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對於現代人一點不陌生。你有幸沒有踫上，也會間接通過身邊的親友，與它打個照面，因而對它和對付它的治療方法有點認識，特別是西醫的。
西醫的治病方法有很強的針對性，目標很清晰。有哪種細菌引起感染，就有專門消滅這種細菌的抗生素；身體哪個部位病變了，有專門的藥物，甚至動手術，直取要害；哪個地方發現了癌腫，有化學、放射等手段瞄準攻擊癌細胞，近年又有了標靶藥物，總之是目標明確，哪怕要付出不菲的代價。西醫治癌，有一定成效，但常伴有較大副作用也是眾所周知的。早兩天才聽一位醫生說了這樣的話：「有作用才有副作用。」
這樣的治療路線不是憑空或偶然形成的，根源在於西方的分析性思維方式，其特點是抓住表象，不斷地分析下去，務求尋根究柢，直搗黃龍。以物質分析為例，就分析到基本粒子也不滿足，還要再往下分析下去。這股追究到底的勁頭，不可以只用人類特有的好奇心去解釋，而更是由於西方文化形成的分析性思維方法。東方文化中的中國人，就沒有這樣強烈的好奇心。
季羡林說：「這種分析的思維模式，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再用醫學來作比喻，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不可思議的年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一書的作者拉默在書中反覆闡釋一個觀點，就是當今世界面對的問題都是一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系統，它們的特點是你無法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去直接解決。他為此批評「美國人總是把主要的時間花在盯住焦點上」，而「如果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我們看不到圖景的75%的部分，不難想像，我們可能會做出一些自殺式的判斷」。
美國宣布幹掉了拉登、美國人為此興高采烈地慶祝，可能就屬於「自殺式的判斷」。幸好，他們也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招來「回力鏢」般的報復，下令要作全球戒備。
其實，自從美國發起反恐戰爭以來的十年中，以拉登為標靶的軍事行動的成效有多大，以及副作用有多強烈已有目共睹了。據今天的報紙報道，單在阿富汗，美國反恐軍事行動造成的平民傷亡，據不同人權組織估計，由一萬四千到三萬四千人，比「九一一」事件的死亡人數多幾倍到十倍。加上美國也以反恐而大舉入侵伊拉克、殺死薩達姆，造成的平民傷亡更嚴重。美軍單在阿富汗就死了一千五百多人，約及「九一一」死亡人數一半。至於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軍費，儘管只屬於美國的錢，但又是造成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嘯的原因之一，我們也間接受害。
誰都知道，打死了拉登並不可以為反恐戰爭畫上句號，而很可能是另一波恐怖襲擊的開始。這就像癌症早已擴散，你把腫瘤割掉了完全無補於事，很可能反而使病情惡化，甚至加快病人死亡。
這樣的道理很簡單，但你要美國人或西方人接受，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思維定勢早已根深柢固，而且在當前一霸獨大的國際環境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集團以為可以為所欲為，愛打誰就打誰，要它自我約束沒有可能。你看他們打利比亞，哪有公理可言?用導彈攻擊利比亞特定目標要取卡達菲的命，與用波音七三七撞向世貿大樓，有什麼本質分別?你只有寄望於一霸獨大的局面早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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