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8日 星期四

國家危機之特異性

戴蒙德是從應對危機的個人經驗論述到國家應對危機之道的,兩者有同有異。國家應對危機,涉及領導者、集體決策、國家制度等問題,比個人問題複雜得多。

個人面對危機,第一個是要「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但作為一個國家或城市,要達成「舉國共識」才能直面危機。如果社會分裂,共識難產,那就無法直面現實,要就國家、社會狀況作出誠實的自我評估更無從談起。危機可能因而一年一年拖延下去,讓泥足越陷越深,以致難以自拔。


願不願意為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在個人與國家都存在兩個可能,要麼咬緊牙關、擔起重責,要麼推卸責任、怨天尤人。後者總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總認為要負責任的是別人,以致明明自己有病了而不肯承認,反要別人吃藥。


戴蒙德指出,國家、城市危機中,有些問題是個人危機中不存在的。


例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制度在現代社會中有關鍵作用,社會據之有規律地運作。可是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要適時革新。制度若難以更新而與時代脫節,就是發展的跘腳石。有時,制度在建立之初,建立者為避免朝令夕改而為改革設下較高的門檻。這在一二十年中不成問題,一二百年過去,門檻可能各種條件僵化而越來越高,以致把門都封死了。譬如在美國,想修改不適應時代的憲法,根本沒有可能。


又例如,領導者在解決危機中的角色。領導者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才能者能脫穎而出。投票選舉可以嗎?有人說,西方的民主選舉的一個起源,是到處征戰的遊牧民族,他們要民主選出智勇雙全的領袖不難,因為誰是帥才,戰場上、馬背上見真章,有目共睹,絕不會有「靠把口」的無能之輩能得到眾人的擁戴。現代選舉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說會道而贏得選民歡心就可以上位,選出個騙子來不出奇。選民對自己的錯誤選擇無為力,最大的本事是若干年後,「選」他下來。你見過哪個「民主」國家領袖、官員因為抗疫失職被革職查辦?


戴蒙德又提到國家應對危機中的集體決策權問題。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是「民主」國家為避免「獨裁」的制度設計。可是這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已在不同「民主」國家中畸變,不但無法匯集集體智慧,反而造成政治極化,形成互相不信任的低效政治生態,使共識成為鼻尖前面的永遠吃不到的紅蘿蔔。美國在「否決政治」慣性下,產生了特朗普個人以 Tweeter 治國的空子,集體決策完全給繞過了。


戴蒙德是美國學者,對美國了解最深,特別用兩章分析美國在危機面前的狀態(其他六國都只佔一章),可是書中找不到 Donald Trump 的名字。用意是避免讓人以為分析只就特朗普施政而言,而希望讀者從美國整體去看問題。


《劇變》成書時,新冠疫情還未發生。見識了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應對疫情之無能、拙劣,再讀戴蒙德的分析,感受更深刻。


(《劇變》閱讀筆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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