尤其放得開，紅玫瑰也配合得很好。

我一向少讀張愛玲，不大接受她那種自覺高人一等，從雲端睥睨眾生──也從上海上等人角度睥睨香港的氣熖。張確有才情，但恃才而下筆尖刻酸辣，有時變得小家子氣了，不可愛。

張的目光是犀利的，對男方之情有着天生敏銳的洞悉力。可惜，這無法用作自我返視，她對胡蘭成之情的糊塗，最後孤寂終老花旗的淒涼，都令人欷歔。

「事實往往是煞風景的」，張愛玲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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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石琪評論

《紅玫瑰與白玫瑰》怪雞
(《明報》，2009年9月15日)

張愛玲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十五年前曾拍成電影，關錦鵬導演，林奕華、劉恒編劇，杜可風攝影。男主角是留洋回來的舊上海高級職員（趙文瑄），生命裏有兩個女人──熱烈情婦紅玫瑰（陳沖）和聖潔妻子白玫瑰（葉玉卿）。

上周「中國國家話劇院」來港演出國語舞台版，陣容強，反應熱烈。突出之處，是編劇羅大軍和導演田沁鑫別出心裁，用新手法把平鋪直敘的原著大玩特玩，變成時空交錯，鬼馬趣怪，而又扮得精裝。

舞台上一條透明的「時光走廊」，分隔左右演區，簡潔新穎。首先，男主角回家，懷疑妻子白玫瑰與小裁縫偷情，與此同時他穿廊過室，憶述自己結婚前與老友之妻紅玫瑰偷情的往事，錯綜得相當好玩。

更古怪是一男兩女主角都有分身，像雙生兒同場出現。現代劇場經常這樣「人格分裂」地大玩影子化身，今次最妙是男主角的甲乙雙身不斷爭吵，充滿內心矛盾，一個要做正人君子，一個要情慾放縱，抵死滑稽地刻劃出複雜的男人心。

這種玩法有優有缺，優點是生動呈現男人「兩條心」，缺點是兩個玫瑰都被動得像花瓶，她倆的影子化身更少發揮機會，經常悶坐一旁。而且編導過於賣弄標奇立異的遊戲花巧，來龍去脈不大清楚，初看趣緻，玩下去就重複無聊，劇力不足。

幸而長度只是一小時四十分鐘，全無冷場，有刁鑽對白亦有詼諧動作。其實原著並非喜劇，不過關錦鵬電影版太悶藝，此劇相反，拿大男人小女人猛開玩笑。

台上國家級演員都有型有演技，合演男主角的辛柏青和高虎真是鬥氣冤家。正印紅玫瑰秦海璐台型不俗，跟她在陳果電影《榴槤飄飄》演妓女判若兩人，正印白玫瑰胡靖釩亦與她在田壯壯電影《小城之春》的幽怨大異其趣，各有幽默感。

劇中懷舊服飾本來不錯，弊在女角旗袍都開叉太高，別說舊上海中產太太，連舊香港吧女蘇絲黃的旗袍也不會露出內褲，但現在內地式旗袍總是這樣離譜！

看師生書法展隨想

昨天去看了一位朋友參加的師生書法作品展，有幾點感想，試整理如下：

一、取法乎上

去看書法展覽，特別是師生作品展性質的，都會發覺一個現象，就是學生都臨寫老師的字體。我總覺得，這種教學法有問題。學寫書法，必須臨摹。問題在於以誰的字作範本。

老師寫的字當然有一定水平，能夠做書法老師，都一定下過不少工夫，各種字體都有涉獵，可以隨時給學生示範。學生從示範中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運筆時的細微功夫，如一徐一嫉，一放一收，一頓一轉等等，如果知所學習，一定會有收穫。而從寫成的作品中，這些較不容易體察得到，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書法的一個特點，是一次過完成，每一筆、每一個字都是一次性創作，有很大的隨意性、隨機性，每一次寫出來都不會完全相同，不能百分之一百複製。於是，拿着老師臨時寫出來的一幅字來作範本去臨摹，就有危險了，會取法不高。即使老師的造詣很深，課堂上寫出來的不代表他的最高水平，裡面會有不如意的敗筆。不知選擇地刻意臨摹，就會把不好的東西也學過來了。

我以為，臨帖還是選歷史上名家的字帖來臨摹更好。老師的字未必不好，但相對於在歷史立足已千百年的名家，或者當代公認的名家來說，總是相對的「下」吧?取法乎上，總優於取法乎下。

