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了都去打哥爾夫就壞了

美國的 Sunday River 哥爾夫球場，如詩如畫

有朋友自彼邦回來，上周末想約一位老友見面，找不到，只能電話留言。老友看來是北上了。他有在周末到珠三角打哥爾夫的習慣。我有幾個愛打哥爾夫球的朋友，一到周末就打球去，有去西貢，有北上深圳、東莞、廣州等地；有時也隨着球會到較遠的地方去打比賽。我沒有這嗜好，自然也不懂其中樂趣，其至認為這種看來只有一個動作的運動做得太多了，對身體沒好處。後來了解到建設和保養哥爾夫球場對環境的重大破壞，對打哥爾夫更加沒有好感了。

不管怎樣，好此道的人似乎越來越多。我沒有看過統計數字，但很相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項重大「成就」，是哥爾夫球場的數量從零進佔到世界前列，很可能在世界排第一位。這一方面是要滿足外來需求──外商、遊客等等，更主要是本地有錢有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覺得，除了要有大屋、靚車以顯示地位之外，要有「高級」生活嗜好，打哥爾夫於是被視為最「高雅」的體育運動，有「貴族」氣派。

哥爾夫因而養活了不少人，在一個哥爾夫球場，為打球的人提供服務的人可真不少，數量肯定比打球的人多幾倍。我認識一個人，他從深圳到美國，用假結婚留下來，後來到了一個哥爾夫球場當球童，然後拿了一個有關的證書。早些年，他在那邊的日子並不好過，回流到深圳去了，剛好遇上一個個哥爾夫球場建起來，他就挾着證書成為「美國有牌哥爾夫球教練」，跟他上課的先富起來新生「貴族」男女排成了隊。他已樂不思「蜀」，美國的綠咭對他不再那麼吃香了。

儘管香港也建起了供公眾使用的哥爾夫球場，但打哥爾夫球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只限於有錢人的玩意，或者是商界最層人員的聯誼活動。最近就有個新聞，說是投資銀行高盛的三名女僱員員在美國入稟控告這家公司「有系統」地歧視女性，因為公司高層利用打哥爾夫談業務，卻是從來都把女僱員排拒在外。

據西方的說法，哥爾夫十五世紀發源於蘇格蘭。開始時，這種娛樂不分貴賤，皇室人員玩，農伕也玩。農閑時，農伕就在田野裡打球，一根球棒輪流使用，同時飲酒作樂。打哥爾夫那時不算什麼「高雅」玩意。後來，有錢人成立哥爾夫球會，有錢才能去玩，又訂出規則，入會門檻很高，連衣著服飾也吹毛求疵，高爾夫就成為有錢人才玩得起的玩意了。球會都在郊外，好讓有錢人有個躲開「俗世」，自己玩樂、交誼的地方。

促成高爾夫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據說是讓分制，這使不同水平的人可以一起比賽，交朋友。比賽這時已成為次要了。不過在美國，哥爾夫球技好的，據說商場上也掙較多錢；打哥爾夫的，又比不打的掙較多錢。

我做不了「有錢佬」，不知道與不打哥爾夫有沒有關係。不管怎樣，我希望中國少建點哥爾夫球場，這與「仇富」無關，而是中國的耕地太珍貴之故。中國多些人先富起來是好事，富了又要培養點高貴氣質也是好事，但富了都去打哥爾夫那就太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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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9.html

外國人了解中國，尚待百年後

封面的標題是「中國如何看世界」，但也不妨
看作是「世界如何看中國」

 昨天剛寫到，不管中國處事怎麼謹慎，外面人看來仍會有不同觀感。你強調「和平崛起」，他們眼中就只有「崛起」，不管你怎麼強調「和平」。這種認識上反差，看來短期內解決不了。正好，後來就讀到李澤厚的看法， 他認為，外國人「真正要了解中國至少是50年、100年以後的事情」。

這是在英國《金融時報》網上中文版訪問李澤厚的報道中看到的，已經是大半年前的報道了，但一點不覺得過時。李澤厚九十年代初「去國」，到了美國教書，教的只是 college，不求名利而只求清靜。如今退休多年了，卻又嫌日子太清靜了，於是每年回來一趟，雖不張揚，但仍然受到知識階層注意。《金融時報》的文章其實不算訪問報道，因為李澤厚拒絕接受訪問；報道是該報的總編輯張力奮與李澤厚「閑散對談」之後整理的紀綠，長七千餘字。

李澤厚就有人說他在美國宣傳儒學，在否認之餘指出，外國人要待50年、100年之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言下之意似乎是：現在去宣傳儒學是「對牛彈琴」。這出自一位在外國多年的中國學者之口，大概比較可信。

他認為，外國人了解中國，就如同看電影《孫悟空大鬧天宮》，圖個熱鬧。這是他一九九三年在德國講過的觀點，他認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跟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不成比例。「我們找一個中國知識份子，不管是基層幹部或者是其他什麽背景，讓他從古到今舉出20個外國人的名字， 都能說得出。我想在德國，除了搞漢學的教授，有多少人能舉出20個中國人的名字？」

李澤厚認為，這是因為西方人在利益上不需要了解中國，「就好像我們不需要瞭解肯尼亞、厄瓜多爾一樣。」因爲中國的存在與他們沒關係。而中國百多年來卻一直非常努力地了解西方，甚至曾經不惜連方塊字也毀掉去學習西方。

「世界如何看中國」例二

西方不是歷來都覺得不需要了解中國的。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二三百年間，中國是歐洲上層最希望了解的國家。那時的中國是個傳聞中的神秘地方，源源而來的新奇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還有傳教士的遊記和翻譯的書籍，使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嚮往不已，這包括像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伏爾泰這樣的大人物。伏爾泰差不多把以儒家思想治國的中國視為理想國，還把《趙氏孤兒》改寫成《中國孤兒》。

不過，這些嚮往隨着更多歐洲人到過中國，幻滅了，中國反被視為缺少文明的賤民之地，誰都可以宰割，自然更無必要了解了。這樣的心態，幾百年來沒有多大改變，至今殘留在大部分西方人的腦海中。關鍵是如李澤厚所說的，中國的存在與他們沒關係，沒有必要了解中國。

這也就是說，要了解中國，要待中國與他們「有關係」之後。這樣的「關係」，現在才有了，就是中國的崛起使世界不能否認它的存在了，就像不能否認互聯網的存在一樣。

李澤厚對中國經濟是樂觀的，現在「中國製造」越來越多，中國的存在對世界開始有影響，這次金融危機中也特別看得明顯。因此西方慢慢開始感覺需要了解中國了。但要到一般外國老百姓的層面，還早的很，他們頂多了解些經濟情況，文化上還早的很。

他因而說：「我的書，你翻譯不翻譯（成外國文字）沒關係，或者說，我的書是爲未來（的外國人）寫的，未來會有外國人讀。現在不會，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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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中文版之文章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572?page=1

中國怎麼謹慎也不行

釣魚島

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糾紛的新一輪紛爭，終於告一段落。不過誰都可以預期，這不過是暫時的緩和，摩擦不會就此平息。這是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之後，國際關係要取得新平衡、新適應之下不可避免的陣痛。
昨天提到過，中國人主觀上 認為中國崛起會不會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可是中國的崛起客觀上大大影響到原來的國際秩序，不管你說這是不是「威脅」。「威脅」有負面的意義，使人有不懷好意的感覺。對於一些既得利益者來說，中國崛起讓他們感到不快，以至感到原來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脅是自然，中國說沒有「威脅」也沒有用。

日本就老是覺得受到「威脅」。這也是好理解的，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缺乏安全感的島民心態揮之不去。過去，他們要模仿歐洲大國，用對外擴張去平衡不安全感。失敗之後，又投靠在美國的保護傘下。這樣相安無事了幾十年，而且得以心不旁騖地去發展經濟，日子過得很好。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一是美國不像以前的可靠，世界地位江河日下；二是中國以至整個亞洲在崛起，強鄰當前。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適應新形勢。最大的問題，是要繼續脫亞入歐下去，還是重新脫歐返亞，把自己視作亞洲的一員?

