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口罩：疫情中的外部性

「三個和尚沒水喝」，制度的外部性。

外部性（externality），或外部效應、外溢效應，是個重要的經濟學理論，但這不僅是經濟現象，亦可以以之觀察、解釋疫情。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Alan S. Blinder 不久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就用外部性理論分析要不要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問題。

在經濟學上，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對第三者的影響，有利第三者的為正外部性，不利的為負外部性。

升降機門打開，走進一位秀色可餐的靚女，賞心悅目，對升降機中其他人來說就提供了正外部性；可是她塗的香水引起一位鼻敏感者不適，那就是負外部性了。

在經濟上，外部性可以給第三者帶來巨大收益，例如農民種上油菜花，讓養蜂人收穫蜂密，蜜蜂又進而傳播花粉造益果農；但外部性也可以造成嚴重破壞，大量環境破壞就是這樣形成的。相同的是，負外部效應的「始作俑者」看似不必負上責任，而提供正外部效應者沒有因此得到什麼好處。

Blinder 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就產生了巨大的外部性。

譬如佩戴口罩，要花錢買，戴起來不舒服，戴上了可能顯得異相；雖然有研究認為戴口罩的經濟成本很小，而對健康好處很大；但亦有科學家說，口罩的自我保護作用其實不大，對別人的好處更大一些。「所以戴口罩的正外部性是巨大的。」保持社交距離也差不多。

但 Blinder 指出，在沉迷於自由市場的社會中，人們衡量利害得失之下，提供無償正外部性的活動會供給不足。「基礎經濟學告訴我們，自私自利的個體決策者不會願意戴口罩」；「自由市場中的個人決策將導致社交距離的縮短」。

關鍵其實是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問題，如果把個人利益、自由無限放大，就如英文中的我（I）永遠得大寫，那就難以調和了。

也並非毫無辦法的。外部效應一般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調節，而要由政府負起責任，標準做法是徵稅或補貼，例如以徵收排污稅來治理環境污染。對於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Blinder 認為最好的辦法可能是強制執行。

至於聲稱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Blinder 說，紅燈和限速也「侵犯個人自由」，但可以拯救生命；佩戴口罩亦一樣，反對戴口罩其實是在殺人。

香港正在推行新冠病毒免費檢測運動，口號是「普及檢測，為已為人」。檢測的直接作用是保障個人健康，是「為己」；而外部性是「為人」，最終亦「為己」，是為正外部性。若有人預先高價購入「來路」檢測劑，就可能蒙受損失了，是為負外部性。