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價波動的背後

人們都說，當今的世界是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但米價突然飆升卻凸顯了全球化的一個死角──造成米價大漲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稻米距離自由貿易還有很遠的距離。

稻米是世界第二大主要穀物，很多地方尤其是亞洲以米為主食，人類吸收的熱能五分之一來自稻米。

世界稻米一旦廣泛欠收，影響就很大。不過最近的米價波動的主因不是欠收，去年的稻米仍有1%的增產，今年估計更有1.8%的增幅。面對需求增加，這樣的增幅不算大，但總不至於對糧價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在香港可以吃到不同地方的大米，給人的印象是，稻米貿易是很自由開放的。這樣重要的農業作物，也理應是國際重要的貿易商品。

實際上，全球生產的稻米只有5~7%在國際貿易市場流通。

最近不少產米大國如印度、中國、印尼、越南、柬埔寨、埃及等，紛紛限制以至禁止稻米出口，國際間的稻米流通量就更小了，全年可能下降3%。

米價上升對消費者來說不是好事，但對米農來說，則應是好消息，可以刺激擴大生產，從整體來說，有利平抑米價。

可是在各地紛紛設限，包括貿易限制和價格限制之下，刺激生產的積極因素大大抵銷了，以致米農不會為了多賣米而努力增產。

在理想的狀況下，社會應有分工，以提高生產效率。現代化的社會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國家之間也應當有適當的分工。如果國際間對分工有充分的協調，還可以達到一個重要的目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離，在互相倚賴，互相制衡下達到和平。

但在現實中，我們見到這樣的怪現象：很多本來不適合種稻米的國家偏要種稻米，由國家補貼，以極高昂的成本去種植，並且抵制主要稻米生產國的稻米進口。這就是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情況。不說不知道，原來西班牙、意大利也在種稻米，歐盟的豐厚農產品補貼容許它們這樣做。

另一方面，可以以低成本生產稻米的國家──多是發展中的較貧困國家──卻無法擴大對以上發達國家的出口去改善當地米農的生活。

於是，一些富國的國民要食貴米，一些貧國的便宜靚米卻無法擴大市場。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較貧困的國家也一樣限制稻米貿易，以保護自己的稻米生產，阻止某些發達國家借巨額的農業補貼推銷廉價米。

整個稻米市場就這樣被扭曲了，無法通過「看不見的手」去發揮市場自我調節的機制。

世貿會議時，韓農到香港示威，搏得一些人的同情，我卻不以為然。及後看到那些人的兇悍狂野，更憎厭。最近米價波動，更覺韓國市場的做法不妥。

幸好，香港沒有花大量公帑去補貼新界農民種植稻米，我們不必被迫都吃元朗絲苗。

CIA與西藏事件

by Rob Gowland

(英國《衛報》，2008/04/09)

雪樺按：這是一篇遲來的譯稿，原文早在20天前見報。一些西方傳媒在西藏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其中對西藏問題有研究者仍不乏人，他們能透過縱橫的深廣度去看西藏，而不是簡單的從眼前扁平的人權概念去衡量。本文讓讀者注意到中央情報局多年來與西藏問題的千絲萬縷關係，特別是指出其「特別行動組」的曖眛角色。

今天的電影明星、流行歌星以及澳洲《信使報》(The Mercury)上格里格．巴恩斯文章所指的「政客名人」最愛做的，是支持西藏自由。他們要求給予西藏的「自由」，將把西藏送回封建制度去，也就是西藏一九五一年之前的制度。

西藏將再次由達賴喇嘛統治，那顯然是目前白宮和唐寧街主人最歡迎的發展。有什麼奇怪?只要說是推行民主，美國和英國的領袖從來不惜低三下四去巴結中東、亞洲或任何地方的封建獨裁餘孽。

英國自十九世起就積極干預西藏(還有阿富汗)，到中國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行動才停止了，改而與美國一起策動達賴喇嘛逃到印度。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在世界許多地方的鎮壓革命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角色的鋒芒被美國掩蓋了。格里格．巴恩斯三月二十四日在《信使報》上撰文，標題相當直截了當：「美國蹚進渾水」。他在談到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時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都給達賴喇嘛送錢。」

美國當時的政策，是拉攏台灣、南韓以及泰國境外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游擊隊」軍事力量，向中國尋釁。

文章說：「《洛杉磯時報》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曾揭露，中央情報局在六十年代每年給西藏流亡組織一百七十萬美元對抗中國，包括每年給達賴喇嘛十八萬美元津貼。」

巴恩斯說，這種資助到「七十年代逐漸消失了」，但我以為，更準確的說法是，資助的形式改變了。無論如何，到八十年代，隨著總統里根成立了「國家民主基金」(NED)，資助有了新增長。這個中央情報局的得力組織公開承認，從中央情報局的最高層得到資金。

澳洲布里斯班的格里菲夫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的博士生米切爾．巴克專門研究社會與政治運動。巴恩斯引述他的話說：「目前國際間許多爭取自由西藏的運動都是由NED資助的。」

巴恩斯的文章說：「NED資助『國際西藏運動』、『西藏基金』、『西藏情報網』，以及三個反華、要求西藏獨立的主要組織。簡單的說，中央情報局與NED一起直接以金錢資助達賴喇嘛在西藏以非暴力手段推翻中國統治的革命。」

達賴喇嘛支持者在他們的「革命」暴動中以殘酷手段砍殺店員等普通人的行為顯示，他們領袖呼籲的非暴力，不過是對西方媒體的花言巧語。

達賴喇嘛所追求的，並不是民主或者把權力交給人民的任何形式統治。他要重掌權力，而他關愛揚善的高僧形象，根本與歷史事實不符。

巴恩斯還他本來面目說：「達賴喇嘛是一個貴族集團與僧侣集團的首領，他們在西藏所統治的，是世界上最落後、最不人道的社會之一。」

「中國人入藏之前，幾乎九成藏人是奴隸。」巴恩斯接著引述了印度評論員阿尼克特、阿拉姆的文章說：「絕大部分藏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達賴喇嘛的統治是無休無止的無償勞動、虐待和錢債，而不是精神高尚的香格里拉。……一名坐過達賴喇嘛監獄的犯人把監獄稱為人間地獄。」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達賴喇嘛自己的支持者未必要為某些殺人放火事件負責。我們從過往很多例子中見過精心策劃的「平民騷亂」，而美國特種部隊和情報機關的拿手好戲，就是煽動暴亂。

美國《時代》曾在二零零三年報道，在現任美國總統領導下，中央情報局重建了它的准軍事部隊，部隊的委婉名稱是「特別行動組」，它的一個功用，是在美國有需要時，派到世界某一個地方製造動亂。

巴恩斯在《信使報》上說：「你不可以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或者確切的說相當大的可能性，即這個組織和中央情報特務過去幾星期曾經在西藏的動亂中扮演某些角色。」