二、可學與不可學

即使是以名家名帖為範本，也有知所取捨的問題，知道哪些可以學，哪不可學或者不必學，因為寫字不可能如複印的複製，就算簽名也不可以絕對相同，只可以學習風格、韻味。臨寫碑本更加是這樣，碑本中很多東西可能是刻字的工匠「刻意」而為的，是金石之功，而非毫毛之功。碑板經歲月風化侵蝕後，筆劃形成的斑駁、滄桑、厚重，就更難以筆墨重現，臨摹時也不可不知所取捨。所以有人主張臨摹應選帖，不選碑，初學者更如是。

書法的風格、韻味很抽象，很難言宣，主要靠感覺、體會。這除了得之於摹寫，也得之於讀，就是讀帖。看得熟了，就如對某個人熟悉了，在人叢中背影一閃也能辨認出來。看得熟了，下筆，自然也容易些。

三、軟硬兼施

說到書法，一般都認為是用毛筆寫字。這其實是狹義的概念，廣義去認識，還有硬筆書法，還有用不同工具寫出來的、刻出來的、製出來的書法，不是用毛筆寫的才算書法，用拖把，用「抹檯布」也可以寫書法。

要學好毛筆書法，似應同時學習硬筆書法，就是用鉛筆等硬筆把字寫好。字要寫得好，很重要的是把筆畫安排妥貼，把字「裝」好，各個部位的比例、整個字的字形讓人看得舒服，有美感。照啟功先生的理論，這比「筆墨」功夫更重要。

要在這方面做得好，不妨用硬筆練習基本功。硬筆較易控制，可以讓人集中注意力，把字形寫好，不必像拿起毛筆時，諸多兼顧而顧此失彼。硬筆之中，又以鉛筆為好。選用較軟亦即較黑的鉛筆，如5B、6B去寫，可以寫出接近毛筆的效果。墨水筆也好，筆劃的輕重、粗幼可有變化。這樣，寫好毛筆字之餘，也改進自己的硬筆字。

很多人掛出來的作品，有所本的「似模似樣」，落款無所本，就「原形畢露」了，連名字也寫不好，這就是自己的字體太差勁之故。

中美的太陽能技術競賽

中國將興建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將是美國的投資，採用美國的技術。一直大力主張美國以綠色科技重建世界領導地位的Thomas Friedman 又要興嘆了：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多好。

發電廠將在內蒙的鄂爾多斯興建，總發電量二千兆瓦，可供三百萬個家庭使用，佔地64平方公里。這規模，相當於一座核電站了。

全世界都知道，不可能永久依靠化石燃料，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才是出路。從戰略意義上來說，誰能佔領這個經濟命脈的高地，誰將可以在未來世界中居於優勢地位，甚至領導地位。

問題是，誰可以在政治上戰勝目前建基於石油能源的政治勢力的阻撓，率先向綠色再生能源的研究、開發、建設投下巨資。多年來，這方面的科技研究已取得很大成果，所欠的，是政治上的決心。只要有政治的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的商業投產會邁開大步，成本下降，逐步普及。

吳邦國到美國見證了建造世界最大太陽能發電廠合約的簽署，顯示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決心和遠見，預示中國再生能源的開發會加快發展。建廠所在的鄂爾多斯還有個很龐大的計劃，要建一個發電量11 950兆瓦的「再生能源公園」，2 000兆瓦的太陽能發電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投資的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 Solar)是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企業，可惜，它在美國難以大展抱負。美國目前最大的單個太陽能發電廠只有550兆瓦。

美國能夠在再生能源生產領域打進中國市場，很高興，但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在太陽能領域的迅速發展而擔心。《紐約時報》兩個星期之前就從無錫發出一篇報道: China Racing Ahead of U.S. in the Drive to go Solar (中國在太陽能的發展上趕上美國)。這是一篇關於世界第三大太陽能電池企業Sun-Tech (尚德)為繞過美國的保護主義，到美國設廠組裝產品的報道，到時，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會貼上「美國製造」標籤。

值得注意的是，First Solar與Sun-Tech採用不同的技術生產太陽能電池板，前者生產的是碲化鎘 (cadmium telluride) 電池，後者生產的是單晶硅電池。First Solar的產品生產成本較輕，但效益較低，而且鎘有劇毒，對環境有嚴重威脅；Sun-Tech 的產品較先進，但成本較高。

《紐約時報》引述Sun-Tech 的高層人士的話說，他們去年已把太陽能板的價格推低了差不多一半。報道因而說，就在奧巴馬上台的七個月裡，中國已在綠色能源的發展上加速發展，甚至到美國加速發展。