美國也有個適應問題，要重新審視自己在亞洲的地位。奧巴馬靠「改變 」作口號上台，的確帶來了點新氣象，小布殊到處不受歡迎的單邊主義行徑有所收斂，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策略不得不扭轉了。可是有一點不肯放手，就是在可能成為新的世界經濟重心的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主宰地位。這就是為什麼要連番在中國周邊搞起軍事演習來了，目的是要連嚇帶哄，拉攏處於中美之間的中小型國家。

對於中國崛起引起的震盪，中國早有估計。鄧小平提出要「韜光養晦」，減少鋒芒，就有這個考慮。可是中國崛起的速度，比任何人的估計都快，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全球金融海嘯一役接一役的衝擊，不但沒有阻擋住中國在全球比重上的冒升，反而起了加力作用。這是誰都想不到的。

為了減輕震盪對一些人造成的不安，中國二零零四年嘗試提出「和平崛起」理論，以回應「中國威脅論」，試圖安撫西方。這看來並不成功，不管是不是「和平」，單是「崛起」就引起爭議。有人說，「崛」從形到義都顯示着造山運動，「三座山」衝破一「尸」的阻撓而拔起，意味着地震，「和平崛起」也就是「和平地震」，而「地震」怎麼說也不會是平安無事的。

再者，怎麼翻譯才準確？Peaceful rising 準確嗎?還是要譯作 Peaceful emergence ，或peaceful surge？

這些爭議反映了中國的謹慎和西方的敏感。如今，很少聽到「和平崛起」了，官方改用「和平發展」。

中國崛起的衝擊，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多。自從西方文化自十五、十六世紀興起，雄霸全球以來，世人習慣了依西方文化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來衡量得失、對錯，而中國的崛起顛覆這個價值體系。中國怎麼小心謹慎，也難免受到質疑。就如這次釣魚島事件，英國《經濟學家》就指中國並非「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非對稱」大國

一位美國學者把中國稱為「非對稱」的超級大國。歷來，據西方的眼光，稱雄世界的大國都是 「對稱」的，即經濟、政治、軍事地位對稱。中央電視台的歷史紀錄電視片《大國崛起》中提過的西方大國，都是這樣；連在東方的日本要脫亞入歐，學習西方大國，也要擴張軍事、對外侵略、佔領他國為殖民地，大舉發動侵略戰爭。

如今，中國無可爭疑地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國了，世人習慣了以西方模式為標準看世界，很自然地認為中國也會走以前大國的老路，不少論者甚至把現在的中國同近一個世紀前崛起的魏瑪德國相提並論，煽動「中國威脅論」。

可是也有人指出，不可以用舊眼光來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強大，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是其中之一。雷默是高盛的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又是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執行董事。他深入中國觀察研究後，幾年前寫作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報告《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試圖用清楚明了的語言描述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情況，並且為如何思考中國這樣一個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變化的國家提供一個框架。」

這個報告第一是要駁斥西方思考中國問題的模式，就是要與中國「接觸」還是「孤立」中國；第二是要駁斥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是中國崛起會不會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

他認為這都是可笑的，崛起的中國已客觀存在，你孤立不了，就如你孤立不了互聯網；而中國的崛起大大影響到原來的國際秩序，不管你說這是不是「威脅」。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根據自已的文化來設定自己的路向，走的是一條絕不同於以前稱雄世界大國的道路。以前的大國都靠軍力來稱雄，地位是打出來的。中共在國內靠「槍桿子裡出政權」，但走向世界，卻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德服人，強調要睦鄰。從內到外，都強調和平、穩定、和諧，不但「和諧中國」，還「和諧世界」。

這使人很不習慣，外國人不習慣，連中國人自己也不習慣。

對北京領導人這種「情結」，《北京共識》提到兩個根據。第一，中國二百年來，每五年就有一次社會大動蕩；一批中國經濟學家廣泛調研後為此進言:穩定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穩定也有社會基礎，根據調查，在中國人的社會價值觀中，穩定排第二位，在其他國家排23位。第二，二零零四年秋，「某機構」受中國共產黨委托研究五百年來大國的興衰，得到的結論是：確保繁榮的最佳途徑是和平的國際環境。

靠什麼來維持這樣的穩定?顯然，中國領導人有足夠智慧去否定走其他已沒落或正逐步沒落大國的軍事力量老路。據美國保羅．肯尼迪教授的理論，過往所有大國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沒落，都是因為不可控制地擴展軍力，以致超越所能負荷而崩潰之故。最新的例子是蘇聯，美國也在這樣滑落而無法自拔。

中國並非唯一的「非對稱」大國，另一個是日本，但它的「非對稱」是非自願的，它更希望走「對稱」之路。

茫茫網海裡的偶遇

早幾天，郵箱裡忽然收到有網友在這個博客的留言，是針對大半年前一篇文字寫下的。留言很精簡：「曾就讀，今天有幸係網海再遇老師。」有點茫然，抓不住意思，連忙翻看當日寫下了什麼。

當日的文章題為《沒有「瓦解」，何來香港?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9/12/blog-ost.html)，是針對當時反對興建高鐵者一種指責香港的基建「瓦解」了香港的言論而寫的。由此回憶了荃灣的「瓦解」：經常水浸的海壩村如今變成了公園，被漂染廠廢水污染的山溪不再發黑發臭，而我以前教過書的蔭園學校一帶的田野村舍消失了，荃灣已成為住上幾十萬人的城鎮。

留言的 Hana (?)是不是說，以前曾在蔭園學校就讀過，曾與我結過緣?

我只在那裡教過一年書，老實說，除了還記得那位皮膚黝黑得像老農的校長的模樣外，已搜尋不出對其他同事、學生的任何記憶了。我對那段日子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學校周圍的環境，特別是由青山道路邊一段階梯後一直通往學校的小路。小路主要是水泥鋪成，部分是泥路；兩旁有村舍，更多是田疇。我每天從港島那邊一大早坐船坐車到了荃灣，走到田野小路上，睡眠不足的眼睛似乎忽然有了精神。寫到這裡，不期然在心裡響起了差不多同一個年代流行起來的台灣校園歌曲──《走在鄉間的小路上》。

蔭園周圍好像沒有多少房舍，更多的是綠野田疇，那用鐵絲網圍起來的藍球場，是在田裡平整出來的，周圍都是田。校舍裡好像只有一間石屎屋，是單層的小洋房。其餘校舍都是磚木加鋅鐵搭建的。校長坐鎮的地方，是個無牆辦公室，在一處簷蓬下，我去見工、遭解約都在那裡。我不知道自已是為什麼遭解約的，也懶得問。那時，我是顆不斷滾動的石頭 (rolling stone)，不知道自己要滾到哪裡去。「石頭」在蔭園只獃了一年，自然不能積下什麼苔蘚，記不清楚任何學生的模樣、姓名。

Hana 未必與我同時在蔭園留下足印，但都能在那所簡陋的鄉村學校度過生命的一段時光，亦屬緣分。能夠再在茫茫網海中遇上，那更屬緣分了。互聯網就是有這樣的神奇威力，怪不得這麼多人對這個無所不包的大網入了迷。這是個很有張力的網，就是說網上有各種的力在互相抗衡着、牽扯着，把網撐成虛擬空間，你沒有把持能力，隨時被當中的暗湧不知沖到哪裡去。

這使人想起徐志摩一首被評為「很有張力」的著名小詩《偶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茫茫人海中的兩個點，總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絕不會完全一致。能夠相遇了，不管是什麼形式的相遇，都是一種緣分。這時，能遙遙地互相放出一點光亮，說聲Hi，道個好，就很滿足了。

Hi, Hana! 你好！

父母付出與子女回報，孰大?

暑假剛過去，大中小學陸續開學。接連有親友在送子女到外國升學去，有去美國的，有去英國的，一些已成行，一些還在收拾行裝。做子女的，要面對人生一個重大轉變，當然緊張、興奮；而最受折磨的，是他們的父母。

一位朋友，早在半年前就為女兒要到美國讀書操心了，一再「事先張揚」。他顯然不是要炫耀什麼，而的確是為獨生女兒要只身遠赴重洋而忐忑，因而一再向友儕流露不安，並討教經驗。朋友經常帶女兒出席一個國際演講會的活動，讓女兒練習面對眾人說話。我看到，這個在名校就讀的漂亮女孩子用兩文三語主持活動，表現得很有自信，雖然是父親的嬌嬌女，但沒有因此失去獨立處事能力。她可以在香港升學，卻堅持要到外國讀書，看來有着擺脫父母百般照顧之意。父親雖然同意，卻是擔心死了，要親自送女兒過去，還安排好假期，打算「陪讀」幾個月。

另一位朋友最近也送別了升學的兒子。他本來說，兒子若在香港升不了學，去打工好了。只是過了不久就聽他說，還是咬緊牙關，讓兒子去了英國升學。事情變化很快，朋友不幾天之內就感受到了「空巢」之痛，很不習慣。

還有一位年輕朋友馬上也要到英國去了，去的是英國比較偏遠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要到一個「山旮旯」的地方，好修心養性唸書。難得他忽然「轉性」，家裡作了很大犧牲，把還在供款的樓宇變相加大按揭，等於向銀行借錢讓兒子讀書去，好堵住說「我現在要讀書了你又不讓我讀」的嘴巴。

中國人的孩子與洋人的孩子相比，自立性較差。這不能只怪這些孩子，因為這是整個中華文化氛圍造成的，父母也要負很大責任。例如子女讀大學，很多洋人不認為做父母的要負責任，孩子也這樣看，於是自己去掙錢。中國人的父母和子女卻都認為這是父母的責任，父母願意為此作出百般犧牲。

其中一種近年常見的犧牲，是犧牲自己下半生的事業前途、社會地位，為了子女可以順利讀大學，移民他鄉，在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的國家做個二等居民、打一等居民不願打的工。這是以自己在社會的向下流動，來換取子女的取上流動。