《信使報》是一份資產階級的主流報紙，它發表巴恩斯關於西藏和美國的評論，反映了統治階層在攻擊中國這問題上意見分歧。他們的貪婪與要痛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頓的欲望產生了矛盾。

對某些媒體和巴恩斯所稱的「政客名人」來說，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集團是容不得任何批評的。

然而，隨著當初的震盪和媒體對於「西藏爆發革命」的期望消退，對真相的核實開始了。不管澳洲媒體怎麼說，國際奧委會已斷言「不存在任何可信的抵制(奧運)行動」。

一小撮狂暴的西藏流亡分子在中國來的法輪功分子的支持下，也不成氣候。

美國的陰謀再次失敗，請記分。

(蕭雪樺譯)

原文：http://www.cpa.org.au/garchve08/1360cult.html

香港人對藝術的冷漠

我很不同意「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說，但是你有時又不得不為香港人對文化藝術之冷漠慨嘆。

昨天，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偶然到了灣仔華潤大廈的香港展覽中心，看到了內地美術家關玉良的《關玉良奧運作品巡迴展》。偌大的會場，畫作、雕塑上百件，包括多幅約高十英尺、長二三十英尺的大幅作品。可是，觀眾就只有我們孤零零兩人。被吸引踏了進去，還以為是誤闖了，心裡狐疑，是不是還在布展?如果不是有工作人員見到有人進場而熱情招呼，真會退了回去。

真難堪。──不是為美術家關玉良，而是為香港人。

關玉良不是泛泛之輩，目前是深圳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創作遍及重彩、水墨、油畫、雕塑、陶藝等，在國際間舉行過個展三十幾次，是北京奧組委唯一授權在全國十個城市進行巡迴展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介乎抽象與半抽象之間，有些不易讓人看得懂，不少顯得冷峻、粗獷、原始；但當你有多點了解之後，一定會為作品展示的強大、旺盛生命力──無論是陶塑的國娃、水墨的肥娃娃和牛、巨大彩墨的藏人或印第安人，還是帶著裝飾味道的鴿子大畫──而感動。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唯一的北京奧運、殘疾奧運巡迴藝術展，相信就是為了這生命力的潑辣辣、撒野般、陽光式的展現。

關玉良的國娃

奧運自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就不只是運動會，而且是藝術活動，是戲劇演出、詩歌吟頌的盛會。北京奧運舉行這次藝術巡展，是對這個傳統的傳承。(但為什麼只有唯一的一項?)巡展到了香港，得到的卻是這般的冷漠對待。這充分顯示了香港人對真正藝術、對奧運精神和傳統的無知，應該說也充分顯示了香港傳媒在這方面的無知與傲慢。

你或者會說，香港人是識貨的，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國寶展覽的場面萬人空巷呢！

的確，那些場面是熱鬧的，而這正好反映了香港人和香港傳媒那種只知道追求名牌的心態，淺薄、疏狂而自以為是且沾沾自喜。

偌大的香港，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真正喜歡、懂得藝術的，若能走進關玉良作品展的會場，會大吃一驚，繼而一喜。但他們都沒有得到展出的信息，因為傳媒沒有負起傳播的責任。

香港的傳媒很「清高」，只要覺得你有點兒「宣傳」的味道──哪怕是奧運精神，就不給你服務，也就是不給讀者服務，但他們會武斷的說，讀者不愛看這樣的消息。

於是你會發現，文化藝術的消息都已在香港報紙的新聞版面消失了，電子傳媒的新聞報道更不會理睬──除非是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國寶展覽那樣的十年一遇的活動。有報道的話，多半是有心人在哪個「豆腐塊」專欄中提到，而那時，展覽已成明日黃花了。

關玉良展出中遇到的場面，我一點不陌生。我的工作地點在中環，鄰近大會堂，如果從大會堂的節目單上看到那兒有什麼展出，我多半會在中午時走去看看。水靜鵝飛、門可羅雀的場面是慣見的。有時也會熱鬧一些，例如今天(27/4)大會堂底座有一個中國書畫拍賣會舉行，前幾天一連進行了幾天拍賣前的展出，我去了兩次，都見到不少人參觀。──是為了欣賞、觀摩名家手筆，還是為了尋覓投資目標?

唉！香港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般功利！──還有勢利。

澳洲土著的無奈

  　因為聽到Yunupingu的歌曲，翻出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重溫了關於澳洲土著文化進化的研究。

  　如果有人跟你說，澳洲土著曾經比歐洲人先進，你一定嗤之以鼻。據考古研究，這千真萬確，只不過，那是非常非常久遠之前的故事──四萬多年以前。四萬年前的澳洲已有人類存在，四萬年前留下的岩畫是明證，澳洲還發現一些可能是世界最早期的石器，而那時的歐洲西部還沒有人類定居。

  　但此後為什麼會這樣發展：歐洲文明今天在世界佔主導地位，而澳洲土著幾乎瀕於滅絕?

　　澳洲土著今天幾乎已等同落後民族的同義語。當歐洲人十八世紀「發現」澳洲時，那裡的土著仍然沒有任何所謂文明的特徵：沒有農業，沒有畜牧業，沒有金屬器具，没有弓箭，沒有固定的房屋，沒有定居的村落，沒有文字，沒有酋長管轄地，沒有國家。

 　 澳洲土著大概是約四萬年前從亞洲遷移到當地的。當時是冰河期，人可以從陸路，或只要越過並不遼闊的海面，便可以抵達澳洲。大約一萬年前，冰河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澳洲從此與北面，那怕是不遠之外的新幾內亞的人類活動隔絕了。澳洲土著文化因此成為研究一個種族在與世隔絕、幾乎毫無外來文化影響下獨立發展的活標本。

 　 地理因素差不多是唯一的影響因素。澳洲沒有可以馴化的哺乳類動物(澳洲野狗是大概一千六百年前才從亞洲引進來的)，沒有可以馴化的糧食作物，沒有有規律的穩定天氣。這使土著只能靠有限的手段狩獵維生。到歐洲人十八世紀抵達澳洲時，土著人口大約只有三十萬。

　　一個地方的人口太少了，不能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就無法有大的發明。更極端的例子，是澳洲南端的塔斯曼尼亞島，它自從約一萬年前起與澳洲隔絕。一個只有幾百人的群體在與外界隔絕之下，是不可能無限期繁衍下去的。塔斯曼尼島上的四千土著，則證明了他們至少可以存在一萬年，但在文化上失去了很多東西，也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剩下的是一種無比簡單的文化。

