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多了一個新詞:新常態,the new normal。昨天在一本書中又見到:Another way is to see shock and surprise as the new normal (另一種方式是把打擊和意外視作新常態)。這是說,美國要把類似九一一那樣的打擊和意外視作新常態。在中國,「新常態」是隨着習近平班子的新政而成為熱詞的。
上面的例句出自美國一本分析未來大趨勢的書:The Future, Declassified (解密未來)。副題是 Megatrends that will undo the world unless we care (若我們不關注就會顛覆世界的大趨勢)。這書的作者 Mathew Burrows (馬修.伯羅斯) 很有來頭,曾經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主要職責是為總統和國會撰寫每四年一稿的《全球趨勢》報告,代表着美國對全球展望的公開觀點 (至於內部的分析報告自然不會公開)。中國也翻譯出版這一報告,我手頭就有一本這個委員會二零零五年發表的報告,關乎對 15 年後即二零二零年的世界的趨勢研究,作者就是伯羅斯。他離任後,根據他最後的一個報告寫了上述一書,放膽說出在報告中不便說的個人見解。
關於「新常態」,日前在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一年半之前的一篇演講紀錄中也有所見識。在他的印像中,這個詞是幾年前在達沃斯的冬季年會上熱炒起來的。那時,西方在金融海嘯後的大規模量化寬鬆方興未艾,而經濟始終奄奄一息,哈佛大學的前任校長薩莫斯 (曾任美國財政部長) 於是在論壇上作了一個比喻:當你等巴士,本來每五分鐘一班的車沒有來,二十分鐘沒有來,一個小時還是沒有來,這時候你應該知道你進入了新常態,巴士永遠不會來了。這有調侃味道,有點悲涼和無奈。伯羅斯也是從負面去說新常態的。
習班子的提倡的新常態則是樂觀、積極的。如李稻葵說:「我們現在強調新常態,不是悲觀的,相反我們的取向是相反的,是面向未來的,是想給整個經濟結構調整注入新的思想。」
他認為在這新常態中有三個基本要素:第一是增長速度階段性的下降;第二素是經濟結構的深刻、全面升級;第三是以嶄新的心態和姿態參與國際經濟的大分工。他說,十年前回國的時候說中國需要大國發展戰略,那時提出「可能提早了一點」,現在中國在搞大國發展戰略了。這指的就是「一帶一路」。
就戰略的重要性,伯羅斯在《解密未來》一書的序言中表達了對美國的不滿。他認為,在對美國各大弱項的分析中,政府規劃 (planning) 不足最差勁,始終是「危機管理重於長期戰略策劃 (long-range strategizing)」。他指出: 「哪個國家可以最終發展出進行戰略性運作的方法 ,哪個國家就可以擁有超越其他國家的巨大優勢。」
據基辛格觀察:「中國式的思維非常善於戰略規劃。」
中國的政治架構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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