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理性非理性」下的民主

古希臘文明對人類的一大貢獻,是發現人有思想法則,據此可以發現「理」,掌握「理」,這能力就是理性。西方把理性用於自然,產生了科學;用於經濟活動,產生了市場經濟; 用於管治,產生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些都基於人是理性的設定。

可是人是不是如設定的那麼理性? 人有可貴的思辨能力,同時又受利益、欲望的驅使,一點蠅頭小利也可能讓人見利忘義。何況,思辨理性不如人們想像的可靠。思辨理性用於數學只會得出一個答案,但用於人的行為會得出不止一個答案,而且答案只是「可能」,不等於真實。 近代的研究發現,人有理性,同時亦有不理性。行為學研究的非理性行為,有些很古怪,但亦會看來「正常」得很。商人最懂得操弄人的非理性弱點,讓你家裹堆滿各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這些大家都存在的非理性可稱為「理性的非理性」,是受到各種利益左右、自以為是的非理性。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卡普蘭 (Bryan Douglas Caplan,George Mason 大學教授) 二零零七年出版了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理性選民的迷思) 一書,說的不僅是行為經濟學,也是公共經濟學,尤其是關於共眾選擇的理論,從人的理性非理性去探討為什麼西方民主社會會選出不稱職的領袖,進而制訂出壞的經濟政策。《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曾譽之為當年「年度最佳政治類書籍」。


他認為西方選民非理性基於四種偏見: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製造工作位偏見、悲觀偏見。從西方各國選舉看來,四種偏見都有增無減。剛舉行了的美國大選,更是一個集中的大型展示。


以創造就業職位為例,卡普蘭指出經濟增長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不等同於創造了多少就業職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反而會撤銷了某些就業機會。最明顯的是,二百年前,95% 美國人是農民,如今僅為 3%。富餘的勞動轉移到了城市的製造業部門。


他指出,人們一般在就業、購物、招聘員工、制訂商業策略時是理性的,若不理性而為,會要付出沉重金錢代價。


在不花錢,相反會得到經濟利益時,人就可能非理性起來。於是一個種族主義的雇主也會雇用黑人,因為黑人工資低廉;一個保護主義者也會購買優價廉的進口貨。投票取向是另一回事。投票選擇的政治信仰可免費享用,可滿足心理信仰,可建立自我形象,可消耗到消耗不起為止。


對於選民,有「理性而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 之說。卡普蘭認為,選民與政客都要對西方民主之衰敗負責任。政客知道哪些經濟政策對公眾有利,也知道公眾不歡迎哪些政策,但他們最關注是怎樣才可以當選,以及怎樣才不會被選民拋棄。


在選民與候選人都「理性的非理性」計算下,選舉結果會是什麼?實例不勝枚舉,眼前犖犖大者是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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