　  澳洲土著的悲慘命運並沒有到此為止。他們為現代文明的到來幾乎付出了滅絕的代價。

無奈的Yunupingu

　  在白人的屠殺下，他們被驅趕到澳洲最荒涼的地方，以至人們以為他們是沙漠人。更可怕的殺手是文明人帶來的病菌。第一批歐洲人一七七八年帶來了文明，也帶來了文明世界的疾病，如天花、流感、麻疹、傷寒、斑疹傷寒、水痘、百日咳、肺結核、梅毒。大批土著還沒有來得及培養出免疫力就染病死亡。不到一年，土著屍體隨處可見，八成人喪生。在一九二一年的最低點時，土著只剩下六萬人。

　  就這樣，有四萬多年歷史的澳洲土著傳統基本上被消滅殆盡。

　  因此，聽到Yunupingu的歌唱令人很傷感，他的歌聲裡有著難以言說的無奈。但是，你能聽到多少土著的文化傳統?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可說是我近年讀到的最精采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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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04/blog-post_23.html

漢字怪詞的命運

「狗製陳皮」就《「華秀只狗」肯定失傳》留言說：「現在的傳媒流行將日語漢字加諸標題，新一代可能更熟識這些詞彙，如：激瘦、放題、達人，無料、番外篇等等。」又考我：「知否上述詞語的意思？」

老實說，除了激瘦，都不知道。

漢語在提倡、推廣白話文的年代，從日本引入過大量新詞，如經濟、哲學等，這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以補當時沒有足夠詞彙引進西方新思想之不足。

引入的詞其實有不少是「出口轉內銷」的，如經濟、幽默等詞早存在於中國古籍之中；不過用於現代，又添了新一層意思。

如今仍有必要作這樣的引入，《現代漢語詞典》每隔若干年就出一個增補版，增加社會上創造或從外接收的新詞，其中不少是來自外國的，也包括日語詞。

日語的漢字詞，與漢語有親緣優勢，利於借用。不少香港青少年愛慕日本文化，借用日本漢字詞就很自然。但其中有借用得高明不高明的問題。這關乎漢字詞的結構規律。

漢語的最基本語法單位是語素，通常是單字，主要任務是構詞。有些語素是可以單獨成詞的，如書、字、人、前、後等等；有些則雖然有音有義，但不會單獨成詞，而只能其他語素結合才構成有意義的詞，如健、康、基、礎、節、約等等。這些詞的語素有音有義，如「健」字是強健的意思，構詞都與這一意思相關，除了健康之外，還可以構成健體、健全、健壯、健美等詞。通過由語素引起的聯想，不必多作解釋就可以知道構詞的意思，很容易學，甚至不用特別去記、去學。

通過有意義的語素的排列組合去構詞，是漢語一個強大的優勢，除了可以不斷構生新詞外，也非常方便學習。外國人不了解漢語的規律，以為學漢語要學會無窮數量的漢字、漢詞，甚至說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其實，單從認字認詞來說，學漢語比英語等容易得多。常用漢字有三千餘個，即使只懂二千個，已完全可以應付日常的讀書寫作。很專門的詞也是這樣構成的。到醫院去，很專門的中文醫學名詞也大概可以猜想出是什麼意思；英文可以嗎?試想想，二千個漢字可以排列組合出多少個雙字詞、多字詞?一個小學生已不止懂得二千個漢字，完全可以閱讀報紙，如《人民日報》，但美國一個小學生看不懂《紐約時報》。

語素也有多字的，即若干字一起才能構成最小的語法單位，其中的字雖然有音，但沒有義。如伶俐、幽默、蜘蛛、蝴蝶、琵琶、咖啡、艾茲、沙發、克隆、朱古力、烏魯木齊等，是詞，也是語素。

一看可以知道，這樣的詞不少是外來詞，來自譯音，你不能從其中單字語素的字義猜出、聯想出詞的意思。這樣的新詞、外來詞，由於不具備漢語詞靠有意義語素構詞而易學易記優勢，很多不久就失去生命力，由新的、更易接受的詞取代，如電話取代了德律風根，民主取代了德謨克利斯，互聯網取代了因特網。不過也有些很頑固，激光仍然打不敗鐳射，抵制未可取代杯葛。

來自英語的新詞基本上都一起構成語素，較少因為語素的意義而造成誤會(也有例外，如「鐳射」就可以造成很大誤會)。但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如果不明就裡，就常常誤解。例如大出血、無印良品、物語等，既是詞，其實又是語素；可是構成詞的字有音有義，有意思指向，會被人誤會是語素。放題、達人、無料、番外篇，更是如此。

據「狗製陳皮」「開古」(揭開謎底)，「放題」的意思是「任食、任吃」；「達人」的意思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高手、高人」；「無料」原來是「免費」，「番外篇」則是「外傳」。初接觸之下，又怎會想到?

這些詞，沒有起到豐富漢語的作用，只是帶來一些新奇、新鮮感，以至混亂。青少年在使用時可能有種「出位」的滿足感，但傳媒何必跟風?讓青少年自己「貪得意」算了。

這些新詞的命運，相信會同「華秀只狗」一樣，只有失傳。

一個澳洲土著的美妙歌聲

一個澳洲土著男子，自從來到這世界就沒有看到過這個世界的模樣，自幼在一個偏辟的島嶼上生活，至今37歲了。

你大概已在腦海裡勾畫出他的形像了吧?

是的，樣子是個很典型的澳洲土著：黑黑的皮膚，卷曲的頭髮，即使只看五官輪廓，也可以認定是個澳洲的土著。加上木納，不善對話，英語更不行，你更加認定他是個在澳洲長期白澳政策下，難以融入現代社會的不幸者。

那麼，聽聽他的歌聲吧。

可能會像我一樣吧?──是不是弄錯了，播錯了歐美哪位專業歌星的選曲?

但有哪一位歐美專業歌手唱得出這樣美妙的歌曲嗎?更不要說那些澳洲土著Yolngu族人的故事了。

這位名叫的Geoffrey Gurrumul Yunupingu的土著歌手兩個月前才出了第一張個人唱片《Gurrumul》，並迅速打上了流行榜第一位。

這是很純淨的音樂，沒有複雜、刺激的伴奏，只有一個結他，一個倍大提琴，和唱也是輕輕的、簡單的。

Yunupingu是左撇子，最初自學彈結他，拿著普通的結就用左手彈，高低音弦線上下顛倒。給他彈倍大提琴伴奏的Hohnen倒是受過古典音樂的訓練，年輕時玩過樂隊。

接受記者採訪時，Yunupingu怯怯的很少說話，主要是Hohnen代他說：「我們只想做一張真正美麗的唱片，不是時髦的唱片，不是要追逐世界市場的那種唱片，只是誠意的、美麗的唱片。」

同時下其他樂隊或歌手的歌曲相比，你可以批評Yunupingu的歌曲少了什麼「訊息」或激情，他只是淡淡的、幽幽的唱，唱家鄉的事、家鄉的情，似乎不吃現代社會的人間煙火，沒有怨懟、沒有批評，更沒有抗議。