這真讓Thomas Friedman 急了，他兩天前剛寫了一篇Our One-Party Democracy (我們的一黨民主)，題目有點不好懂，但一看就心中晃然了。他說，從國會的能源問題辯論難免使人認為，一黨民主比一黨專政更糟。在美國國會的能源問題辯論中，共和黨根本就不理會，冷眼旁觀，看你民主黨敢不敢自己說了算。

文章說，一黨專政有弊端，可是當它由一批理智的人領導，就像中國目前那樣，就有很大優勢，就可以大力推行政治上艱難但極端重要的政策，以在廿一世紀把社會推向前進。他說的自然就是可再生能源的開發。

看材料才知道，中國二零零七年已超越歐洲和日本，成為太陽能電池生產第一大國。

大戲剛開鑼，好戲還在後頭呢。

知了知何去?

讀一篇關於江南夏日的文章，看到「知了」兩字，忽然驚覺，這個夏季怎麼缺了為炎炎夏日添上濃烈色彩的蟬鳴?我恐防自己記憶有誤，問問家人，得到肯定的答案。

我家就在維園邊上，以往，夏日總少不了蟬鳴。去年有沒有蟬聲聒耳，記憶不大清楚。在南方的夏天，蟬聲是大自然的背景音樂，習慣了會不覺得它的存在。發覺夏日沒有了這熟悉的配樂，卻是第一回。

很確定的是，今年是聽過蟬鳴的，那是在香港公園，在早上到那兒晨運的時候，那該是幾個月前的初夏吧。早上到了公園，習慣先閉目調息，靜靜地感受周圍的清幽寧靜，有時會細心辨認從林間傳來的不同聲音和氣味，有各種鳥聲、花香、草香。幾月前也有蟬鳴，但好像不多，一隻兩隻，遠遠傳來，沒有形成過熟悉的熱鬧大合唱。

老實說，蟬聲並不悅耳，聒聒而鳴，粗厲有餘，悅耳不足，特別是吵得厲害的時候。它聲音單調，一個勁起鳴叫，直到了叫得累了要停下來的時候，才有點變化，輕顫幾聲，然後漸慢、漸溺、結束，就像歌曲的結尾。它的單調最適宜為午睡催眠，炎炎夏日午後，剛吃過午飯，陣陣蟬聲直可讓人倒頭便昏睡過去。

但它也可以吵得讓你從夢中驚醒，我就有過這樣惱人的經歷。

那時我還在上夜班，每天要到午後才起來。一天早上忽然驚醒了，是蟬噪驚醒的，那噪音就好像在耳邊轟炸。我以為聲音是公園傳來，忍耐了一會，煩得實在沒法子了，起來竟然發現房間隔着屏風的窗戶旁邊，一隻蟬箝在那兒叫得歡快──它竟然飛到屋裡來了。

而這個夏天，蟬都到哪兒去了?

在內地某些地方，蟬可能給人吃掉了。小時候廣州人愛吃桂花蟬，夏天常見有小販把炮制好的桂花蟬，還有和味龍虱，在簸箕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穿街過巷的叫賣。我害怕這兩種小昆虫的長相，從未敢吃。據說，蟬有很豐富的蛋白質，營養價值很高。那時物質匱乏，吃蟬變成補充營養的好方法。如今，富起來的人又好吃起這個野味來了，有些地方還在人工繁殖蟬呢。

蟬這種生物很特別，變成我們見到的會鳴叫的蟬後，就只餘幾個月生命，之前有幾年是讚在泥土裡的虫，靠吸食樹根的汁液為生。古人看到它初夏從泥土裡讚出來，攀上樹梢羽化飛走，以為它有再生神工，於是寄望靠蟬重生，往死人嘴裡放玉蟬。出土的古玉，不少就是玉蟬。但拿在手裡把玩，不覺得嘔心麼?

古人也以為蟬靠飲露而生，以之為高潔象徵，詩人唱詠甚多，虞世南就留有「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的句子。

我對蟬沒有什麼精神寄寓，只有生活回憶。少了蟬鳴，在失落之餘也有點擔心，就是不知道這是不是環境變化使然。近年，在社會重視衛生下，清潔程度高了，近一兩年，幾乎見不到蚊子，這相信與當局大舉滅蚊有關。可是大噴殺蚊劑，會不會把蟬在地下的幼蟲也殺光了?