這樣的犧牲無疑彰顯了中國為人父母者的無私和偉大，但我總為這樣的父母擔心，擔心他們無法得到應得的、相應的回報。

或者可以這麼說，整體而言，父母對子女的付出，是必定大於子女的回報的。社會的進步就是不斷的父母付出大於子女回報的反積累構成。看看身邊不同年齡層的父母們為女子的付出，再看看不同年齡的子女給予父母的回報，對比很強烈。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身上看出對比來。只是，你不經過一定的閱歷，不是到了一定的年紀，會對這些視而不見，那怕有人點明了，你也視而不見。

視而不見，可說是人的常態。

中秋月朦朧，火龍大坑舞

本來以為，昨晚是個看不到月光的中秋；想不到，月亮還是羞人答答地出來了，看不分明，如籠輕紗，但仍然見到滿圓的輪廓。昨天日間有雨，下班時還有些兒小雨點。到吃過晚飯，不但雨歇了，到陽台看看，居然連地也乾了。我頗覺失望。

為的是，一連兩天下班經過維園，都在一瞥間見到，滿地水光似鏡，反映着幾個足球場上的大型花燈，倒影如幻如真，很美。照天氣預報，昨天仍有雨，維園的遊人應該不多，於是想好晚飯後拍照去。

昨晚卻是個遊園的好天氣，微涼雨後，薄薄秋意，周圍在幾天的雨水沖擦後特別乾淨。遊人於是就很多了，大人小孩、唐人鬼佬都擎着燈籠，很有節日氣氛。在眾多華人節日中，氣氛最濃烈的當然要數春節，但總嫌過分繁鬧喧囂，有時還很累人，有屋裡的忙，有屋外的忙。倒是中秋宜人，氣氛興許比春節更好，特別是傍晚到公園走走，看着一家老少在溶溶月色、 灼灼燭光下各適其適，總受到感染。中秋也不累人，頂多給長輩送送月餅而己。不過，那天下班經過一家專攻冰皮月餅的餅店，見到三四十人排隊，提醒我有些人還是為了這節慶頂忙碌的。

真正為中秋勞累的，可能是大坑的居民了。昨晚在維園逛了一下，不打算多拍照，便漫步到不遠的大坑去，看還能不能看到舞火龍。幾年前，大坑的火龍舞到維園來時，看過一次。火龍在土生土長的大坑是怎麼舞的，卻沒有見過。大約九時半左右，一路走去，見到有遊人已拿着應是從龍身上拔下的線香──據說能帶來吉祥──從大坑走出來了。節目完了嗎?無所謂，隨緣吧，看與火龍有沒有打個照面的緣分。

大坑這地方很特別，它距離港最繁華的銅鑼灣只有呎尺之遙，但卻是另一個世界。裡面不多的幾條縱橫交錯的街道裡，有成片幾層高的唐樓、洋樓。街道雖然狹窄，但毫無逼仄感覺，抬頭就見到天空，你還可以大搖大擺的走在馬路上。昨晚更特別，整個大坑都封路了，居民一堆一堆圍坐在馬路上，原來在燒烤，小孩拿着燈籠在奔跑。你幾疑時光倒流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小孩就可以這麼快活。只是，那時沒有BBQ、大酒大肉的豪奢。

走近大坑主要的馬路浣紗街(這算不算香港最美麗的街名?)，遠遠就見到人頭攢動，舞火龍熱鬧的高潮還未過去呢！

大坑本來是一條在山谷裡的客家村落，四周是稻田，因為曾發生瘟疫，居民以稻草紥成龍形，插香繞村遊行。瘟疫驅除了，舞火龍的做法卻留傳下來，成為大坑130年來的習俗。大坑城市化了，居民仍然每年在中秋期間舞火龍。在香港這樣一個洋化的國際都會，這非常難得。

你可能不知道，據一種考據，「香港」這名稱起源在這裡呢。大坑海邊的天后廟，過去叫紅香爐天后廟，因為這是供俸一個海水沖來的紅香爐而建起來的。紅香爐山後來成為島上多條村落的統稱。這名稱至小在乾嘉年間就有了，現存的古地圖上也可以找到。據說，紅香爐山後來便簡化，便成為「香港」。

大坑舞火龍正申報成為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聞說結果即將公布。

中秋玩月，今不如古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今天是中秋節，朋友連日傳來了選用中國古典詩詞中詠月名句名篇製作的幻燈片，有從加拿大傳來的，有從本港傳來的。這不是香港人的製作，該早已在網上不知接力傳送過多少遍了。這樣的製作頗有心思，可是中國人把懷人之情寄託於天上明月的傳統，千年不變。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傳統仍在，然而今人對於月的感覺，相信已必不同於古人了。最大的不同，相信是月亮給人帶來的神思幻想不同了之故。

我們都知道外國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古人見到的月亮，一定比現在明亮而又神秘。

那時，只要天上不像今天的香港一樣彤雲密布，月亮一定如白玉盤般皎潔。 那時的夜空也沒有多少廢氣污染和光污染，月亮是天地間最光輝映人的所在，是所有人目光的焦點。

更加重要的是，月亮充滿了神秘感，它潔淨而又朦朧，不斷圓而又缺，升沉或遲或早卻又有序，惹來不盡的幻想寄意，是不同地方各種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題材。

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產生了種關於月亮的美麗傳說和創作。「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樣的詩句、意境，大概只能出於千百年前古人之手。今人多了科學、少了文學，多了現實、少了浪漫，就難有同樣的詩心與感懷了。

如今的天空已污煙瘴氣，城裡人又困於石屎森林之中，難得有機會抬起頭來向着青天做人，見到月亮的日子也少了。說不定，很多人只有到了中秋節，才會想到或看到月亮。倘若這一天也見不到月亮，那大概是會很失落的。

我到了夜晚，常到陽台走走，看看空氣的透明度怎麼了，維港的夜色是不是璀璨，能不能看到汲水門大橋、愉景灣的燈火。通常，我都會看看月亮出來了沒有，月輪又是什麼樣子、在天空哪個位置，再從中推算這是舊曆的哪一天。若遇上「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的日子，只消在其中佇立片刻，就煩惱全消了。

這是蘇軾夜宿彭城燕子樓，夢見美人盼盼後留下的《永遇樂》詞。古人詠月最多的，大概數唐的李白和宋的蘇軾了。蘇軾寫月寄情之深邃，似又在李白之上。最為人樂道的，自然是對月而懷念弟弟子由所寫的《水調歌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一句說是千古絕唱，毫不過譽。南宋時，詩評家胡仔即評道：「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證之此後近千年，所說的不僅是空前，也言絕後。

蘇軾吟風詠月，不限於詩詞，前後《赤壁賦》亦是佳作，《後赤壁賦》中「客亦知夫水與月乎」一段最是精華所在。在香港今年無緣見到中秋明月之際，而夜色已涼，何妨重溫蘇子以下之句：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物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全球化下「罷買XX貨」

如今，「全球化」已掛在每一個人的嘴邊，真的街知巷聞了。這不僅是這個名詞的流行程度問題，而是它已來到了每一個人的身邊。我們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全球化，在號稱國際都會的香港尤其是這樣。

全球化並不是突然發生、出現的，而是一個很悠久的進程。可以說，人類的發展史就是全球化的發展史。據一種理論，人類是從非洲走向世界的，直走到地的盡頭，走到海裡每一個可以漂流到的島嶼。太平洋中小島仍以原始生活方式生活的島民，也是不知多少萬年前從非洲走出去的。從人的散播角度去看，全球化早就實現了，遠在後來發現地球是圓的之前。

目前的全球化，是文化、經濟、信息的全球化，這不過是近年才發生的事。 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一下子把過去地域、國家之間的很多限制泯滅了，地球仿佛一下子變平。之前，沒有人說全球化，儘管它一直在發生着。現在，全球化好像一下子降臨了，很多事情不再一樣，很多概念也要改變，人真要適應一下。

譬如昨晚看英超聯的「雙紅大戰」，曼聯對利物浦，兩家都是英格蘭的傳統球會，可是現時實際上，曼聯的大老板是美國人，從資本上來說應是美國球會了。球員，本土的買少見少，大部分是從外國「買」回來了，很多是黑人。昨晚連中三元而光芒四射的曼聯球員貝碧托夫則是來自保加利亞。利物浦財政狀況不佳，說不定到哪個時候，也會淪為外資球會，像英格蘭其他球會一樣被俄羅斯、中東、泰國以至香港人收購。

如今，你已經很難知道哪一家企業、哪一個產品是哪一個國家的。不說別國，就說中國自己吧。你去到哪裡都可以見到 Made in China 的東西，這可以為你添一點自豪感，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成分是中國的。有些很明顯就是外國牌子，自然就是外商在中國加工生產的，中國只是賺了加工費，其他的設計、營銷、品牌都不屬中國，原材料屬中國的也不多。較為複雜、高科技含量較多的產品，更加是這樣，中國負責的，多是最後最耗人力的裝配工序。

中國生產了世界上2/3影印機，1/2 DVD播映機、數碼相機，1/3 桌上電腦，1/4手機……這起碼是兩年前的數字了。可是我們都知道，這些產品的成本中，製造業成本只佔很小部分，大約是15%，即是每賣出七美元，中國只賺一美元，其餘的被外國的跨國公司、元件供應商賺去，涉及的不知有多少個國家。如果是汽車、飛機這樣的大型產品，涉及幾十個國家並不出奇。

於是，某個地方若忽然反華起來，要抵制中國貨，凡是 Made in China 的都拒絕，受害最大的是誰真難說得清楚。

幾十年前，叫喊「罷買XX貨」時，既解氣，也真有實效。現在，很可能只能解解氣了。發達國家完全是自己生產的製成品還有多少?