進入這裡http://www.youtube.com/watch?v=x8-YMpYbRqY

回看羅馬俱樂部的警告

麥田裡無聲的海嘯

對於地球資源的消耗，不斷會有科學家出來警告。警告不一定準確，有時似乎落空了，但過一段時間之後，新的警兆又出現，告誡人們不能掉以輕心。

馬爾薩斯曾經預測，人口的增長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不可以趕得上人口的急升，糧食危機因而不可避免。

二百年過去，糧食生產與人口增長的關係並沒有簡單的按照算術級數和幾何級數的發展，尤其是糧食產量的提高遠比人們預期的快。雖然世界上仍不斷有人在飢餓邊沿掙扎，但整體而言，糧食是充裕的，而且過剩。糧價也偏低，很多糧食成為廉價飼料。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戰後的黃金時期，但不少科學家預見到「人類困境」，關心到世界資源、環境、人口、能源、糧食等問題。歐美約三十名科學家組成了「羅馬俱樂部」，從未來學的角度研究世界將面對的困境，發表了連串較為悲觀的報告。報告的權威性，對很多國家的政策制訂產生過不少影響。

當時，還沒有「全球化」這名稱。羅馬俱樂部把研究的問題稱為「世界性的問題」，相信不同國家、社會都要面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報告，是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預言世界不知休止的經濟增長模式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一九七三年，就出現了威脅全球的石油危機，羅馬俱樂部的警告似乎是不幸而言中了。世界震驚，羅馬俱樂部則聲名大噪。

但世界此後的發展卻並沒有循著下滑的軌跡演變。石油危機度過了，各國汲取了教訓，在能源消耗上有所改進，節能提上了議程。糧食產量上升。歐洲和日本此後先後增長乏力，也緩和了對地球資源的壓力。九十年代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突飛猛進，更推動了廣泛的科技革新。資訊科技的一個特點，是資源消耗很小，是所謂知識密集產業。世界看來找到了一條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新路徑。

羅馬俱樂部的警告，看似落空了。人們漸漸淡忘了當年的警告。

可是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惡化卻引起越來越大的擔憂。

最近，新問題出現了，在石油價格急升突破一百美元的同時，爆發了全球性的糧食「危機」。

與三四十年前的世界相比，最大變化可能是：中國與周邊亞太地區的崛起。這意味著，對世界資源的需求極大地提高。當年的「極限」，主要是在歐美為主的巨大需求下形成的；如今，更廣大地區富裕起來，加劇了對地球資源的索求。要知道，後富起來地區的人口，倍倍於歐美；若都倣效歐美不合理的高消耗生活模式，羅馬俱樂部警告的災難會加速形成。

可以說，歐美以前的不合理高消耗，是以其他地區的落後為代價之下出現的。世界沒有再為其他地區的不合理高消耗留下多少空間。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Paul Krugman昨天(2008/04/21)在文章中這樣說：「但這次有點不同了：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把資源有限的地球推向極限，這憂慮帶來的警號，比七十年代來得更迫切。」(http://www.nytimes.com/2008/04/21/opinion/21krugman.html?em&ex=1209009600&en=9e5d51c860f165f2&ei=5087%0A)

新一期《經濟學家》(Economist)也以糧食危機為封面報道主題，題目是「無聲的海嘯」，配上的繪圖是氣氛詭異肅殺的麥田，見之令人寒心。

吳建民談「弱國心態」

昨天買了一本書──《吳建民訪談錄》。

吳建民是中國的資深外交家，從事外交事務四十幾年，當過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駐法大使等，目前是外交學院院長。

他對外交事務的心得之一，是重視交流、溝通(不是宣傳)，用外國人可以接受的語言說話，不要老是講原則、抽象的東西，語言要形象、具體。他當法國大使時，喜歡直接與法國人打交道，每年應邀演講五十多次，包括十幾次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講，即大約一個星期就講一次。他演講不是依稿直說，而是只有個大綱，即席發揮，因為他知道法國人最討厭的是「本頭舌頭」。

隨便翻看，看到兩則讓人聯想到內地最近反法浪潮的內容，在此摘錄供眾友好參閱。

其一：

二零零零年初，吳建民到巴黎大學演講。答問時，有人問：「中國為什麼不講民主?」

吳建民從容回答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然而每個國家對民主的理解不相同。法國的民主思想出現較早，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就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可是你們法國什麼時候給婦女選舉權的？是一九四五年。150年之後，法國婦女才有了選舉權。這就說明，民主體制在你們國家的發展也是有一個過程的。你們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選舉權的，「積極公民」有選舉權，納稅的公民有選舉權；不積極、不納稅的公民就沒有選舉權。這說明，民主在你們國家也是有一個範圍的。

吳建民說，你們走了幾百年才到了如今這個程度，而中國有二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新中國才經歷了幾十年，中國當然有自己的民主歷程。中國的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你們不能拿自己的模式來套中國。我們願意和你們討論民主問題，但討論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不能是老子教訓兒子，否則中國人不能接受！

吳建民反問：「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時候，你們談民主了嗎?」

一席話之後，全場聽眾起立鼓掌。

其二：

吳建民說，中國目前正在高速發展……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發展難免疑慮。要打消這些疑慮，不僅是靠解釋，更要靠行動。尤其要靠中國民眾的行動。如果總懷著一種「弱國心態」，只能是盲目自大、失去朋友，增加中國在前進道路上的阻力。對於「弱國心態」，他歸納為四點：

──非常著意別人的評價，對表揚喜形於色、津津樂道，對批評非常介意，不能冷靜反思；

──喜歡炫耀、誇大成績，不能實事求事；

──對自己的毛病輕描淡寫，甚至加以掩蓋；

──對別人缺乏包容心，對自己卻很放縱。

吳建民說：「這種心態的產生是有原因的，中國過去是一個強國，是由強轉衰的，被別人欺壓了上百年，現在正由弱變強，這就造成了中國人的複雜心理。」

他說，要克服這一心態需要很長時間。中國知識界也有責任引導民眾克服這種心態。

「華秀只狗」肯定會失傳

不久前在報上看到一篇小方塊方章，題為《廣東話失傳》。作者是曾當記者、目前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導師的陳惜姿。文章內容，主要是從她的學生不懂廣東話「狼過華秀只狗」是什麼意思，感喟廣東話有失傳之虞。

廣東話的確面臨著一些演變上的難題，值得有心人去費心，但是「狼過華秀只狗」之類熟語、偈後語之失傳，則是必然的，不必為了保留而太費氣力，雖然它們的消失有點令人惋惜。

語言總是不斷演變的，任何語言都一樣，是文化生態上的新陳代謝。這意味著有新的字詞、句語、語法加入，舊的淘汰。字詞、句語、語法都與時代有千絲萬縷關係，時代變，字詞、句語、語法也必然會變。熟語、偈後語相當多是當代的產物，反映時代面目，有變化，有新陳代謝也就不足為奇。