寫好英文字竟然那麼難

英文報章上的Op-Ed文章，即專欄文章或者特稿文章，會集中放在與社論版相對的版面(Opposite Editorial page)以示重視，簡稱 Op-Ed。有一段時間，《紐約時報》上這些文章要付費才能看到，可見是該報的「皇牌」。

那麼 Op-Art 是什麼意思? 不會是藝術版的對版吧?我估計是Op-Ed中關於藝術議題的文章之意，文章與社論、Op-Ed等一同存放在「輿論」(Opinion)欄中。昨晚在《紐約時報》上見到這樣一篇文章，鍵入一看，題目是The Write Stuff (寫字這回事)，談的竟然是英文書法──如何手寫26個英文字母的最基本方法，即penmanship。

有冇搞錯?《紐約時報》這樣一分高層次的報紙，竟然刊登這樣低層次、面對小學生(香港可能是幼兒園學生)的文章?

一點不錯。文章由專家寫成，講解得很細緻，如提示每個字母的上部要寫好封口，字母之間如何連線，等等。文章圖文並茂，圖例中，個個字母的的走筆方向都清楚標明。

文章是給什麼人看的?從內容來看，是寫給初學寫英文、或者想寫好英文的人看的。但這些人不該是小學生，因為《紐約時報》不以小學生為對象。那麼，文章的對象該是教育程很高，卻是26個英文字母都寫不好的讀者嗎?對，也不對。

這篇文章可謂用心良苦，它是在提倡一種較易書寫的英文手寫字體，因為作者認為現時美國人的手寫英文字太糟糕了，很多人寫的字不忍卒讀，無法辨認。

文章把這個禍及全美的文化問題歸咎於上世紀以來一直推行的草寫體英文字，認為這種字體太難寫了，小朋友寫不好，到長大了，成年人的字都難看，禍及幾代人。這種字體稱為帕爾瑪體(Palmer Method)，香港的小朋友初學寫英文 penmanship，寫 Copy Book，都要學寫類似的字體。它有很多流麗的弧線，大寫小寫都一圈一圈的，字字相連。
帕爾瑪體英文大小寫

文章提倡的字體，大家都一定見過，就是文字處器上都會有的英文斜體字，你選用I 體打英文，出來的就是這種字體：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文章熬有介事地教導的，就是如何手寫這種不必一圈接一圈的字體，從小寫到大寫，認為「要把這看作是改進美國人寫字能力的第一步緊急行動」。

這讓我想起，接觸到或者從影視上看到，歐美人的手寫字普遍較難看，很多人只會一個一個字母分開寫出來，而不會寫成一串。我一向以為這不過是習慣問題，而沒有想到是由於草寫太難之故。但我還是不明白：不就是26個字母嗎?大小寫合起也就是52個?寫好有多難?

把問題歸咎於字體，太容易了，從教育方法、理念上看，問題複雜得多。我不相信推行斜體字會讓美國人寫字漂亮起來，尤其是在教學日趨電腦化之後。學生如今根本就不必寫字了，不把寫字當回事，怎能把字寫好?

寫中文比寫英文難千百倍，就更不必指望年輕人可以寫一手漂亮的字了。我一直認為，以後寫字會成為專業，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寫一手好字。能活到那時，如今可以hand-made一手好字的人會身價百倍──這不是笑話！

又記：讀這篇文章還有個發現：原來執筆可以有另一個方法。我見所有人執筆都是筆擱在虎口上的，卻原來，筆也可以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我一試，書寫一樣流利。這樣執筆有個好處，就是有時要騰出手來做點什麼時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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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ite Stuff: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09/09/04/opinion/20090908_opart.html

港式中文──是其是，非其非

港式中文常為人詬病，不過有時也會有人對港式中文的批評無的放矢了，對不準目標，有如昨晚看葡萄牙對丹麥一場足球賽中的葡國球星，勁射都不中框，中框的都是「軟射」，讓人嘆息。

日前就看到關麗珊在專欄中對港式中文這種欠準確的批評。文章應當是後續之作，是從對讀者的回應談起的。似乎是先有一文批評港式中文，有讀者提出不同見解，作者於是作了回應。我看不到原文，只看到後續之文。

爭論的焦點是政府的一句禁毒口號：「不可一，不可再。」作者看來對這個口號不以為然，而讀者的回應是：「『不可一，不可再』決不可能出於淺陋者之手，『不可一』是對從未吸毒者說的；『不可再』是對已經一次兩次甚至無數次吸毒者說的。你只要懂得分看受者是兩種人，就不可能妄指兩句為不通。」作者則不以為然地說，要把受眾分為兩種人才能理解，那就太「深奧」了。

對於那句口號，我初看也有疑問，尤其是海報上看不到中間的逗號的時候，也着實想了一下，這句話通不通?

