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與「沒有中國化的日本」

自從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的論點在國際間受到廣泛關注。這是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說是東歐集團的瓦解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制度是終極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之大勢所趨，社會制度的歷史發展到此為止了。

這受到廣泛抨擊。福山後來也覺得把美國抬舉得太高了，尤其是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徑醜態百出之後。他寫了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美國在十字路口)一書反省，日本的譯本卻意有所指地定名為《美國的終結》。

與那霸潤在《中國化的日本》中認為，不但福山的反省「太晚了」，他對「歷史的終結」的認識也「太晚了」，「其實，歷史(人類的進步)早在過去就已終結了……早在一千年前的中國就已經出現了。」他說的是宋朝的中國，因為「宋朝開始實行的社會體制，不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以外的)世界，一直持續到今天。」在這種社會體制中，中央集權、經濟放任、科舉取仕(不問出身、擇優取錄)、身份自由……，是一種「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這是從日本的特殊國情下觀察中國和世界得出的結論；日本長期以來與外面世界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促使學者有所反省。與那霸潤把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對比，提出了五方面的對立。

在中國，一、權威與權力一致(皇帝不但是名義上的權威，也掌握實權)；二、政治與道德一體化(在儒家思想下，政治的正確性與道德的正確性一致)；三、人民地位一貫上升(科舉取仕，使平民百姓可以向上流動)；四、由市場形成流動性(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解體，出現自由的工商業者)；五、人際關係網絡化(有利訊息流通)。

相對之下，日本的情況是：一、權威與權力分離(歷史上，權威者如天皇與掌握權力者如將軍各有其人；至今在政經領域，出頭露面者不掌權，掌實權者居於幕後)；二、政治與道德分離(協調利益是為政者的主要任務，毋須向局外人講道德理念)；三、人民地位一貫低下(從古至今，有能力者不一定能有權力、地位；對於知識分子地位低下，誰也不覺得有問題──與那霸潤自稱除外)；四、農村模式靜止不變(區域社會牢不可破，抗拒自由競爭帶來的社會流動性)；五、人際關係共同體化(某個時點歸屬於某一個「集體」〔如企業〕的意識優先於歸屬於家庭、宗族)。

這是頑固的制度和行為模式。與那認為，今日日本的原型，相當程度上從日本戰國時代就形成了，江戶時代是把那些特徵全部繼承、深化、定型的時代。明治維新也沒有改變這些特徵，現今「自民黨、民主黨都是戰國大名的後裔」。

戰國大名的使命，不是電子遊戲中的「統一天下」，而是保衛領地，保護把自身安危「委托給上面」的民眾。至今，日本政客為自己的選區建設公共設施，是為當然，屬於社會共識。西方的城堡是貴族的私產，大名的城堡卻是「公共建築」，萬一發生大名之間的戰爭，是大名子民的避難所。福島「三一一」核災難之後，災民乖乖地到現代城堡──小學、體育館之類──等待救援，秩序之井然讓世界瞠目。這其實是大名傳統的遺傳。

《中國化的日本》很值得一讀，有助了解日本，也有助了解中國。不過，書名似乎應該改為《沒有中國化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