我們現在說的廣東話，主要是廣府話，本來流行於廣州一帶，再擴散到香港，因此有著很濃烈的「省城」特色。所謂省城，就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廣州，它的市民很大部分是從珠江三角洲農村、鄉鎮「入城」的移民。廣府話大量吸收了珠三角各地粵方言的用語，其中不少很有農村、鄉鎮特色。當時的廣州雖已儼然是大商埠，但本身也帶有鄉村色彩，語言中也就少不了鄉村特色。

「華秀只狗」的準確出處已是不可考，有說清末源自佛山，有說源自番禺。這句熟語不涉及重大的環境變遷，但既然華秀不再風光，流行了上百年，口語上少用少說不奇怪。更多涉及當時當地環境(生活、居住、經濟等方面環境)的用語，因為環境大變，就更加少人說了。例如這些偈後語：

床下底「破」柴──包撞板

撒地溪錢──引死人

瓦封領──包頂頸

順風屎艇──又長又臭

密底算盤──冇漏罅

紐紋柴──搞唔掂

又如熟語：

擔(陰平聲)擔(陰入聲)唔識轉膊

人多煠狗唔腍

這些都涉及已消失或瀕於消失的事物、行為，年輕一輩難於理解。這些話上一輩已少說了，下一輩不明白、不再傳承是必然的，儘管話句非常精彩、傳神夾幽默，如「順風屎艇──又長又臭」，適當時候來一句──假若聽者對屎艇有真切印象，真可以一句頂一萬句。但現在到哪裡找屎艇?連算盤都幾乎絕跡了。

至於「好過中馬票」、「食皇家飯」等，雖然是香港土產熟語，也因為事過境遷、時移勢易，也不可避免要受淘汰。

今日《明報》之「聞風筆動」欄有一句「蜑家雞見水──睇得唔飲得」，相信也是陳惜姿很多學生不明白的，因為不知道蜑家是什麼。香港仍有少量水上居民，但也少稱為蜑家了，連珠三角也不會再有多少這種浮家泛宅的居民。

如今，廣州面貌大變，周邊珠三角鄉村城鎮面貌變化更大，用語變化是必然的。香港也在大變，語言又怎能不變?語言學研究的就是這些變化現象中的規律和背後的意義。其中也包括語音的變化。有些所謂專家不接受這樣的變化，而堅持粵音要以千年前的中原語音為準，是所謂「正音」，千方百計要人香港人復古，是很可笑的。其凶相，可否說「狼過華秀只狗」?

「分享」與「窩心」

我一直認為，香港人對「分享」一詞的使用，大部分是用錯的。林燕妮日前在《明報》的專欄中也談到了，說得很對。

她舉了這樣的例子：我跟你分享我離婚的痛苦；我跟你分享喪妻之痛；我跟你分享讀了副學士的慘情；我跟你分享我所居住那大廈的火災情況。

類似的說法，幾乎每天都可以從電台、電視聽到。出席什麼集會，沒有不可以摘下幾個誤例的。

林燕妮認為，「享」該是享受、享樂，這是可以分享的；但痛苦、慘情怎可以分享呢?要分的話，只可以「分擔」。

「分享」是香港近年出現頻率很高的流行詞。「分享」二字的濫用，顯然與英文share 的普遍使用有關。Share兼有中文「分享」和「分擔」之義，但移植到中文，分享、分擔不分就大誤了。

「分享」的另一誤是經常沒有「分享」的對象，例如說：

──現在我們請某某生生出來分享他的難忘經歷。

要分享，總得有對象，一個人怎麼分享?

有時還應分清楚，誰分享誰的。「若有更多建議，歡迎致函來分享。」讀到這樣的句子，你只感覺到作者思維的混亂，不知道什麼是可以分享的，不知道誰分享誰的。

還有一個最近忽然相當流行而據我所見都是錯用的詞：窩心。「窩心」錯得更離譜，負面意思變作正面意思了。

專欄作家誤用，廣告似乎受此影響，也「大大隻字」的錯用。香港話劇團上演喜劇，說是「窩心喜劇」；一套西片跟風，也自稱「窩心喜劇」；一家什麼食肆的電視廣告，說是「窩心之選」。

我不知道他們心目中的「窩心」是什麼意思，但總該是正面的意思吧?不然宣傳什麼?但都與「窩心」原來的意思完全搭不上界。

「窩心」，據《現代漢語詞典》，是方言用語(相信主要用於北方地區)，意思是受到委屈或侮辱後不能表白或發洩而心中發悶。

在標準漢語中，「窩」字開頭的構詞都偏向負面，例如窩火、窩囊、窩藏、窩憋等，窩心也不例外。

每次在香港印刷品上看到「窩心」兩字，都刺眼而窩心，於是在這宣洩一下。

愧對古代奧運

中國在「文革」時有一句時刻都要緊記的話：突出政治。

於是「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至時時刻刻都要講，早請示，晚匯報。

這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噩夢，把人的神經都繃緊得像弓絃一樣，全國最終瀕於崩潰邊緣。

但世界就是這麼奇怪，當中國把這個噩夢甩掉之後，「突出政治」這魔咒卻被別人接了過去，非要把它強加於中國不可。

這就是最近奧運聖火傳送與西藏事件糾葛擾攘，在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個背後事實。

政治的最通俗解釋是「眾人之事」。既是眾人之事，成為全世界盛會的奧運會，又怎能與政治劃得清界線?要把政治摻和進奧運，似乎有「大條道理」。現代奧運也因此幾乎每一屆都涉各種各樣政治問題，輕者杯葛，重者殺戮。冷戰時代如是，後冷戰鎮時代亦如是。奧運的和平精神不斷宣揚，但就是樹立不起來。

現代奧運與古代奧運是分不開的，之所以要恢復奧運會，目的不是找個形式去進行世界規模的運動會，而是要繼承中斷了一千多年的奧運精神。

奧運不是簡單的體育比賽，而是有著豐富思想內涵的活動，在古希臘更加是與宗教密切關連。它有一套嚴格的儀式，以使追求的目的神聖化，其中包括聖火的傳遞，通過嚴格的取火程序，以示聖火來自太陽神。聖火傳遞所到之處，傳播的就是神的意旨：和平──放下武器，放下一切歧見，那怕是暫時的，來參加運動比賽，以和平的方式，在運動場上，而不是在戰場上較量。

在希臘天后赫拉神廟前舉行的奧運聖火點燃儀式。

現代奧運與古希臘的宗教無關，但有意識地繼承了聖火傳遞的形式，目的是把奧運精神神聖化，以聖火和聖火傳遞作為奧運精神的最高代表。

古希臘是城邦社會，各個城邦之間競爭和衝突強烈，戰爭不斷。

但令人驚嘆的是，古代奧運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公元776年至公元393年，凡一千多年，沒有中斷過！