值得注意的「中國循環」

曾幾何時，China Cycle 只會讓人想到這景象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 The China Cycle (中國循環)的文章，分析了中國在世界貿易、投資中的新趨勢，作者稱之為「中國循環」。

文章是以中國與巴西的經濟關係新發展為切入點，去闡釋這個「循環」的。引起話題的，是中國對巴西號稱世界最大的鐵礦的投資，文章然後指出，中國去年已超越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今年可能進一步成為巴西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者。

這發展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如果有個地球儀，會發現中國與巴西差不多處於地球的兩端，彼此是對方最遙遠的國度。近年來，中國與巴西作為新興起的「金磚四國」的成員，雖然常常傳出加強交往的新聞，但我沒有想到兩國關係已密切到這個程度。

文章認為，這揭示了一個悶悶燃燒而極其重要的趨勢：中國作為已超越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成為亞洲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一個經濟循環的支柱。這個循環引起重視在於，可以繞過歐洲與美國，自給自足。

大家都知道，以日本加上亞洲四小龍率先推動的亞洲經濟，是所謂外向型經濟，非常依靠歐美市場。歐美市場傷風，亞洲就感冒；要待歐美市場復蘇，亞洲才能慢慢走出困境。

可是，在仍未過去的金融海嘯中，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就是當歐美都還在奄奄一息的時候，東亞各個經濟體系先後復蘇起來了。原因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受到中國市場的帶動。這個地區各個經濟體系之間，已形成了不受歐美影響的興旺的地區貿易，逐漸自給自足。隨着中國不斷刺激內需市場，亞洲內部貿易會不斷擴大。

從各國的貿易數字可以發現，過去十年中，各國對歐美的出口都在減少，而對中國的出口則在增加。同時在增加的，是中國的對外投資。中國自二零零一年起提出「走出去」之後，中國的企業紛紛到外面找尋投資機會。首先得益的是東南亞，接着是中東、非洲，如今南美洲也感受到了。

可以看得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變化，而是中國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思維戰略的結果。當全球化引起世界關注之初，人們都認為它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如今，特別是在金融海嘯之後，這得重新思考了。

《金融時報》文章引述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自由市場之終結)一書的作者 Ian Bremmer 的話說，出現這個由中國帶領的與西方市場脫鉤進程，不令人覺得意外，這是減少在經濟上、某程度也在政治上依賴美國的戰略。

他說：「這是個非常有意識的政策，置於整個中國領導層議事日程的首位。他們在尋找一個對沖戰略，因為他們心裡對發達世界的長遠經濟前景沒有底。」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幾天熱議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有什麼啟發?中國必然會不斷增加海外投資，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讓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在原材料供應上得到保證。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對此非常有利。人民幣會繼續升值，只是不會跟隨美國的指揮棒跳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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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Cycle
http://www.ft.com/cms/s/0/57f55ab0-be99-11df-a755-00144feab49a.html?ftcamp=rss

五仁火腿月的滋味

維園的花燈快準備就緒

廣式月餅很有名，雖然有人認為不健康，但看來銷路很好，現在連北方以至世界各個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廣式月餅的蹤影了。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雙黃蓮蓉月，你看賣月餅的廣告，都拿雙黃蓮蓉月來吸引人，從來不見到有拿五仁火腿月來招徠的。可是對我來說，五仁火腿月才最值得好好品嘗。

人的年紀大了，會有一個現象，就是對兒時一些食品特別懷念。假如是久已乎沒有吃到的，一旦有機會再品嘗，卻常會覺得今不如昔。我有過多次這樣的經驗，例如吃佛山的盲公餅。可是我不敢肯定自己的感覺是對的，因為理性告訴我，這樣的記憶會被扭曲了。兒時物質匱乏，缺衣少吃，難得吃到的一些好東西，會驚為神品，印象深刻。經過歲月發酵，多了感情作用，那時殘留的味覺，一定已變味了，作不了準。

可是，對五仁火腿月的感覺相反，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勝昔多了。在我印象中，過去的五仁火腿月一點不好吃，記得的是乾硬、粗糙，味道、口感都欠佳，與現時的產品差得遠了。

好幾年了，奇華餅家的朋友每到這個時候都會送我他們製造的月餅。吃過他們的五仁火腿月後，我每年都注意送來的有沒有這款月餅。當然，我都沒有失望，更沒有失望的是月餅的食味。今年也一樣，而且還有新驚喜。

他們的五仁火腿月，有五仁的嚼口，而又有酥軟感，口感非常好。五仁火腿月的味道調校很重要，因為鹹中有甜，甜中帶鹹，鹹與甜都不可太過，才能有甘香感。火腿分量要足夠而適中，不必多，只求每口都有火腿的濃香。這些，他們都做得很好。

他們今年的五仁火腿月餅加了點新意思，竟然帶點微辣，像蘸了點XO醬來吃，特別有滋味。

不知為什麼，就我所接觸，年紀較大的朋友多喜歡吃五仁火腿月，年輕的就沒幾個喜歡。是不是因為懷舊?就我而言，完全不是，如上所述，以前的五仁火腿月不如現在的好吃，不在可懷念之列。我父親也喜歡吃這種月餅，儘管牙齒不大好，仍然喜歡慢慢咀嚼地吃。

大概由於五仁火腿月餅的用料繁多(有杏仁、欖仁、瓜子仁、芝麻、核桃仁，可能還有椰絲、腰果，此外要有冰肉〔用酒和糖炮製的肥豬肉〕、糖冬瓜)之故，不同餅家製作的味道常有差別，有時還差別很大。

不久前，有朋友從中山帶來一家五星級酒店生產的五仁火腿月餅，是得獎產品。很不錯，但仍不如奇華的。

也曾有朋支從東莞速遞過月餅送來，一看嚇了一跳──直徑八九英寸，但比一般月餅薄。饀料也是五仁火腿，味道卻很特別，較甜而帶點南乳(紅腐乳)味。味道有點兒怪，但很好吃，口感尤佳。因為太大了，得把一半送了別人。後來才知道，這是當地一家五星級酒店專門製造的，不作外銷。

今天早上，月餅作早餐了──當然是五仁火腿月。

大學教授就中文水平的訴苦

在湯老師的追悼會上，恰與一位當大學教授的朋友坐在一起，一攀談，朋友就大吐起苦水來了，是關於大學內中文水平之不濟的慨嘆。

朋友任事的大學以「中文」作標榜，朋友工作的學系又關乎中國文化，因而對中文的水平比較敏感。就他所接觸，學生的中文讓人難受，交來的論文，文字讀得辛苦。

如果一家有「中文」之名的大學裡研習中國文化學系的大學生，尚且只能寫出如此這般的中文來，其他學系大學生的中文水平怎麼樣就可想而知了。

這又可能是上梁不正所致。朋友說，不但學生是這樣，「上頭」也一樣，就是校長室秘書處發出的中文文件，也常常文字不通。他不明白怎麼代表着學校體面的文件，也可以這麼丟人現眼。

我沒有打聽具體的例子，但完全可以想象是什麼樣的文字。

我們都同意，這是源頭出了問題。大學生的中文水平不關乎大學教育，而關乎中學以至小學教育。一個大學生從小學、中學、預科讀起，少說已讀了13年中文，仍然被認為「不夠班」， 已經接近積重難返了。難道要在大學「惡補」嗎?那應該不在大學的教學範圍了，除非你自覺地這樣做。

據我的經驗，一個人的中文水平，大致在中學就定型了，這屬於基礎教育範圍，大學教育搞專科教育，不會對學生的文字水平有多大補益，除非你專修中文寫作。我以前在報社工作，接觸過不少不同學歷的同事，知道高學歷者的中文沒有什麼優勢，反倒是中文較好的同事往往只有中學學歷水平。在較年輕一輩中，我認為文章寫得最好的一位，只有中學程度，好像還沒有考過會考。

不是說中學畢業後，中文水平就沒法提高了。絕對不是，可是這得有條件。一是能夠多寫，香港的記者一天要寫很多字，是鍜練的好機會。但只是多寫不就可以寫得好，還要有個好老師、編輯給你改正文字，而你又重視這樣的指正，從中學習，這是第二。第三是多看，抱着學習的心態去看，而且取法乎上，看精品、佳作，與自己的寫作結合起來去看，去思考。