口號應當是從「可一不可再」變化出來的，原意是充其量只可以做一次，不可以做兩次，是針對不正當的行為而說的。古語還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之句，意思差不多。明代歸有光有句云：「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由此變化為強調一次都不可以，成為「不可一，(更)不可再」因而是可以接受的。原句是文言，若當作白話來讀，自然覺得別扭，甚至覺得不通：「一」和「再」可以這麼用嗎?但細心一想，就會明白，不必「把受眾分兩種人」，也能明白 。

作者同意「可一不可再」合乎文法和邏輯，但既然這樣，把「可一」變為否定的「不可一」為什麼就不可以，以致「如何解讀，讀者不如跟政府的創作高人研究」?

作者那篇短文不知為何突然轉到「狗隻」、「豬隻」的話題去，認為這都不是「精確的中文」，因為中文的量詞不會放在名詞之後。作者說內地的《狼圖騰》、《藏獒》、日本人用中文寫的《再見了，可魯》都寫動物，但不會像香港人寫狗隻、狼隻或羊隻。我只看過其中的《狼圖騰》，不記得是否真的沒有寫「狼隻」。但我認為這樣寫沒有錯。

讀者給作者的信也認為量詞放在名詞之後是可以的，並舉了「馬匹」、「槍支」為例。我還可以補充：車輛、船隻、艦隻、便條、金條、馬隊、人群、人次、地塊……。可見，量詞放在名詞之後，並不罕見，不必把這看作是港式中文的罪過。

港式中文確有可以詬病的地方，不過不能因此把港式中文說得罪大惡極。港式中文在亂打亂撞當中常常有所創新，創出新的詞匯、新的表達方式來，不但惠及港人，也惠及整個大中華。大陸改革開放，新事物大量湧入，規範漢語中難以找到可對應的表述名稱、表述方式，不得不借助港式中文。你翻翻新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尤其是附錄的「新詞新義」部分，就知道港式中文對規範漢語、對中華文化作出了多大貢獻。

「守株待鹿」等運到

朋友從美國來，拿出一疊照片，其中有一張攝自他的獵場，是去年我到他那兒訪問，與他一起攀上樹上的狩獵台拍的。那時不是狩獵季節，只能拍拍照。我問朋友到了季節去打獵了嗎?他說有，但打不到；接着說了一段趣事。

他一位朋友知道他有獵場，躍躍欲試，到了季節就跟着去了。獵場打的主要是鹿，打鹿不是如一般人想像的，在樹林中四處搜尋去打的，而是「守株待鹿」，樹上的狩獵台就是「守株」的地方。「狩」本來是冬獵的意思，中國古代天主巡察諸侯所「守」的地方也叫巡狩。而現代的打獵，就變成「守」在樹上打獵了。在樹上狩獵可以居高臨下，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發現了獵物，便瞄準開槍。這看似輕鬆，但要有收穫實際很難。一是未必有鹿出現，二是鹿機警而靈敏，一有風吹草動就逃之夭夭，你第一槍打不中就很難補上第二槍了。這樣，你可能要在冷風中枯守竟日，連鹿的影子都見不到，或者雖然見到了而打不到。

那位老兄算走運，遇上鹿了，鹿朝着他走來，問題是他未作好隨時瞄準開槍的準備，在興奮中手忙腳亂，到把擱着的槍拿起來要瞄準時，鹿已聞風先遁了。他扳機時可能還發現保險掣未打開。他後來呼天搶地，悲嘆大好機會來到眼前竟然沒抓住，輕輕讓它溜走了。

這是「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這諺語的絕佳教材。

這話誰都知道，但知易行難。準備，而且時隨時隨地作好準備，不是誰都做得到的。準備也要有所選擇，十八般武藝，不可能般般皆能，必要有為有不為的準備，配合自己的專長、興趣與潛力去做。

機會會不會出現，誰也不知道。我相信，一個人做事的成敗際遇絕對有關係，但際遇的事不到你管，你能管的，是際遇來了你能不能抓住它。不然，就只能在事後呼天搶地了。捉到鹿不懂得脫角是憾事，連鹿都捉不到就更是憾事了。