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這個奇跡能夠發生，主要原因相信是古希臘人都不失對和平的嚮往，都期望和相信奧運可以促進和平、催生和平，所以願意每四年一度在這段日子裡放下一切分歧，享受難得的和平──「神聖任戰」，儘管彼此還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分歧。

我不相信古希臘的政治紛爭、分歧比現代社會少，但我很難不相信古希臘人的政治智慧比現代人高。

這真是人類的悲哀，人類社會演進了一千多年，科技、物質成就大得叫人咋舌，但政治智慧反而倒退了。

最大的證據的是：古代奧運舉行了一千多年未曾中斷過；而現代奧運過去一百多年便停辦了三次屆，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辦了一屆，又在第二次世界大單停辦兩屆。

古代奧運要「神聖休戰」，而現代奧運卻杯葛不斷，偏要把政治分歧凌駕於奧運之上，甚至要搶奪傳播「神聖休戰」訊息的聖火火炬，要用滅火器去熄滅聖火。

這是對奧運精神可等的褻瀆和侮辱！

而這竟是假民主、自由、人權之名以進行。

真疲累，難道就不可以閑一下，少講點「政治」嗎?

奧運聖火的傳遞看來對現代社會很有必要，只是，不要徒具形式，而要弄清楚形式背後的意義和傳遞的訊息──和平！追求和平！

基辛格看中國式思維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接受記者訪問說，「中國式的思維非常善於戰略規劃」。這或許可以說這位外交家通過戲劇性秘密外交打開紅色中國緊閉大門，與中國打了三十幾年交道、訪問中國幾十次後的一項重要心得。

所謂戰略規劃，就是從長遠、全局利益作出的規劃，是宏觀的規劃。與之相對的，是短期、局部、微觀的部署。

基辛格並說，據他的觀察，中國領導人對自己的目標很明確；制定了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然後朝著目標前進。

有了戰略性的規劃，不能沒有戰術性的行動。這方面，很大部分由民間去承擔。

基辛格指出，中國人具有巨大的主動性，使民營經濟的發展勢頭大得令人難以置信。於是：「良好的戰略規劃加上民營經濟的主動性，促進了中國的高速發展。」

他說：「中國取得的成就需要有對自己的國家忠誠而又願意艱苦工作的人民，而這兩點，並不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都具備的。」

基辛格說：「這是一種很少有的組合。」

中國改革開放已三十年，一個世代的時間。中國會為此進行大規模的紀念和總結，國際間一定也會從各方面進行大量的思考和論述。基辛格之言不是為此而說的，但看來是對中國三十年來翻天覆地變化之謎一個很好的解答。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國際間受到不少批評，被指「不民主」等等。而基辛格讚揚的「善於戰略規劃」，卻恰恰是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之下的特殊產物。在政權不斷更替之下的國家，很難想像能夠有足夠長遠的規劃，和堅定不移的推行。

這不只關乎政治制度，還關乎基辛格所說的「中國式思維」。

政治人物大多偏向於從政治角看問題，比較少從文化、哲學角度去考慮，像基辛格這樣從思維方式去看中國問題是比較少見的。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中國式思維或者東方式思維的存在，只知道思維嘛，就只有西方的一種，是源自希臘的思維方式──那是最理性的、最合理的。他們覺得，西方世界自啟蒙時代以來的成就，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每個人都可以伸手可及的科技成就，理所當然的證明，西方式思維是絕對合理的思維方式。

但很多關心人類社會前途的人不約而同地，從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美國化)現代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如人的關係疏離、犯罪、吸毒、環境問題等，看到西方式思維的弊端和不足，而從中國或東方式思維中找到可以補其不足的希望。

例如以東方思維中「最有典型意義」(中國大學者季羡林語)的天人合一思想去重新看待人與大自然──mother nature──的關係，從根本去解決環境保護問題，避免人類的「集體自殺」。季羡林近年對東西方思維方式之不同很有興趣，在《季羡林談國學》一書中有不少論述。

但全球化也使人們看到，世界大同不是不可能的。

有這樣的對話：

「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

「從(中國)兩千年來保持統一的歷史經驗看，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你這一說法，在考慮今後世界問題時，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

進行對話的，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如果基辛格也加入對話，說不定有新的火花。

基辛格在上述訪問中並說，如果誰在一九七一年他最初秘密訪華的時候，告訴他三十年後的中國將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他肯定認為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中國，也沒有誰會相信這是可能的，那怕是鄧小平──他還要再等兩年才獲毛澤東重新起用。

往後的中國和世界會怎麼演變?沒有人說得準，但中國式思維、東方式思維肯定會更加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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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看本網誌三月十一日《東西文化之差異》一文。

你可以「豪」得全屋鋪上「紫檀」地板

香港公園把Pterocarpus indicus這個樹木的學名譯為「紫檀」，並不準確，起碼是誤導性的。

這不奇怪，因為《辭海》也是這樣說的：「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亦稱青龍木，豆科。」

這個學名應當譯為「印度紫檀」，其中Pterocarpus是植物學分類中的一個「屬」，即紫檀屬，這不是一個樹種，而是一個「屬」的統稱。紫檀屬之內究竟有多少種樹，現在還沒有一個確數，可能有七十幾種。

但即使是譯為「印度紫檀」，也還是有很大誤導性，因為很多人知道，紫檀與印度有很大關係。既然是印度紫檀，那很可能就是真紫檀了。

多年前，曾走進上海街一家專賣硬木傢私的店鋪，見到多件紫檀的雕刻，於是與店主聊起天來，希望了解一下有點神秘的紫檀的情況。店主興之所致，從內鋪捧出一根紫檀原木來：口徑湯碗大，約齊肩高，木心如人們常說的形成空洞，顏色烏黑。店主說，就這一根原木紫檀，價值三十萬港元。木頭已放置多年，因為貴重，一直未敢動手施工，要待思量得非常透徹，才會下手。

據說，當時能得到的紫檀新材都只會這樣大小，因為木材都是從印度走私出來的，沿路豎著由腳伕扛在背上運輸，木材太高大，背不動。走私沿途，有人拿著槍押運。

於是「印度紫檀」一名難免會使人聯想到與明清紫檀的來源相同。

據《紫檀》一書說，「印度紫檀」也叫檀香木，不過是花梨木的一種。而明清傢具所用的紫檀是Pterocarpus santalinus，正確的中文譯名是「檀香紫檀」。紫檀屬七十多種樹木中，也只有「檀香紫檀」是真正的紫檀。