從這三條去比照，你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的中文水平出問題了。寫，從學生時代起就寫得不多了，作業越來越多只用填寫幾個字，甚至只用填上「剔」或「叉」。改，學生交上去的作文，給改了錯別字就算；編輯改稿也差不多。看，香港人願看報紙已算好了，但報紙上的文字多半只會讓你失去文字好壞的判別能力，不知好的中文該是怎樣的，於是習非成是。

另一位朋友在一個大機構做文字編輯工作，也對我訴過苦，就是給別人修改了文字，對方卻不接受，堅持要自行其是。朋友說，這如果是對與錯的問題，比較好辦；而遇到好與壞的問題就難搞了，對方可能根本「唔識好醜」，偏偏又不聽你的。

朋友給我說了一個讓我聽了也抹一額汗的故事：一位位高權重者要寫一封唁函，向北京一位辭世名人的家屬致悼，學歷很高的秘書起草的唁函，最後用的候安語竟然是「專此布達」。「布達」是什麼意思?這表示上級對下級發出通知，是舊時公函的用語。唁函想寫得古雅些，竟然不明真義地套用了這樣的用語。這幸好給及時改正了，不然真箇失禮死人呢！ ──也丟香港人的面。

湯良德老師的幸福

人自出生起，就展開一個無盡的學習過程。出生之初學得最快最多，之後，學習的動力和效率就逐漸緩慢下來。針對這變化，好學的人主張要活老學到老。進入資訊爆炸時代，「終生學習」的口號提出來了。我身邊不少人一直在貫徹這個口號，不斷尋求新的知識、技藝。我自己也努力這樣做。

可是又有人說：人生的幸福，不在於你自己學習了多少，而在於你教導了別人多少。

這有點像進出口帳目的計算，是入超好?還是出超好?

昨天傍晚出席了湯良德老師的追悼會，聽了湯老師十多位朋輩、學生、親人的致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出超好，就是你教導別人的越多越幸福。

追悼會的場面令人動容。世界殯儀館一個幾千平方英尺的大堂，坐得滿滿的，要臨時多擺放座位，但仍然有來得晚的要站着。悼念的花牌擠滿了大堂，一些得放在外面去。到來的，我估計大部分是湯老師的學生，或者學生輩的中樂圈中人。他們有些在音樂統籌處直接接受過湯老師的指導，有些私人或者在其他業餘樂團接受過湯老師的教誨，都稱湯良德為老師。

算來，湯老師的音樂人生，大致一半在內地度過，一半在香港度過。內地那一半，以演奏為主；香港這一半，以教學為主。也可以說，他把前半生在內地練就的本領，在下半生拿到香港來培育後輩。萌芽開花在內地，結果傳薪在香港。

未來香港之前，他主要是演奏家，來了香港，他讓我們知道他也是作曲家、指揮家，而到他駕鶴西去，他最令人尊崇的身份，是教育家。

他一定記不清楚教導過多少學生，二胡的、琵琶的、指揮的……，更加弄不清楚他的指揮棒啟發過多少坐在樂隊裡的成員。至於台下的觀眾，就更難計數了。

我不知道湯老師從演奏家到教育家的身份轉換是否有過痛苦和掙扎(我只知道這並非他主動的選擇，而是在香港中樂團受到當時主事者排擠下的無奈出路)，但香港應該興幸他能在新的領域受到賞識，興幸他能夠以拓荒者的姿態負起了在香港進行中樂演奏培訓的職責。

追悼會上，他一位學生引用另一位學生的話說得好：

音樂帶給我們快樂
湯老師帶給我們音樂

湯老師的公子則說，他小時候不理解，為什麼父親掛在嘴邊最多的兩個字是「學生」；他現在理解了，並且感謝所有這些學生給父親帶來的幸福。

這是追悼會上最後、也是最簡短的致辭，但對我而言，這是最印象深刻的致辭。

誰該感激誰?學生該感激老師?還是老師該感激學生?誰的幸福更多一些?

我擬了個輓聯，讓曾效力的宏光國樂團寫上掛到追悼會上：

良師此去，騎着馬兒草原上；
德範長懷，願栽紫竹蒼山巔。

湯老師當年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賽得獎冒出頭來，演奏的是《草原上》。《騎着馬兒守邊疆》、《紫竹調》、《蒼山歌聲永不落》是他的作品或拿手名曲。

追悼會上，有湯老師的錄音演奏、還有湯家班加上其他樂手的小組演奏，都讓人想起湯老師在舞台上的風采。中國人不興在追悼會上鼓掌，可是我卻真想鼓掌。湯老師喜歡聽到台下的掌聲，我們真該給他作最後一次熱烈的鼓掌。

或許，早已騎着馬兒逍遙於草原上的湯老師，不會再聽到我們的鼓掌了。

「湯老師，一路走好！」

新聞，不過是歷史的初稿

在網上讀到《紐約時報》一篇訪問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報道，其中頗有感人細節，亦有發人深省之處。李光耀已87歲，真正踏入暮年了，時刻都在面對死亡，還有在他蓋棺後世人如何給了定論的問題和提問。記者這個時候去訪問他，最有興趣知道的，正是這名為了讓新加坡能存活下去並繁榮起來的強人，對有關問題的看法。

李光耀以不屈不撓著稱，新加坡強夠創出一個又一個奇蹟，與他這樣的領袖性格有密切關係。如今，他已退下來，但沒有完全脫離政治，第一是以「資政」的身份向新加坡政府提供意見，第二是仍然宏觀地思考問題，到處去演講，發揮智慧的「餘熱」。

他這樣做，也是為了與不可抗拒的衰老搏鬥。他的身體不復當年，但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滿滿的，因為「我知道若是停下來了，就會很快滑下坡去」。

他的老伴多次中風，如今不醒人事躺在家中。這使李光耀每晚回到房間入睡前的時光，成為一天裡最難過的時刻。他每晚要作20分鐘的冥想，雖然不信教而要唸一句基督教禱文，以平靜自己的思緒。

李光耀作風強硬，為了避免多種族的新加坡四分五裂，對愛「監督」的西方記者毫不客氣。這作風始終不變，不會理會這些記者將來會怎麼寫他。「他說，不管怎樣，對他的行動作出最後裁決的，不是這些記者，也不是他們寫的訃告，而是未來的學者，他們會在相關時代背景下研究這些材料。」

他說：「我不是說我做的一切都對，可是我做的一切都有着崇高目的。」

這使我想到西方新聞學裡一句著名的話：新聞是「歷史的第一個簡略草稿」（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在這裡，歷史之前有三個定語：first(第一個），rough（簡略），draft （初稿）。三個定語的意思相近，強調遠非「定稿」。

這句話，過去都認為是一九四六年起出任《華盛頓郵報》發行人的 Philip L. Graham 的名言。這話反映的，可以說是新聞工作者對工作的自豪，也可以說是對工作的謙卑。新聞工作者能為歷史寫下第一個紀錄，但種種限制下，難以作出完善紀錄，難免有各種遺憾，最後完成的不過是「第一個簡略初稿」。

八月三十日的 Slate 上有一篇題為 Who Said it First? (是誰第一個說的?)的文章，追蹤了以上名言的出處。這句話，Philip L. Graham 說得很多，以致人們以為他是原創人了。可是追尋下去才知道，這句話過去經常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的不署名評論中，Philip L. Graham 未出任發行人之前就一再出現。

還有，新聞工作者 Alan Barth 一九四三年在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誌)一篇書評上寫有這樣的句子：「新聞不過是歷史的第一個簡略草稿(News is only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注意：多了「只有」(only)這個詞。

Slate 那篇文章有段話很有意思：「是什麼使得『第一個簡略初稿』這句子對新聞工作這麼順耳?因為它恭維了他們。新聞工作者希望歷史學家有一天發現他們塵封了的文章，讚嘆他的天分。可是這幾乎從來沒發生過。歷史學家一般認為新聞報道靠不住，瞧不起他們的工作。他們會致力研究原始史料，政府文件、照片、去做訪問等等，而不會研究我們的剪報。」

不管你是不是新聞工作者，也可以從這句話去認識新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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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訪李光耀
http://www.nytimes.com/2010/09/11/world/asia/11lee.html?_r=1&scp=1&sq=lee%20kuan%20yew's%20reflection&st=cse

Who Said It First?
http://www.slate.com/id/2265540/pagenum/all/#p2

問卷調查考驗你的EQ

在香港，相信每個人都會有接受問卷調查的經驗，有在街頭的，有上門的，有在某些場合隨場刊附上問卷的，現在更多的是通過電話進行。這幾種調查，我都接受過，卻是越來越對民意調查的可靠性存疑了。

對於這樣的調查，最初是抱着「助人為樂」的心態接受的。的確，你在街頭見到那些年輕人拿着問卷夾怯怯生生地攔截路人希望有人願意幫個忙時，你會心裡一軟，為他們花幾分鐘。日前在巴士站遇到有小學生也在做問卷調查，原來是學校布置的功課，還有老師在旁視察着。我不必考慮，就回答了約十個問題的回卷調查。小學生很高興地向同伴報告，還差多少個就可以完成任務了。