另一朋友曾為有權勢者擬演講詞，助用了粵劇名伶阮兆輝的一句話：「練好功夫等運到。」這句話後來被刪掉了，怕被人誤解教人「等運到」。

在廣東話中，「等運到」可以帶點負面意味，是人們在無奈中盼望時的自我安慰。但阮兆輝在前面加上「練好功夫」四個字，意思就很積極了，表示要在命運的播弄中不甘被動，要化被動為自動。阮兆輝因而在事業的低谷中掙扎時，也不忘記苦練粵劇各種本領。

人生離不開種種等待，可以說，人生就是在不同的等待中一點點消耗掉的。剛看到一句話：「上了年紀最大的好處就是：年輕時得不到的東西，現在你不想要了。」這等於說，你又少了一點值得期待的東西了。

能夠有所期待，其實是人生的幸福──在敖包等待也好，買張六合彩等運到也好。

革命宣言：I Love You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Eugene Delacroix, 1830)

朋友在報上自己的地盤中寫了個有趣的小故事。我看了會心一笑(我猜他人的故事其實是朋友的夫子自道)，試以大陸流行的電話短訊體簡化如下：

媽媽學會用英文發電話短訊，於是向兒子試發：Son, I love you. Mom. 兒子打開一看，惶惑不已，急向姐姐問疑：「媽想自殺嗎?」

這個笑話只有中國人(或者東方人)才懂得笑，西方人就笑不出來。西方人整天I love you 說個不停，都說得麻木、聽得麻木了，不像我們一聽到像觸電一樣。

我的感覺是，西方人這三個字已像口頭禪，沒有太大實際意義，快變成禮儀的一部分了。西方人見面握握手、親親臉、輕擁一下，雖然也可以親疏有別，卻是對不喜歡的人也可以敷衍做個樣的。這大概有點像我們見面問一句「吃飯了嗎?」，是無意請你吃飯的。

事實上，I love you 整天掛在嘴邊的西方人，可以隨時不再 love you，男女之情，說變就變，離離合合輕鬆平常。相對之下，這三個字難宣於口的東方人沒那麼隨便。當然你可以說，不隨便離合之情最終可能變為「無情情」，名存實亡，沒有幸福可言。

東西人這樣截然不同的感情表情，顯然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遠的文化根源。

據《中西文化，互補與前瞻》(吳大品，中華書局)一書分析，這可以追溯到歐洲與中國兩地的地理氣候不同。在上一萬多年前的上一個冰河時間，歐洲完全被冰原覆蓋，只留下少數大型動物。中國沒有被冰原覆蓋，至今，全世界一百多個稀有動物品種大都出現在中國。在這兩個不同地理氣候環境下生存下來的不同民族，孕育出一陽一陰的不同文化。

陽的剛的，自然是歐洲文明，強悍、理性、明確、二元對立。陰的柔的，自然是中華文明，柔婉、意會、含蓄、互補辯證。

氣候對文化的影響，即使在中國也非常明顯。漢族的陰性的農耕文化與外族的陽性的遊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線，是長城。而長城剛好就與250毫米等雨量線重疊。

中西這樣的地理氣候不同，形成了兩種文化的不同發展方向，歐洲文化的箭頭向外，傾向於挑戰極限，追究根柢；中華思維更多向內看，向內關聯，追求自我修養，追求與世界和諧共 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使個人對自然、家庭、社會的關係有不同表現。中華文化哪個方面的知識，都以意會為主，心照不宣。

國內學者張豈之有段話把中國文化的這個特點說得很精練：「中國傳統文化有個特點，表達方法沒有那麼多的理論前提、邏輯分析，簡明的幾句，把人生哲理、自然哲理給勾畫出來了。」

於是有「我愛你」的不同。中文的「愛」字把「心」收藏得很緊密，上下都包圍起來，這利於保護，不利於表達──裸露的表達，羅密歐與茱麗葉式的轟轟烈烈的表達，但自有暗傳心曲的方法。中國汗牛充棟的古典詩詞中，愛情詩詞佔了大部分，從來不見「我愛你」三個字，而情愛之傳送從來未見不暢。

不過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來，玩含蓄就缺乏效率了，不如三下五落二的三個字。只是不習慣的話，就「我愛你，嚇餐死」了。

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歷史是演進式的，歐洲文化、歷史是革命式的。西方男女也愛以革命方式處理感情，革命宣言就是I love you。

門檻日高，學歷重要

從年輕人中看到兩個極端表現，一是不把讀書放在心上，不覺得學歷重要；一是大學畢業還不夠，馬上要再讀碩士，或者工作一段時間後，再讀個MBA，加強競爭力。

學歷重要嗎?從現實的競爭看來，是越來重要了，發展下去，真不知道未來的學子要配備怎樣的學位才能夠到職場上爭勝，難道要博士?雙博士?

