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朝，評價何其懸殊

《清明上河圖》局部

對於宋朝，人們有很不相同的評價。它雖然由軍人出身的趙匡胤開創，但重文輕武，有過《清明上河圖》展示的盛世，即使南宋偏安，也有臨安(杭州)的繁華，但長期在外患的陰影中度日，甚至有皇帝被擄的「靖康恥」。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因而指出：「在我們要講的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裡，宋是最貧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宋朝之強與弱、優與劣都很明顯，很不相同的評價由此而來。即使同一個學者，從不同角度去看，結論也很不相同。錢穆在《理學與藝術》一文中又說到，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重要的是宋代。這偏重於文化藝術角度。胡適甚至把宋代比作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時期，稱之為「革新的世紀」。

黃仁宇的評價也很高，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北宋時期中國仿佛進入現代物質文化蓬勃發展。開國君主趙匡胤打破傳統中國作風以務實的態度從事各項政經改革；神宗時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圖以現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國家，其目的無非都是想借由經濟力量支援國防軍備，以應付來自遼和西夏的威脅。但當時社會發展尚未達到足以支持這項改革試驗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為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朝代。」

宋代制度一個備受今人批評的方面，是君主專制、君主集權，以至君權獨裁。宋代這一變化，是吸取了晚唐地方分權、軍閥割據而進行的。宋代理學興起，強調士大夫要絕對忠君也為人詬病。但在君權集中的同時，君權的限制也在加強，君主要按「祖宗之法」辦事，又有所謂「正君心」。

於是，宋朝的一個亮點正是政治比較開明，被譽為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內地學者鄧小南在對部級領導幹部進行的講座中講宋朝的祖宗之法與政治，講到當時的夫大夫政治指出，「唐宋八大家」之中，唐人只佔兩家，宋人佔了六家，且都不但活躍於文壇，還活躍於政壇，在政治上有突出建樹，推動過不同的變法；相對之下，唐代少見由士大夫主動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

宋代的士大夫都是科舉出身的，而科舉正是宋代變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科舉發軔於漢代，但直到宋代，才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使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向上流動，促進了社會穩定。嗣後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過書、或有讀書但未做過官的「寒門」出身的。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認為中國「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在日本，近代或近世即 modern，我們稱為現代；近世是 early modern，即「初期現代」，或「現代前半期」。

昨日提到的與那霸潤的《中國化的日本》一書更明確指出：「世界上最早進入『近世』的地方到底在哪兒?──江戶時代的日本?當然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完全不對。正確的答案是：宋朝的中國。」

而且：「宋朝開始實行的社會體制，不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以外的)世界，一直持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