但若是遇上其他的調查，我不會那麼合作了。這是因為以前的不愉快經驗──也發生在巴士站上。那次，也是很快地回答了問題，以為完了，誰料還有最後一題：電話號碼是什麼?據說這是為了防止調查員作偽而設的。我很不願意地說了電話號碼。

幾天後，果然有人打電話來查證。而查證後，還有下文，是金融產品的推銷。如是者幾次。自此，我不敢再貿然接受街頭的問卷調查。

電話的調查卻總是打來。我問明白調查的議題，知道不是商業調查，而是關於社會事務的，會回答下去。總覺得這也是一份責任，期望調查盡可能反映社會實況。日前，又接到一個這樣的電話，是關於業餘進修的。好吧。調查員籠統地問了一通後，選了兩個你說比較「熟悉」的進修中心問下去，要我逐項給兩家中心打分。這樣的問題有十多項，越問越細，例如比較兩者師資、教學設施等等。我終於不耐煩了，說道這非要都去入讀了解過才能回答，我無法回答了。

過了幾天，同一機構再打電話來，問了一些問題，核實我的確接受過以上調查。過兩天，電話又來了，是要我給不願回答的問題打分，說道要是我不打分，當初的調查員就拿不到應得的報酬了。這算不算恐嚇?我被「嚇倒」了，但說明只是糊亂打的分，對方無所謂。於是我打了分，希望那調查員的工夫沒有白費。

這樣的調查就是叫人生氣。如果你有足夠的邏輯思考能力，那些問題和可選擇答案的設定，經常考驗你的EQ。

可是，你不斷在傳媒上看各種各樣「民意調查」結果的報道，煞有介事地說「民意」怎樣怎樣。傳媒據說是最能反映「民意」的，可是偏偏在這些「民意調查」報道上很不專業。

多年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曾倡議香港傳媒訂立關於民意調查進行和報道的專業守則，例如報道必要說明：贊助機構名稱、研究機構名稱、調查對象、調查日期、選樣方法、回應比率、樣本數目、調查結果的準確程度(誤差率)等等。對比一下，可以發現傳媒很少做得到。

經常關於高級官員支持率升降了多少的報道中，如果你知道誤差率的話，會發覺報道根本沒有意義，因為扣除了誤差，等於沒有變化。

養貓養狗，大事小事

「你說什麼！?」

住所大廈管理處最近貼出一紙通告，這是大廈日前有店鋪報警後貼出的。店鋪報警不是因為發生什麼重大治安事故，而是投訴有人任意讓豢養的犬只在店鋪外便溺。差大哥竟然要連這些芝麻綠豆事兒也得管上，無奈到來，也做不了什麼，於是讓管理處呼籲養狗住戶不要在店鋪外放狗。

根據香港法例，讓豢養狗只隨街遺矢是犯法的。你見到狗主，或者狗主的傭工放狗，都必拿着報紙，恭候「愛犬」排放廢物，及時承接。可是，政府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狗只隨街小便就不犯法。

很多放狗的人其實也算自律，常都拿着水瓶，及時淋向狗只排尿的牆角柱邊。這樣做，大抵只能讓自己的公德心舒服一些，實際效果卻是無補於事。稀釋了的尿還是一泡尿，水分揮發後留下的污染一點不減。店鋪老板不高興因而是有道理的。我早就發現，附近店鋪外的牆邊不是污漬處處就是漆灰剥落。最近還見到有人貼出多張文理不通的中英文的「請勿在此便溺」告示，不知是寫給人看還是寫給狗看的。

狗自然看不懂，但是會接受訓練，包括應在什麼地方小便。

一位年輕的狗主給我說了個笑話，說是有一次放狗時，一出屋苑之外，迎面一位清掃工人就嚷道：「你這狗啊……。」狗主嚇了一跳，莫非愛犬不知什麼時候在外頭結了梁子?清埽工人接着說道：「你這狗真厲害，懂得找個溝渠蓋去撒尿。」真的，這頭粗壯的金毛尋回犬，每次都找到有溝渠蓋的去水口才撒尿進溝渠去，堪稱狗只中保護街道環境清潔的典範。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訓練出來的，但也親眼見證到，畜性就是畜性，有不受控的時候。這狗因為主人剛添了嬰兒，還未適應過來，初聽到嬰兒啼哭，竟然緊張起來，在大廳當中撒了一大泡尿。

香港有不少人愛養寵物，養貓養狗的最多。我們大廈裡，就有一家人養了十幾只貓和狗。做主人的一對夫婦沒有小孩，就把貓狗當小孩般養。他們真箇愛心「爆棚」，不少貓狗是被人棄養之下，讓他們見到收養回去的。兩夫婦住在大廈裡兩個有平台的相連單位，主要的空間都給貓狗佔領了。遇到貓狗生病，兩人伺服周到，又是以針筒餵食，又是清潔大小便。寵物一旦死去，會召愛護動物協會的專車舁走，還跟車送行。火化完了，得頌經多少遍。

我敬佩這樣的愛心，也興幸自己沒有這種對寵物的癡迷，可以省下很多時間。當然，我也無法享受到他們與寵物之間的種種感情和樂趣。

但那些寵物是否也有足堪享受之處?主人們對寵物的愛護是不用懷疑的，起碼大部分人是這樣，只是他們未必真的懂得愛護。例如，很多長毛貓狗品種根本就不應在香港飼養，只應生活在南北的寒冷地區。讓它們移民到香港這樣又熱又濕的地方，簡直是虐待。住所狹小，缺乏活動空間，對好動的貓狗也不適合。

接受領養的退役警犬得到的待遇最好了，你要有合適的居住環件才可以領養，以保證服役後的警犬得到適當的環境怡養天年。

香港的儲備多不多?

二萬多億港元，對於個人來說，是個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這等於說，你就算有一百歲的天年，也要每天狂花六七千萬元才可以在兩腳一伸的時候花得完。

但香港政府有這麼多儲備，是多還是不多?

這數字當中，約5099憶港元是財政儲備；其餘是外匯儲備。據金管局公布，八月底有外匯儲備2614億美元，排世界第七位。香港這麼一個小地方，擁有這豐厚的身家，真值得高興。

於是，過氣政客(是不是有意再上車當議員未可知)田北俊日前走了出來，指政府是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孤寒成性，又說過去誤信政府「狼來了」的警告，如今才猛然而悟這不過是恐嚇。於是，他要求政府「開倉派米」，以紓解社會的「仇商」情緒云云。

這等於說，不要罵無良僱主，最富的是政府，無良的也是政府，向它要錢好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我一樣，對二萬幾億元這樣的數字，沒法有個具體概念，捉摸不住，不知是大是小；不知道2614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夠不夠，5099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又夠不夠。

外匯儲備問題，看看金管局前主席任志剛的看法吧，也看看亞洲金融風暴一役的教訓。

二零零一年，就在亞洲金融風暴記憶猶新的時候，任志剛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他以亞洲金融風暴一役為例，作了很有說服力的解答。

一九九七、九八年風暴爆發時，香港的貨幣基礎(流通貨幣)約為950億港元，按照香港七點八港元兌一美元的聯匯制度，理論上計算，香港有1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穩陣」了。可是在國際基金四面八方的有部署攻擊下，香港窮於應付。他具體列明情況後指出：「這即是說，當時為貨幣基礎提供十足支持所需的外匯儲備最低理論水平為120億美元，但為了捍衛港元，最終需要動用的外匯儲備遠超這個數目，達到最低理論水平的好幾倍。」

他說，當時能夠打贏這一仗，並且讓市場對香港保持信心，「主要是因為外匯基金的外匯儲備遠超過我們當時所動用的數額，而且除了政府存入的財政儲備外，外匯基金並無任何重大債務。」

十多年來，香港的貨幣基礎和外匯儲備都有了大幅提高；不變的是，香港始終是個高度開放的小型金融體系，隨時都會再受到國際投機者的衝擊。新加坡情況相似，也因而持有高水平的外匯儲備。「狼來了」的警告是威嚇嗎?絕對不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不久，香港又受到「沙士」疫症的襲擊，接着又有金融海嘯到來。算來，經濟市場每五年就有一次大波動。「狼」真的來了，只是沒有造成太多傷害而已。香港豐厚的儲備難道沒有功勞嗎?