很明顯的看到，進入職場的門檻越來越高了。幾十年前，什麼學歷也沒有，也可以謀個學徒職位，混口飯吃。不少行當的巨子、舞台的老倌也是這樣混出頭來的。後來，起碼得小學畢業了，之後就要中學畢業。如今，中學畢業能謀個什麼事?打開招聘黃頁，的確還有不少最低學歷要求只需中五程度的職位，大多數冠以「XX助理」的頭銜，這些所謂文職的工作其實已很「搶手」，大部分同樣學歷的年輕人，可能就得向茶餐廳那個層面找出路了。以前，那是小學畢業的人就可以做的。而以前要有中學畢程度資歷的工作，早已升格到要大學畢業了。例如要有大學文憑才可以做記者，就不過是近二十餘年的事。

這並不是說某個行業的工作一定要有大學程度的人才可以駕馭，而是在水漲船高下，門檻被自然的抬高了。還是說做記者吧，不見得要大學畢業才能當好記者。有一位在報紙做主管級人員的朋友，去年暑期破例在特殊關係下招了一名中學畢業生做實習生，朋友對他讚不絕口。這名年輕人屬於尖子生，可能較特殊。但據我自己的經驗，如果功夫過硬的話，做報紙的工作，中學生絕對不比大學生差，經常反倒是大學生，甚至有碩士、博士銜頭的，留過洋的，虛有學歷，有學位，無學識。

現實的情況卻是，中學生畢業生，現在連傳媒的門檻都進不了。其他行業也一樣，在僧多粥少之下，都要提高門檻來做第一道篩選。

昨天在報章讀到一位「在大學出任要職的著名學者」的文章，題為「學年之始談學以致用」，主旨是勉勵同學端正求學目標，要追求真才實學，不要只是追求學位。文章裡有很多名人的例子，都是沒有什麼高級學位，就幹出世界馳名事業的。他甚至講到李冰父子建造的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

這無疑都是對的，但我以為，這些都是特例，能夠做出這樣非常功業的人，都是非常出類拔萃的人，而且要有特的時空機遇。譬如Bill Gates，他只能在當年個人電腦還沒有面世的時機，才可以大展身手。陳寅恪沒有學位而成為教授的教授，安騰忠雄沒有學位而成為全世界推崇的建築大師，都是百年無一人。今天，恐怕不可以重演了。

還是因為門檻問題，而門檻還會越來越高，它把很多可能是很有才幹的人都拒緒門外了，不管你有多少真才實學。未必沒有人可以覷準機會突圍而出，但這樣的機遇，就別指望可以降臨自己頭上了，就如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六合彩」之上。

上文的作者「椅子」，相信是城市大學的校長郭位。文章後面註明，是作者據八月三日在東方論壇演講演而寫成的，一查找，當日的講者有兩位，一是陳冠中，二是城大校長郭位了。

親近古文

中國有句老話叫「書到用時方恨少」，這經常都有體會。而隨着年齡增長，又體會到「書到老時更恨少」，就是悔恨年輕時沒有多讀書，特別是中國的古書。

很早就發現，與執筆為文的前輩相比，最大的差距是國學根柢太淺。前輩的文字，常是一讀就有古雅溫潤的味道，就如一件古玉握在手裡把玩的感覺，這是字裡行間自然流露的，若有若無，難以捉摸，難以言傳，要學就更難了。這是學修深厚的不自覺散發，主要得力於自幼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所謂中國古典文學，是個泛稱，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章回小說，都在這個範圍。其中很多嚴格來說屬於白說文學，例如那些章回小說。水滸紅樓等等裡面的基本上是白話，看多了稍加調理，下筆就可以寫出很好的白話文。

年輕時讀書，雖然語文課裡有文言文，但不知道其中奧妙，興趣不高，對孔孟文章就更加抗拒了，意識上受着「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的思潮影響。記得會考那年，索性把所有孔孟的文章挑出不讀，因為知道這個範圍頂多出一條題目，不選它不成問題。結果成績仍然不錯。

到如今，就覺得很錯了，老盤算着不但要補回那些課，還要把必要一讀的中華文化精華經典都讀一讀。

日前在《北大訪談錄》一書中讀到對北大英語教授辜正坤的訪問，訪問的主題集中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上。他有一個主張，就是語文教學應主要教古文，「白話文的東西根本就不用學的，這就是口語，生下來就有人教的，不學就會了」。

