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與歷史之被遺忘

吳為山為南京大屠殺博物館創作的雕塑之一

近年有一個新名詞叫「話語權」，這其實不是全新的東西，只不過過去稱作「發言權」而已。細辨之下，兩者卻有不同。發言權多用於個人層次，例如在會議上發言的權力。話語權則多應用在媒體等上層建築的層次，關乎公眾、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國家/集團的利益。它反映了社會上某部分人的政治影響力。

說話是人人都擁有的能力，但話語作為權力則不是誰都擁有的。在現代社會，說話若不能通過適當的渠道、工具發表，不足以發揮話語權的影響力。法國哲學家福柯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發表過《話語的秩序》一文，指出：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就是說，話語不僅是思維符號，是交際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並能直接體現為「權力」。

這樣的權力往往同人們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行動有關。例如，對已發生事態的解釋權、對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訴權、對違法違規的舉報權、對欺騙壓迫的抗議權、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對虛假事件的揭露權、對罪惡事實的控訴權、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權等等，都屬於話語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方就話語權之爭奪有激烈的鬥爭，而西方佔盡上風。一度，國際間大多數報刊的國際新聞有九成來自西方四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的報道 71% 是關於美國的，9.6% 關於歐洲，關於非洲的不到 1.8%。這情況在網上世界中沒有多大改變。這擴大了西方的影響力，但也造成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無知。美國兩大政黨正在競選總統候選人，辯論中一論及外交問題例如中國問題，就淪為媒體的笑柄，但大部分美國人不會發覺有什麼問題，那些道貌岸然的候選人仍可以繼續胡說八道下去。

話語權不僅涉及當下問題，也涉及歷史問題。歷史是怎樣走過來的，由掌握最大話語權的人說了算。中國為紀念日本投降70周年舉行了大閱兵，在國際間引發了大大小小的風波。這也是對歷史話語權之爭的反映。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網站 (CNN) 日前刊登了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教授拉納·米特 (Rana Mitter) 一篇文章，題為 Forgotten ally? China's unsung role in World War II (被遺忘的盟友？中國在二戰中未獲讚頌的作用)。中國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極為沉痛的代價，亦作出了重大貢獻，但至今不獲得西方「讚頌」，就是有關的話語權由西方控制之故。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北京閱兵所紀念的歷史事實：中國是最早參加二戰的國家，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就成為美國和英國的盟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中日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開戰後，華北華東迅速淪陷，許多外國觀察人士斷定中國無法堅持下去，日本極可能勝利。然而，中國國民黨政府與它的內戰死對頭中共一道，拒絕向日本投降，並撤退至內陸地區繼續抵抗。這個決定改變了亞洲的命運。中國亦為其他非西方國家樹立了一個榜樣，證明它們能夠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與西方並肩作戰。

對於中國抗日戰爭之貢獻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Mitter 作了這樣的假設：假如中國一九三八年就投降，日本將在一代人或更長的時間裡控制中國。若不是中國牽制住了60萬甚至更多的日軍，日軍可能在戰爭初期就輕易轉戰蘇聯、東南亞甚至英屬印度。歐洲和亞洲的戰爭可能永遠不會像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那樣合為一體。

可是中國擁有的資源要比其他同盟國少得多，西方也以「歐洲優先」為戰略。這導致在中國對二戰所作貢獻的問題上，西方和中國的觀點出現了巨大分歧。

的確，中國軍隊當時缺乏戰鬥力，很多精銳部隊也一早在上海、徐州等地的重大戰役中犧牲了。中國被要求承擔一個主要同盟國的重擔，卻缺少美國、英國甚至蘇聯能夠徵用的財力或資源。Mitter 認為：「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祇靠自己無法贏得戰爭的勝利。但承認這一現實並不意味着否認中國對於戰爭勝利的貢獻。」「這段故事的大部分在冷戰期間被西方和中國遺忘了。」

必須承認，歷史絕大部分會被人遺忘，不獨在中國抗日這一戰，也不獨在西方，在東方在中國亦然。其中很多是在意識形態之爭下被「被遺忘」的，哪些「被遺忘」哪些不「被遺忘」，由操縱話語權的人說了算。

在微觀的層面，這不可避免。可是從宏觀的層面，即從較大的時間尺度、三五百年的時間尺度去看歷史，就可能避免由個別事件、個別人物的褒貶謬誤或被遺忘帶來的錯誤影響，而能較清晰地看到歷史的發展脈絡。這就是黃仁宇倡的「大歷史」觀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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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的文章：
http://edition.cnn.com/2015/08/31/opinions/china-wwii-forgotten-ally-rana-mitter/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