再說財政儲備。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教授今天在報上撰文，題目有點相似：「香港的財政儲備是否太高?」文章主要指出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教年前曾就香港的合理財政儲備水平作過研究，認為以處於GDP的三至五成為合理。以香港去年的GDP計算，上限應是8160億港元，下限為4900億港元。目前的5099億，剛好在下限之上。

多乎?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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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文章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a/papers/a1022c02.pdf

蘇偉文文章
http://news.mingpao.com/20100908/fab1.htm

就是不讓你親近維港

能在東區走廊下面開拓出漫步徑、單車徑多好

日前的一個周末，在筲箕灣東大街吃過晚飯後，沿海邊往西散步而回。很可惜，香港的海邊至今「肝腸寸斷」，讓你難以暢遊。東大街的晚飯吃得愜意，但飯後的散步就只能「半途而廢」──走到半途就必須坐車才能回家去。

東大街是港島一條著名食街，食肆林立而不失筲箕灣的草根風味，街道狹窄，加上鄰街就是名副其實的街市──肉檔菜檔沿路鋪開，周圍總帶點髒亂。那天到得較早，剛過六點，可以輕鬆地沿路逐家店鋪察看，一路去到靠海那邊的盡頭，再回頭走進一爿只有一個鋪位的食店去──「粥棧小廚」。小店簡樸，但頗有心思；侍應也在不冷不熱中帶着細心，你一叫蒸飯，她就說這要花時間，轉頭先吩咐廚房去了，回頭繼續給你寫菜。

只點了兩樣：魚湯雜菜煲，黃鱔蒸飯。上菜了，一看來勢，決定先把雜菜煲吃完，黃鱔蒸飯吃不完就打包。原因是兩者都很夠分量，而且做得好。蒸飯用一個約十寸的蒸籠以荷葉托底蒸出，黃鱔很肥大，至小有一元硬幣般粗，鮮甜爽口。這樣的口感，似只應返珠三角才吃得到。果然，蒸飯只能消滅一半。埋單，只一百六十多元。

沿東大街走到盡路，穿過如八陣圖而有點陰森的行人遂道，從東區走廊下面走過去，可以去到海邊，外面就是筲箕灣避風塘。從這裡往西走去，是港島最長的海邊步道，約有兩公里。我是不久前才知道有這樣一段行人道的。

一直走去，只在嘉亨灣被截斷了，不能沿着海邊走。過去不遠，是鯉景灣，又可以回到海邊去。接着，是太古城的海邊走廊了。再走就是盡頭，不得不拐進太古城去。要繼續走路，就得沿着馬路吸汽車廢氣了。

香港一直以擁有世界最優秀的深水港自豪，而這個海港的景色也絕佳，因為有山有水，立體有致，夜景尤美。可是，過去從來不覺這是寶貴資產，沒想到要善加利用，讓市民、遊客享用海邊。直到建成了尖東，才有一條比較像樣的海旁步行道。而香港這邊，到太古城海濱公園建好才開了先河。據聞，這是地產商在開發之初堅持，政府才有這設計的。

不讓港人親近海邊，真是暴殄天物。

在香港經濟發展之初，維港最為人重視的是它的經濟價值，海邊因而都用來作貨物起卸之用，用作碼頭。如今，這段歷史仍在持續，從中環往西，海邊仍然連綿的貨物裝卸區。灣仔原來也是這樣，近年才逐步改變用途。

可是，即使用途改變了，也不讓你親近海邊。從太古城一路到堅尼地城，沒有一段完整的海邊行人道。有些地方，如果不是有人指點，你不知道可以走過去。東區走廊方便了汽車交通，卻是不為行人着想。見到這條海上的高架路，我總是猜不透：為什麼不多花點心思，把橋躉連起來，讓人步行、踩單車?這可以一路從維園通到鯽魚涌去啊。

深圳滄海桑田之變

一九七九年《香港年報》上，
屯門新市鎮在興建時的照片，
上部的遠山就是深圳

朋友不久前在天水圍濕地公園對面一個樓盤買了個單位，日前邀我前往參觀。站在那幾十層樓高的地方往北望去，深圳河兩岸風光盡收眼底，景色懾人。朋友就是為那開揚景觀買樓買到香港的西北角去的。今天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聽到這新聞，我就想到上述畫面。

從濕地公園往北望，香港這邊是連綿的濕地，天光水色被葱翠的堤岸分割成一塊塊不規則的鏡面。如果有望遠鏡，可以見到無數水鳥翻飛出沒。這一大片大自然景觀之外，則是另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人工景觀──深圳由東至西望不盡頭的高樓大廈。往東，可以看到羅湖那邊的建築群，最矚目的是地王大廈直指蒼穹的兩個尖頂。往西，是蛇口半島更新穎的樓群，還有集裝箱碼頭的起落貨架。橫垮后海灣的港深西部通道大橋直伸到彼岸去。

這個景觀最動人的，就是天然與人工、樸素與繁華的強烈對比。深圳那邊鱗次櫛比的大樓，在淡淡的煙霞掩映下，看不大分明，真有海市蜃樓的疑惑。假如你有從前深圳的印象，前後對比，疑惑才叫強烈呢。

去年，曾因為要做一些資料搜集，翻看了一些七十年代《香港年報》，在一九七九年的《年報》上看到一張應是一九七八年紀錄屯門發展的照片。照片是在青山灣上空向北拍攝的，可以見到前景的屯門在大興土木，有一個個建設中的建築地盤。遠一點，就是現在的天水圍，只有零星的村舍。再往上，可以看到后海灣，后海灣對岸深圳那邊空空如也，幾乎一點人工建築的痕蹟都沒有。

那時的深圳特區還沒成立，深圳只是個小鎮，中心在羅湖那邊。現在，深圳從羅湖開始如雨後春筍拔起的樓房直伸延到南山、蛇口半島，后海灣這一帶成了深圳的「豪宅」區。香港這一邊遙遙相對的天水圍，卻被人標籤為「悲情城市」，樓價是香港各區中最缺乏上升能力的，儘管這裡的生活環境比香港很多地方都舒適。論樓價，深圳那邊已高過這邊了。

深圳就像一個在白紙上畫出來的城市，如今到深圳去，已找不到多少往時的痕蹟。事實是，深圳那時差不多一無所有，「市區」就只得如今舊街一橫一直兩條街，房屋簡陋。舊街不少房子還保留着，是為數不多的「前特區」見證物。

那時光到過不少次的深圳戲院已面目全非，戲院後面的「工人文化宮」的綠色空間，難得沒有被擠佔掉。但從火車站一路伸延到舊街的兩排高大的木麻黃樹，就只能留在記憶中了。火車站另一邊的「華僑大廈」還在，但已擴建得難以辨認，失去往日的園林風味。從那兒原來也有馬路沿火車路西側通往舊街，路兩邊有農田、池溏，和為數不多的獨立屋，是當時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興建的。這些都不見了。

那時到深圳，一是回廣州路過，一是到深圳看表演。第一次看閔惠芬的二胡獨奏就在深圳，她是隨「上海之春」一個演出團到來演出的，那年該才十八九歲吧?

深圳還有一個大變化是，那時說的是粵語、客家話，如今的通行語言，是普通話了。

佛蘭明哥的吸引力

西班牙的佛蘭明哥舞蹈，任何人看了都會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愛上了。我也愛看，所以一知道「西班牙新佛蘭明哥舞蹈團」(Nuevo Ballet Espanol)的演出消息，就訂了票。星期五(九月三日)到沙田大會堂看了演出，果然精采，對佛朗明哥舞蹈又有新的觀感。

一般人說的西班牙舞就是佛蘭明哥((Flamenco)，是以一提到西班牙女郎，你就會想起高揚裙裾的佛蘭明哥。它熱情奔放、節奏明快，時而動若脫兔，時而靜若處子，舞者都都像有滿懷心事要傾訴，緊鎖眉頭的心事，通過肢體語言表達出來，有時一瀉千里，有時欲言又止。你無法猜得透，但會被深深吸引。

我過去印象是，佛蘭明哥是以女舞者為中心的。可是這次去觀賞的佛蘭明哥以「新」標榜，卻是以兩名男舞者為中心組成的舞團。

兩人是羅哈斯與羅德里基茲(Rojas and Rodriguez)，他倆一九九四年在佛蘭明哥比賽中得獎後，翌年創辦了舞團，以推動佛蘭明哥為己任，此後在國際藝壇聲名鵲起。兩人又編又跳，大大發揮了佛蘭明哥男舞者以雙足踢躂為主的技巧，令人嘆為觀止。兩人各自有獨舞演出，都不乏炫技的表演，特別是羅德里基茲在觀眾一輪熱烈喝彩之後走到前面台沿的演出，分明是在挑逗觀眾的情緒，贏得喝彩聲彼伏此起，氣氛火爆。

這樣的表演使人聯想到西班牙的鬥牛士，一忽兒昂揚激越，一忽兒又閑庭信步；一忽兒趾高氣揚，一忽兒又氣斂神收；而都總是神完氣足，舉手投足都牽引着觀眾情緒。佛蘭明哥講究動與靜的結合。不論男女舞者都不斷有大動作，節奏又快，雖然不重騰越跳躍，仍然十分消耗體力，所以若干節拍之後常常嘎然靜止，就像中國的亮相。這樣的動靜、快慢對比，往往是最攝人心魄之所在。加上音樂、燈光的精心配合，效果非常好。