他以魯迅、老舍為例說，兩人都是語言大師，「他們學過白話文嗎?他們學校裡根本就沒有白話文的課」。

他認為，古文都看懂了，哪能看不懂白話文?學生們覺得白話文的東西學了也是要扔掉的，不會認真學，於是很多智力就浪費了。

更大的禍害，是「再也產生不了學貫中西的學者了，中國人積累了五千年的東西居然就這樣沒了」。

隨着季羡林等大學者一個一個故去，有人悲嘆：大師的年代結束了。是怎樣結束的?就是在大家都學白話文當中結束的。

辜正坤對「五四」有正反兩面的評價，正面是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反面是隔斷了與古文的聯繫。這裡所指的又豈止是古文?應理解為中國的五千年文化。

幾天前，林燕妮在專欄中寫了篇「不用怕古文」，寫到自小學起便愛看三國等章回小說，上了中學便看古文，還曾與同學仿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在作文課互相為對方寫了篇祭文。

她勸勉讀者親近古文說，「比如愛上一個男人，你是先被他的氣質風度所吸引，不需要先數他的襯衫上有多少顆鈕釦，內褲是什麼顏色，先親近他一下吧。」

古文也有氣質風度麼?有的，只是年輕時很難懂得欣賞，青春的身體裡是不會有這方面的荷爾蒙去給你產生激動的。這樣的激素要像酒一樣，要經歲月釀造就出來。

日本真的「變天」了麼?

日本大選的結果，這幾天在香港報章中佔了頗大篇幅。自民黨下台，民主黨上台，日本據說要「變天」了，要擺脫戰後來一切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地位，重新自己站起來。這是否可能?

類似的局面，九十年代也出現過，當時自民黨在大選中失利，被逼要與社會黨聯合執政，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這次乾脆成為在野黨了，由民主黨主宰大局。

不過，不管民主黨是真心還是假意，要改變日本戰後以來躲在美國羽翼下的角色和形象，不是說說那麼簡單。

問題不能僅從戰後說起，而更應追溯到明治維新去。日本自那時起「脫亞入歐」，取得了很大成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直到近年以來唯一的一個非歐洲的現代化國家。這使很多日本人根本就不把自己看作是亞洲人，而是歐洲人──起碼是歐洲的一分子。普通日本人之崇歐成風是出名的。

這使日本非常獨特，使日本人很有優越感。但日本又是最孤獨的，因為西方並不會認為日本是他們的一員。在七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發達國家組織內，日本與其他成員格格不入。這不僅是因為面孔不一樣，而是它只會在美國的陰影下行事，沒有自己的獨立個性。

在亞洲，日本擺出高人一等的「歐化」臉孔，加上一直不肯就戰時向鄰國犯下的淊天罪行真誠道歉，即使可以在經濟上有所作為，仍然與亞洲各國貌合神離。

這正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戰後，美國為了自己在亞洲的戰略利益，扶植日本，通過美日安全條約用核子傘保護了日本統治集團戰敗後的利益，條件是日本要在外交上言聽計從。日本的最大利益是可以專心一意去發展經濟，迅速在經濟上重新崛起。它不願意、不能自主、也不必去為了睦鄰而與鄰近國家修好，只是作為美國牽制蘇、中的棋子而存在。

美國的部署收到了預期效果，打贏了冷戰，日本立下 「汗馬功勞」，可是馬上發覺自己並非勝利者，反而是失敗者，因為它的戰略價值一下子消失了。

一九八九年，日本曾經由石原慎太郎帶頭出版出了一系列《日本可以說不》的書。《日本可以說不》，加上《日本堅決說不》、《日本還要說不》、《日本經濟可以說不》等等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聲音，就是日本要不再聽美國的了。可是隨着冷戰結束，日本地位大變，更加上經濟走進長期衰退的寒冬，這聲音很快就沉寂了。

如今，是否可以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再說「不」?

剛讀了新加坡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的Can Asians Think (亞洲人可以思想嗎?)一書，裡面有一篇Japan Adrift (日本漂浮)的文章，所謂漂浮，就是在亞歐之間如浮萍般沒個着落。文章指出日本的窘境：它要重新落地生根，得擺脫美日安全條約的束縛，但可以建立起可能要有核武器的軍力嗎?在心態上，日本要重新立足在亞洲，可以消除「入歐」的優越思想?可以拋棄戰時遺留下的歷史包袱?

日本曾被譏為經濟的巨人，政治的跛子。這跛子的腳還是泥造的，要重新站起來，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