而「印度紫檀」在東南亞各國很常見，自上世紀十年代引入到海南島、雲南、廣西一帶，目前三亞、海口大量種植為路樹。

《紫檀》一書的作者周默據說「沉潛優游於紫檀之中數十年」，不但是紫檀的玩家，還從植物學角度對紫檀有深入研究，甚至多次進入印度南部紫檀的產區考察，搜集第一手資料。他研究了大量中國古代關於紫檀的論述，也接觸了外國這方面的研究。《紫檀》一書因此被譽為中國「第一本系統考察紫檀歷史和藝術之著作」。

這書一個可貴的地方，是既有實地的考察介紹(包括照片)，又有對各派見解的對照、勘誤，還有植物學的分析、數據(如各種木材的氣乾密度)。

人們過去對紫檀認識不足，有古時候資料不完備、科學研究不足的原因，以致近世很多專家包括植物學專家對紫檀也有錯誤見解，即使明清傢具大家王世襄也難免出錯。到了近年，很多錯誤根本就是商人有意渾水摸魚，魚目混珠的刻意所為了，當然也很可能是他們根本就不懂。

例如到出售木地板的店鋪走一走，你會很容易發現有「紫檀木地板」，產地據說是巴西。但千萬不要以為你可以「豪」得全家鋪上紫檀地板。

幾年前，我在一個木刻書法家的展覽會場上看到，鐫刻的對聯很多標明是「紫檀」的，我大為驚奇。後來偷偷掀起一看，才發覺是地板木。再到地板店鋪集中的洛克道一走，發覺「紫檀」真不少。有良心的店員會告訴你，所謂「紫檀」，不過是「紫檀」色而已。這些木板的表面都處理過，上了漆。如果是真紫檀，上這樣厚的漆就真是曝殄天物了。木倒是不錯的硬木，比重很高，也不貴。買些散件刻上字掛起來，字不用上色也很好看，因為漆面是深啡色偏紅，而雕上的字露出淺得多的原木啡色，對比鮮明。於是，我也買了一些刻製自用，或者送人。

這是我用所「紫檀地板」木塊雕刻而成，高29.5英寸， 寬4.75英寸。刻文是《道德經 》句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拈花佛手購自石灣。

局部放大後，木紋可以看得清楚些。

(紫檀，下)

香港也有紫檀樹?



《紫檀》，周默著

香港也有紫檀樹嗎?或者說，香港見到的紫檀樹的木材，就是人們心目中的紫檀嗎?

這個疑問困擾我頗長時間，一直找不到答案。直至上月在復活節期到廣州一行，意外地買到《紫檀》一書，才算解答了這個疑難。

書不是在書店或書城買到的，而是在大新路的七律樂器店買到的。作者周默，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書是出年十月出版的，今年一月已第二次印刷，可見受歡迎。得到這書，可說是廣州之行的最大收穫。

 

樂器對木材用料的要求很高，近年隨著人們對樂器的要求提升，對樂器的用料越來越講究。早些年，聽說有紫檀二胡，非常驚訝。現在，紫檀二胡似乎並不罕見了。《紫檀》一書因而放在樂器店發售。

根據過去的印象，紫檀非常貴重，以至有「一両紫檀一両金」的誇張之說。事實上，市面上見到確有保證為紫檀的紫檀器件，都價值不菲，一個筆筒，可以叫價以萬元計。

紫檀除了價昂，還有一定神秘性。曾經有說，經過明清以來中國大量採購，紫檀在幾百年濫伐之下，經已絕種、或瀕於絕種了。而它的產地，過去多籠統的說是南洋。但市場近年又出現了不少紫檀製品，又有所謂紅檀、黑檀、綠檀等品物，原料據說來自印尼、非洲、南美等地。究竟這些檀木與紫檀是什麼關係，與明清傢具的紫檀是不是一樣，令人樸朔迷離。

還有，紫檀既然罕有，怎麼香港的公園裡會有紫檀樹?維園有，香港公園也有，樹上都有醒目的標誌寫著「紫檀」。維園的一棵樹齡較淺，樹幹碗口大小；香港公園的一株的樹幹已盈尺。政府總部外面的一株更粗壯高大。動植物公園據說也有。

據香港公園那一棵紫檀上的標誌牌，那是Pferocarpus indicus (Burmese Rose wood) (Pferocarpus 當是 Pterocarpus)之誤，屬蝶形花科。

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樣，對於這些紫檀是不是人們心目中的紫檀心裡狐疑。政府總部外面的紫檀和香港公園裡的紫檀年前都在颱風中斷了臂，也一定有人如我一樣心痛。



香港公園的「紫檀樹」

「紫檀樹」斷臂後留下的疤痕

據查看的資料，Pterocarpus indicus是東南亞各國相當普遍的樹種，但資料都解決不了它是不是人們習說的紫檀的疑問。

讀了《紫檀》一書，這疑團才總算解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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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月十日發現，《紫檀》已在三聯亮相出售了。

(紫檀，上)

七絕 清明

又是清明時節，家門前從民俗插上柳枝，依依輕垂，醞情無限。俗語云，「無心插柳柳成陰」，以言楊柳隨水而活，富於生機。數年前曾在清明後置柳枝於種有睡蓮的缸中，不幾日，竟見根芽萌生，因以轉植泥中。柳枝輕易成樹，高及十尺。陽台因而可見柳條之婀娜姿容，每有微風輕拂，體態撩人。惜後遭惡風摧折，柳椏開裂，至「半身不遂」，最後被迫連根掘起，至今猶存根幹也。

門前插柳意盈盈，

嬝嬝婷婷弱不勝。

猶記無心曾結蔭，

春風吹綠滿園情。

08/04/06

我比他們更悲哀

曾經得到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報業前輩這樣提點：新聞要注意準確性，若有懷疑，不妨對照西方通訊社和大報的消息，因為它們有嚴格的專業守則，而且非常重視自己的聲譽，消息的準確性較高，不會輕易出錯。

大意如此。

根據過去的經驗，這論斷也是成立的。相對於香港的中文傳媒，西方的大型傳媒不論是電子傳媒還是印刷傳媒，都有嚴謹得多的專業操守、深邃得多的識見，和廣闊得多的眼界。

但最近觀覽西藏件的報道，真令我開了眼界，使我對西方傳媒的評價大打了折扣。

對事件的錯誤、失實報道一再出現，廣及歐美的主要傳媒，如BBC、CNN、《華盛頓郵報》等，還有德國的多家媒體。其犖犖大者集中在照片的處理上。

有把尼泊爾的街頭鎮壓栽贓為中國軍警所為，有把中國軍警救護藏人傷者硬說是拘捕藏人，有故意把照片中的打砸暴徒剪裁掉以突顯中國軍警的「鎮壓」，等等。

在突發性新聞上，照片有強大的說服力，有道「一照片勝一千言」。

但若有人故意拿照片弄虛作假、散播流言，其惡劣程度往往勝千倍。

這些照片是從哪裡來的?