音樂是佛蘭明哥很重要的部分，這分為器樂伴奏、歌唱和擊掌。一些論者把其中的歌唱看得很重，它的歌詞尤其是精神核心所在。可惜的是，唱的是西班牙文，又沒有字幕翻譯，無法好好領略。以前看過一齣以歌唱為主的佛蘭明哥演出，也有此弊。那次觀賞最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拍掌伴奏，節奏多變，音色也多變，使人人都有的雙掌成為簡便、現成的節奏樂器。今次演出一個很有特色的節目，是樂隊三位成員、包括男女兩名歌者從背幕的剪影中走出來，與一舞者湊近表演，伴奏的就是歌聲與掌聲。這景象就如民間的即興自娛，幾個人道左相逢，不必什麼道具，就載歌載舞開心一番。這是何等樂事！

整晚的演出不間斷，節目之間卻銜接得天衣無縫。這是因為對銜接化了不少編排功夫，舞蹈、音樂、燈光都為此有一絲不苟的安排，表演絕對不會停了下來作硬接交代。這使約一個半小時的表演如流水行雲的一氣呵成。

佛蘭明哥不論怎麼興奮熱烈，總有著一絲濃濃的憂鬰揮之不去，這或許是它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佛蘭明哥的歷史起源，至今人言人殊，一般認為是源自流浪的吉卜賽人。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歐洲本土的產物，而是多種文化融合而成的東西。港大副校長李焯芬曾寫過一篇題為「佛蘭明哥的憂鬰」的短文，裡面提到，在西班牙南部的安達魯西亞(Andalusia，被認為是佛蘭明哥的故鄉)，當地人認為佛蘭明哥有很重的摩爾(Moors)文化元素。這要追溯到伊斯蘭文化自八世紀到十五世紀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入侵和被逐，但對當地的文化影響留下來了，帶着說不盡的感情糾葛。印度、中東文化這段時間大量滲透到南歐。看佛蘭明哥，你總會在這裡那裡品嘗到印度、中東風味。不信，看看以下的網上影片：

Nuevo Ballet Espano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anEZlNhtt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fwm9N1L_4&NR=1

Maria Pag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1FG4Bx9S6Y&feature=related

Sara Bara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lTTJFP7YY0&NR=1

傳媒的權利有界限嗎?

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至今十多天，仍然波瀾迭起，不斷有新的情節發生。這情況看來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會隨着調查的進展不斷牽扯着香港人和菲律賓人的心。一些本來無關的事，也會牽連起來，或相提並論，或借題發揮。

眼前一個例子，是美國那邊一名槍手在「探索頻道」大樓挾持三名人質的事件。當槍手用槍指向人質時，警方當機立斷，讓狙擊手一槍擊斃槍手，四個小時內安全救出人質。相對於菲律賓事件耗時11小時，雙方放了幾十槍，最後以八名香港人殞命告終，美國警方的處理顯得乾淨利落得多。菲律賓人也大為讚賞，要馬尼拉警方學習。

兩宗事件還可以比較的，是菲律賓事件全程直播，美國事件則受到封鎖，既因為事件發生在大樓內，也因為警方的行動。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事件吸引着媒體觀眾。相信當地各種媒體一樣會麕集現場作直播的，只是被封鎖在遠距離之外(起碼是子彈射程之外)，無法直擊槍擊現場，而且未必全程緊盯不放。

媒體的現場報道對事件的解決有沒有影響?菲律賓的「笑面」總統事件後第一次見記者就把拯救人質失敗的責任推到媒體的現場直播之上。這馬上招來反擊，香港有傳媒人指出，這見解落後於時代，現在什麼突發事件都會是直播的，政府只能看着辦。在香港傳媒人眼中，「新聞自由」高於一切，什麼都要為它讓路。

菲律賓總統之言，分明是為推卸責任。如果他們真的認為傳媒防礙了拯救行動，大可以作出適當部署；事實卻是，他們什麼都沒有做，包括維持起碼的現場採訪秩序，更不要說保障現場記者的安全了。

可是你要說現場直播比什麼都重要、不可干預的話，恐怕理據不足。現時知道的事實是，槍手是因為受電視、電台真播內容刺激而最後瘋狂起來的。即使可以用科技手段管制槍手與外界的聯繫，不加掌控的現場真播仍然會有不必要的負面效果，包括對當局行動的約束。試想，在「探索頻道」大樓事件中，如果有電視鏡頭不停對着槍手，警方敢在萬千觀眾面前把他轟斃嗎?這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心理衝擊?

大概一個月前，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獲邀請到香港記者協會的午餐會上演講，以學者的身份講了「社會秩序危機時期記者採訪的法律環境」。他主要提出三點，即在社會危機中，政府首重恢復秩序；媒體要予以配合，監督政府是為其次；然而監督權不可少，媒體在危機處理中應有一席之地。這招來香港傳媒一片譁然，指北京又要在香港加強管制了。

可是對照上述兩宗人質事件，上述論述無可非議。事件中最關鍵的，是決策者把什麼置於第一位。曾蔭權急如熱鍋螞蟻要與菲總統通電話，主要為了傳達一個信訊：香港人質的安全高於一切。《亞洲周刊》本期的「總編輯筆記」劈頭一句說：「人道的原則高於一切。這是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言，也是這次馬尼拉人質事件的重要總結。」

這都顯示，在這樣的危機中，要有公共秩序、人命安全高於一切的目標。一件看來不難解決的事件居然弄到不可收拾，就是因為菲律賓當局鼠目寸光，沒有這樣的目標。

相對之下，傳媒的報道自由可以壓到一切的一切嗎?

早起步?遲入學?強起步?

一篇由教育界人士撰寫的專欄文章提出了一個值得家長注意的問題：早些讓子女進幼稚/幼兒園好?還是遲些好?問題也可以理解為：早起步好?還是「強起步」好?

早起步不必解釋了，「強起步」則要說明。簡單來說，就是讓孩子遲一年入學，從而佔有優勢。遲點入學，身體強壯些，心智成熟些，理解能力強些，競爭力自然較大，於是可以有較好成績，也夠易得到老師的歡心。在起點上佔了優勢，對以後逐步升級、升學自然較有利。

香港家長都希望子女能夠及時夠年齡入學，以求早起步，有點急不及待，孩子不到三歲入學是普遍現象；本欄日前就提到兩名這樣的小朋友。美國的情況不一樣。據美國《新聞周刊》一篇文章，美國孩子至少要五歲才能進幼稚園。可是很多家長故意讓孩子到六歲才入學，這並形成了風氣。一九八零年，這樣的孩子約佔一成；如今，達到兩成。

這些孩子有個專稱：紅衫兒童(Redshirted kids)。

「紅衫」本來只屬美國大學校園現象。眾所周知，美國的大學都注重體育比賽，很多大學給有體育專長的學生大開方便之門，並且千方百計讓這樣的學生延長在學歲月。美國雖然規定一個學生只能代表學校出賽四年，但很多學校會讓體育尖子停賽一段時間，期間不代表學校出賽，卻是照樣接受訓練，到看準時機，又上場去。這樣的學生在大校就讀超過四年，被稱為「紅衫選手」，以受訓較多、實力超卓著稱。

「紅衫兒童」起步時的優勢是存在的，可是優勢能持續嗎?據加洲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兩名學者的調查，優勢起碼持續到八年級。其時，班級中年紀最大的學生比最小的學生的成績好四到八個百分點。這是純粹從年齡去比較。

《新聞周刊》的報道又介紹了另外兩個不同角度的研究。一個研究分析了美國自一九八九年至二零零一年所有兒童的詳細數據，特別注意到兒童父母經濟狀況的不同，發覺富裕與貧困家庭兒童的出生日期有不同傾向。富裕家庭的母親多在聖誕假期受孕，貧困家庭的母親多在春末到夏天受孕。這可能是由於富裕而教育水平較高的家庭較精於計算，可能是為了讓子女入學時年紀大一點，也可能是為了避免在炎夏哺育幼兒。他們的子女的成績較好不僅是因為年紀比同班同學大幾個月而已，還因為他們出生在較富裕、教育程度較佳的白人家庭。

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兒童入學後表現優劣主要取決於學前教育的優劣，而不是年齡。研究又發現，兒童入學後，閱讀與計算能力都會大幅提高，早一年入學總比遲一年入學好。

文首提到那篇專欄文章說，超齡入學的優勢，到中學就消失了。我有點懷疑。多年前在《紐約時報》上讀過一篇內容相似的報道，談的不是讀書，而是足球球星的形成。調查發現，從青訓出身的球星，多數是在青少年訓練班中就嶄露頭角的。參加這些訓練班的青少年年齡相若，但最大與最小的有段距離。其中年齡較大的，最容易受到教練倚重，會當班長，做個小領袖。這對他們的成長，特別是建立自信很重要。他們最終較易在球場上出人頭地。

看來，兒童未必要遲入學，而最重要的是「強起步」。「強」，不僅是年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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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周刊》文章：
http://www.newsweek.com/blogs/nurture-shock/2009/09/03/should-children-redshirt-kindergarten.pri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