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粵語語音的研究

在這幅外銷畫裏，老西關街景栩栩如生，
洋人正在精心挑選中國商品。

一位認識不久的朋友在香港一家大學研讀語言學，本科畢業後又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我一直想知道朋友具體研讀些什麼。日前在一個音樂會中同在後台候場，有機會攀談，才知道朋友正在研究十九世紀的粵語語音。

語言學的研究範疇很廣，朋友簡單地說，可分為兩塊，一重於語法，一重於語音。到百度搜尋知道，廣義的語言學包括語文學，研究語言在某一時期情況的，叫做共時語言學；研究語言在不同時期所經歷的變化，叫做歷時語言學；此外還有普通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類型語言學、對比語言學、微觀語言學……等等，細分之嚴密，在我想像之外。

這位朋友是客家人，粵語不是她的母語，是從內地到香港讀書的。年前初認識她時，她說不上多少粵語，現在已說得不錯了，對話不成問題，這進步或許與她研究語言學有關。她現在研究的竟然是粵語，而且是十九世紀的粵語，期能從中揭示粵語百餘年來的變化。

百多二百年前的粵語，沒有錄音材料，從哪裡着手研究?原來有相當豐富的書面材料，就是來華外國人編寫的粵音字典，還有《聖經》。

來華西方人的先頭部隊是傳教士，他們之中很多有語言學知識，務求盡快學會目標傳教地的語言，編寫出實用的字典、福音書、翻譯《聖經》，以方便自己和後來傳教士去傳教。

這讓我想起讀過的《別睡，這裡有蛇》(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這是美國語言學家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到亞馬遜叢林與皮拉哈人(Pirahas)生活三十年後寫成的書。艾弗列特的「正職」是傳教士，書中既介紹了這個原始民族的語言、生活特點，也講述了他作為傳教士遇到的文化和思想衝擊。他到叢林去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學會皮拉哈語，創作出皮拉哈文字系統，然後編寫傳教材料。這些他都做到了，做不到的是，無法讓皮拉哈人信教，反倒是他受到感化，放棄了自己的信仰。

到廣東一帶來的傳教士也在學會粵語之後編寫出不少東西來，不管它們在學術有多少成就，經過近兩世紀之後，已成為十分可貴的研究材料。中國在韻書編寫上有近二千年的歷史，最早的韻書是三國時期李登編著的《聲類》和晉代呂靜編著的《韻集》。這主要紀錄中原地區的音韻，專門紀錄粵語音韻的則不多。傳教士編寫的字典因而有很重要的補遺意義。

黃錫凌在《粵音韻匯》中的〈廣州標準音之研究〉一文中說，粵音編成韻書的，有周冠山的《分韻撮要》，大概根據南海順德的方音編成，與廣州標準音有距離。後來英國人S. W. Williams 據之寫成了Cantonese Tonic Dictionary (1856)，E. G. Eitel 再據之寫成《中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後又有Tipson 修正當中謬誤寫成Cantonese Syllabary Index (1917)。

朋友接觸到的材料應當更多，據說，其中有些讀音、說法，如今已不知所云了。的確如是，香港的「粵語殘片」不過是五六十年代拍攝的，其中不少用語，例如「返歸喫(jaak3)飯」(回家吃飯)這樣的話，日常已難得聽到了。

(十九世紀粵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