有以下可能：一、來自有關傳媒的前線記者；二、來自通訊社；三、來自非專業人員，其中有兩種，一是遊客，二是有意製造假像的團體或個人。

照片若是出自有關傳媒前線攝影記者之手，他們身處現場，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照片說明不該張冠李戴，更不會時空錯位、身在加德滿都而自以為到了拉薩。照片說明的錯誤若是出自記者之手，飯碗一定保不了。如果事件真是突發的，有關傳媒也未必有記者剛巧到了現場。這個可能性不高。

照片若是來自通訊社，說明也是出自通訊社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如此一來，出錯的就不會是一家傳媒。而且通訊社的編輯不大會犯這樣低劣的錯誤。但照片來自通訊社、說明則不是原來說明的可能性很高，傳媒編輯是經常會為照片另撰說明的。

部分照片很可能來自非專業人員，這樣，照片說明的「可塑性」就很大，照片提供者若是遊客，不會寫出完整的說明，說明會出自編輯之手；照片提供者若另有目的，即使不寫出完整說明，也會故意誤導編輯進入誤區。

根據以上分析，「錯誤」可能是這樣出現的：一個可能是編輯從記者或通訊社得到照片之後，自行撰寫出與事實不符的說明，甚至不惜剪裁照片，以自圓其說。另一個可能照片由非專業者提供，而且很可能有意誤導，而編輯未加嚴格分析、辨別即信以為真。

這兩個可能性都存在，但更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編輯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

我認為唯一的解釋是偏見，是偏見一葉障目，使他們迷失了理智。

偏見源自無知，對西藏歷史的無知，不要說自漢唐以來與吐番的關係，就是一百年前英國對西藏的侵略，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農奴制度，大概也是茫然無知。

《纽約時報》上曾有文章質疑，支持達頼喇嘛的人難道不知道他們支持的不僅是一個宗教領袖、而且是一個「國家元首」嗎?一邊主張民主，一邊又支持這樣不民主的領袖不是很矛盾嗎?

這是最近西藏事件發生之前的文章。

偏見也源自對西藏一個虛幻的情意結，可以稱為香格里拉情意結。

西藏是令人嚮往的，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片淨土──大自然的淨土、心靈上的淨土。那裡絕少「文明」社會的污染，山山水水，人畜草木，都純淨得天堂一樣。縱觀人世間，這裡彷佛是最後一片可以逃避現世紛擾的土地了，何況又那麼充滿異地風情、神秘色彩。

對在工業文明、或有人理解為後工業文明社會中掙扎的西方人來說，這淨土尤其是可貴，當這樣一些人受到某些佛教、即使是瑜珈言行的吸引時，西藏就更加神聖化起來。

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說《失落的地平線》，相信對這種情意結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這使很多西方人以為，小說中神秘而完美得像天堂一樣(那裡的人青春不老)的桃源仙境──香格里拉，就在西藏，或者就是西藏。

於是，對西藏的任何觸動，都可以被視為對他們心目中世外桃源的破壞。這樣的情意結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西藏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爆發出來。

於是，各大西方傳媒的編輯們都不約而同的弄虛作假、歪曲事實、栽贜嫁禍起來了，而且做得「理直氣壯」。

至於那些政客，更不是無知而已，根本是項莊舞劍。

我寧肯相信這樣的偏見不是真的，寧肯相信這些大傳媒的編輯是真正有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因為我們的很多資訊是由他們提供的。他們的誠信讓我失去信心，我比他們更悲哀。

超英！趕美?

中國在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提出過一個口號：超英趕美。

歷史證實，這不過是當年浮誇風之下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世事不會總是一個老樣子。黃河邊上的老鄉早就在黃土地上參透了世事變幻的規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經過幾十年的掙扎、奮鬥，這個官方早已放棄的口號，卻悄悄地走向實現──至今，已實現了一半。

中國是在二零零六年在國民生產總值上超過英國的，之前已超過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國。在被稱為富人俱樂部的G7國家當中，前頭只剩下德國、日本和美國。

國際間，猜測中國什麼時候可以上美國，已是多年來的話題。按照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每年平均9.7%的增長速度，趕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很多人估計是二零二零年、二零三零年之類。

最近，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著名的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發表了一個大膽的預測：二零一五年，中國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二零一五年，距今只有七年，消息有點來得猝不及防。

Angus Maddison今年已82歲，是一位世界經濟史專家，專長於歷史的經濟數據整理和分析，近年來特別專注於中國經濟研究。他最新的一本著作，是《中國長遠的經濟表現，公元960-2030》(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由於中國市場的吸引力越來越大，Angus Maddison書中的觀點大受關注，並因此被邀請到世界各地演說。其中一次演說的題目是：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960-2030 AD(键入http://www.confuciusinstitute.se/download/Script0fTheSpeech.doc，可看到演講稿全文)。

Angus Maddison

Angus Maddison通過大量數據解說中國在這一千零七十年間的興衰跌宕，據他的劃分，凡六次。第一次，橫跨宋元明，這時間主要的特徵，是中國從世界最強國的地位走向衰落。分水嶺，可能是在七下西洋的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自此退出海洋，實施「海禁」，「片帆寸板」不得下海。二百四十多艘船艦、二萬七千多名船員的一支遠洋艦隊瓦解了。世界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再出現這樣規模的艦隊。

中國實施「海禁」後數十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也開始了歐洲雄霸世界的時代。彼長此消，中國此後數百年的沒落開始了，雖然期間有過康熙至道光的輝煌。

在Angus Maddison劃分的中國的第六次轉變(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三零年)中，中國將重新登上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期間，會在二零一五年超過美國。到時，中國的生產總值相當於美國的107%，日本的394%。

值得注意的是，Angus Maddison 強調，他的預測是根據比較保守的數據推算而得的。他假設：中國自二零零三至二零一零平均年增長5.6%，二零一零至二零二零年是4.6%，二零二零至二零三零年是稍高於3.6%。現在我們卻見到，中國仍在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長。這就是說，他預測的事情，很可能提早出現，不必待到二零一五年。

以人均計算，即使到了二零三零年，中國經濟水平也只及西歐和日本一九九零年左右的水平，比起美國就差得更遠。

可堪告慰的是，中國的人均生產值到時會比世界的人均水平高很多。國民生產總值則會接近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與人口比例差不多，也就是說，佔世界人口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總算對世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看待中國問題，有一個觀點是不可忘記的：不管成就多大，除以13億就不大；不管難題多小，乘以13億就不小。

儘管如此，中國超美之後，整個世界的政治、權力格局會大不一樣，世界很多事情都會因此發生質的變化。

從歐美國家政客近日就西藏問題作出的反應，你可以想像，他們或多或少已從正面或反面感受到未來幾年世界格局變化將帶來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